通南巴 “红灯教”大反“十元半”

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但成果很快落入窃国大盗袁世凯之手。四川成了南方革命势力和北方反革命势力争夺的重要地区之一。四川各派军阀为扩大各自防区，混战不已。

自1912年至红四方面军入川，大小战争480余次，平均每月发生战祸两次以上，给广大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巴中是军阀混战的重灾区，仅1918年至1923年的六年间，就有5个军阀在巴中轮番播灾：

1915年，广安匪首郑启和聚匪成军，骚扰至巴中，3年后，驻绥定的靖国军司令颜德基正式委任令郑为纵队司令，并驻扎通、南、巴一带。1920年6月，靖国军潘文华部喻海清倒戈投潘，驱逐郑启和。后潘文华为独占巴中，又驱逐喻海清。同年4月，四川陆军十八师刘湘部和二十师田颂尧部相继由陕南开驻巴中，控制通、南、巴三县。此时逃往汉的北洋军阀刘存厚也由汉中开驻巴中。巴中，成了众军阀垂涎的一块“肥肉”。

这些军阀轮流割据巴中期间，施行暴虐统治，其中军阀郑启和为害最重。

民国七年(1918)3月，郑启和打着“靖国军广安川北民军总司令”的招牌盘踞通、南、巴一带，巧立捐税名目，大肆扩充军费。强迫老百姓普种鸦片，令县年筹“特别捐”30万元。规定各农户不分贫富每户交洋“十元半”的银元鸦片烟捐。当时，每个银元可买稻谷200多斤，交足十个半银元就要出售近3000斤稻谷，中产之家都很困难，贫苦农民家就更没有办法，官逼民反，于是“红灯教”大反“十元半”的斗争便爆发了。

“红灯教”是一个带有宗教性质的民间组织，早期亦称灯花教、燃灯教，是四川地区民间秘密结社，原本是白莲教的异名支派，由于白莲教遭到清政府的严厉镇压，遂以红灯教之名传教。红灯教组织，最高者是“皇帝”(真主)，一般成员称兄弟、佛兵。红灯教吃斋、画符、念咒、练法水(据说喝一口神水，刀砍不入，枪打不进)……为了发展组织，他们蛊惑百姓入教，抗粮抗捐，对抗官府。1902年，四川发生了较大规模的“红灯教”率众起义，有30多个县联袂响应，有很大的声势。后在清军的镇压下，起义失败。

“红灯教”在通、南、巴地区的创始人为岳文富，小名八娃子，南江松林观人，父亲早死，母亲双目失明，自幼食不果腹。为了谋生，逃难到陕西，参加了“红灯教”，1917年回南江。在生活实践中，他初识一些气象知识，能较准确地预测风雨，人称“岳八神仙”。他在松林观一个山洞里以练神水为人治病为名，广泛联系农民反抗捐税，在大河、赶场、贵民、下两、沙河等地发展教徒近6000人，树起了“红灯教“大旗。随后，向巴中、通江发展，扩展到陕南、南镇、镇巴、紫阳、安康等地48个场镇，参加群众60多万人。

1918年5月，岳文富率“神兵”在南江起事。初因缺乏经验，武器也差，在战斗中岳文富被郑启和部锐梯青旅捕获遇害。郑启和以为杀了“红灯教”首领，就能把反抗捐税的斗争镇压下去，哪知巴中、通江两县的“红灯教”徒提出了“打倒十元半，为死难的师傅报仇”的口号，一齐起事，专杀一贯横行乡里的收款委员和对穷人手段毒狠的巨富。由于郑启和总部设在巴城，拥有重兵，巴中的“神兵”陆续集结通江。

民国八年（1919）端午节，通江“红灯教”也正式宣告聚义造反，将通江县派来催要十元半的陈差遣和陕西汉中碑坝的罗宗智，插标绑押会场，杀死祭旗。仪式毕，朱兆琼率神兵大队经平溪坝、沙曹里、板桥口，到写字岩，与郑启和军队交火，并与农民义军李自鸿部在狮子岗会师。郑部遭朱、李两军夹击，溃不成军。红灯教在板桥口杀了当地恶绅张龙图。

义军在通江以大小通江河为主，大通江河以得汉城为据点；小通江河以青峪的铜钵山为据点。在空山坝、朱家坝、平溪坝等地建立大本营，以朱兆琼、李子洪、张百山等为首领，朱兆琼、李子洪等联络县东北各乡民众延请南江岳八神仙的高徒传授刀枪诸法，在上程家坝、下陈家坝、铁厂河、板桥口、草池坝、空山坝、苦草坝等地建立教堂，组织红灯教，吸收教徒2万多人，掀起反“十元半”的抗捐运动。朱兆琼等或称“护民大总统”，或称“军民总司令”，下设千总、百总、哨长、十长等职，县西北、东北皆为红灯教所据。

“红灯教”义军面对郑启和的围攻，采取小队出击办法，郑启和亲自派兵镇压，也是处处扑空。

这场斗争主要在通江、巴中、南江三县，后来扩张到陕西的南郑、镇巴、紫阳、安康等地。直至1921年，郑启和使用杀伤力强的枪炮，才将“红灯教”队伍打散。最后一支“神兵”，在转移至巴中、清江、鼎山、花溪时，遭到围剿而失败。

这场战争，持续了三年多，与军阀大小数十战。终因敌强我弱失败，不少义军头领及战士都牺牲于军阀的屠刀之下。红灯教被镇压后，川陕人民筹集路费，选派代表朱月哲、朱有剔扛上朱兆琼“官逼民反”的大旗，到成都去告状。当局慑于民愤，罢了通江县罗知县的官。郑启和被迫撤离通、南、巴，“十元半”全部停征。

“红灯教”反暴政斗争虽被镇压下去，郑启和的“十元半”却被反掉了，这使广大贫苦农民认识到：只有反抗，才会有出路；只有斗争，才能胜利。来源：巴中阳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