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书籍流通（十一）：读者传写内部的自律机制

读者传写因为分散各地，各自为政，再加“写书”者的主客观条件千差万别，因而不可避免产生两大问题：一是作品复制的差错率特别高，二是违规或不规范现象特别多。一般说，作品凡经传写，必有错讹；传写越久，错讹越多。从传写渠道得来的文本，合格者少，多数存在问题，或问题严重。这样的文本不经校雠，人们不敢放心使用。这两大问题，靠传写自身是无法解决的，非靠校雠不可。校雠的作用，一是纠错，二是规范。纠错，是纠正篇章、卷次、文字等方面的种种差错，并考定作者，鉴别作品真伪。规范，是在纠错的基础上，使目录、标题、卷面版式等都符合流通规范的要求。凡校雠，都是在旧文本基础上通过纠错与规范这两种机制，或恢复作者文本的原貌，或校成新的文本。校雠产生的合格文本，它们流布到社会上，对传写活动的最大影响是以这新的合格文本，取代不合格的旧文本，重新成为公众“写书”的对象，进而消除或减少流通领域乱象，恢复流通正常秩序。所以，读者传写离不开校雠；离开了校雠，流通领域必定乱象丛生。

汉代以来，读者传写所以成为公众传播的主渠道，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原因就是坚持与校雠相结合，结果促使我国校雠学迅速兴起，并迅速发展。所以胡适曾说：“校勘之学起于文件传写的不易避免错误。”^[1]校雠，或称校勘，就是通常所说校书。但是，不可将古代的校雠与今天所说“校对”视为等同。随着读者传写的规模不断扩大，与此相适应，在全国范围逐渐形成了多元化校书的格局，这就是官府藏书机构校书，民间藏书家校书，以及学者校书等。这样的多元化校书，目的与作用不尽相同，最终都为公众“写书”提供新的合格文本，从而消除或减少流通领域的乱象，恢复正常流通秩序。

先看官府藏书机构从事校书。西汉与东汉的官府藏书机构，本来分别设于各部门。到东汉后期，为整合分散的藏书机构而设置秘书监，总揽朝廷藏书事宜。东汉桓帝延熹二年（159），“始置秘书监一人，掌典图书、古今文字考合同异。”^[2]以后经魏晋至隋唐，秘书监（省）一直是国家最高藏书机构。最初，东汉桓帝时规定秘书监的任务，一是“掌典图书”，此为藏书；另一是“古今文字考合异同”，此为校书。这两大任务，为后世秘书监（省）完全继承。汉以后的官志记秘书监（省）有校书郎若干人，专职从事校书^[3]。那么，秘书监作为国家最高藏书机构，为何成为国家最重要校书机构呢？这是因为秘书监的书籍主要来自传写渠道。凡从传写渠道得来的文本，必定合格的少，差错与问题很多；不经校雠，不可放心使用。因此，秘书监不得不将源于传写渠道的文本，经校书郎校雠后，再将这校本在自己作坊中制成新书，才能供藏书之用。秘书监作为藏书机构为何必须校书？原因就在读者传写无所不在；秘书监若不校书，几乎就是无书可藏。一般说，秘书监的校书水平较高，他们校定的文本流布到社会上，大都成为人们争相传写复制的对象。

再看藏书家从事校书。藏书家都热衷于书籍与文化，有些还是学者，他们常常亲自校书。例如曹曾，字伯山，山东济阴（今山东定陶一带）人。^[4]王嘉《拾遗记》卷六记曹曾：“天下名书，上古以来，文篆讹落者，曾皆刊正，垂万余卷。”^[5]一生校书“万余卷”的曹曾是经学家，随欧阳歙学《尚书》。欧阳歙死于东汉初年，据此推测，曹曾大概是东汉前期人。经学家郑玄是东汉后期重要藏书家。他临终前在给儿子信中说：“末所愤愤者，徒以亡亲坟垄未成，所好群书率皆腐敝，不得于礼堂写定，传与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图乎！”^[6]“写定”，就是校定。郑玄把“亡亲坟垄未成”与群书“不得于礼堂写定”并列作为临终遗恨，可见他对藏书校雠的重视。汉以后的藏书家，他们校书比汉代藏书家更多、更常见。

民间学者校书，西汉就有，东汉更多。学者笺注古书，必将文本重新校定。像郑玄笺注《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论语》《孝经》等，这些经籍文本都经他重新校定。此外，马融、何休、高诱等笺注古书，都将文本重新校定。著名学者校定的文本，在读书界享有很高声誉，最受“写书”者的重视与关注。

东汉末年刊刻熹平石经，其目的是校雠，实际作用也是校雠。石经刊刻经过见《后汉书·蔡邕列传》：“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熹平四年（175），乃与五官中郎将堂谿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飏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7]据考，熹平石经凡七经，即《易》《书》《诗》《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有人以为，熹平石经的作用是将七经公诸于世，事实并非如此。七经属今文，西汉已经立于学官（《论语》除外），说明西汉时早已有定本传于世。这七经若通过熹平石经才公诸于世，时间就太晚了。刊刻熹平石经，目的是“正定六经文字”。经籍流通，通常靠弟子传写老师之书。所谓“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这“俗儒”指经师。弟子传写经师之书，差错难以完全避免。经籍文字的差错因为事关政治，故而熹平石经以刻石方式向公众颁布标准文本，以供人们校订之用。“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就是人们按石经文本各自校订文字。可见，刊刻熹平石经的目的及其作用都是校雠。

读者传写作为书籍流通的主渠道或主要方式，一方面，它因为分散各地，各自为政，很容易产生错讹、违规等种种负面现象；另一方面，读者传写内部又存在一种自我约束、自我规范的自律机制，它源于士大夫的文化情结。士人在观念上崇尚文化，重视文化价值，故而容易懂得作者文本与名家校本的重要性。毫无疑问，读者中多数人不具有亲自校书的能力。但是，他们“写书”时只要懂得作者文本或名家校本的价值，各自为政的读者传写就不至于出现不可收拾的大问题。像《古文尚书》在西汉由孔安国校定后，经民间传承到东汉，先有贾逵为之作训诂，以后又有“马融作传，郑玄注解”，^[8]这样从西汉到东汉在民间传承了二三百年的《古文尚书》，辗转于数代人之手，或为学者，或为普通读者，可是流通始终有序，就是因为传承者与“写书”者都知道以孔安国校本为准。社会上各类读者因为观念上崇尚文化与文化价值，所以“写书”时无不倾心追求名家校本与作者文本。他们这样做，对书籍流通来说，则成为可能避免无序与混乱，从而得以健康发展的一种保证。再者，士人以道德为重，无不重视以维护著作权为宗旨的道德准则。凡校书，必考定作者，鉴别作品真伪。读书界始终坚持反对剽窃、篡改、假冒等违规行为。这样在道德领域筑起维护著作权的铜墙铁壁，再加读书界倾心追求作者文本或名家校本，两者结合就在读者传写内部，形成一种自己纠正差错、自己制约违规的机制，这就是自律机制。因此，各自为政的读者传写，看似无有管束，经常产生错讹、违规等种种负面现象但由于内部存在一种自律机制，不断制约违规，不断纠正差错，所以虽有乱象而不至于酿成天下大乱，出了问题也是可以解决的。再从校雠方面看，一方面，倾心追求作者文本与名家校本，成为读书界具有标志性的一种文化特征；另一方面，通过多元化校雠产生新的合格校本，不断成为读书界新的追求对象。如此循环往复，促使书籍流通跟随学术进步的步伐，不断从无序回归有序，不断从不规范回归规范。

从维护流通秩序的要求看，不可不注意《别录》《七略》《汉书·艺文志》等校雠学著作的作用。这是因为，面对无数作品及其作者，即使最博学的学者也是难以掌握作者文本与名家校本的全部资料。而《别录》《七略》《汉书·艺文志》等校雠学著作可以在这方面为人们提供可靠的信息与资料，诸如书名、篇名、篇数（卷数）、篇章次序，还有作者（包括校者、注者、编纂者等）姓名、郡望、履历，以及其它有关资料。人们根据校雠学著作的这些资料，再对照书中序、跋、目录、卷次、篇章等，就能比较正确地判断是否是名家校本或作者文本。从社会上看，不合格的写本肯定很多。离开了校雠学著作的指引与帮助，人们很难完全识别写本的真伪或残缺，随时都可能落入不良写本的陷阱。故而《别录》《七略》《汉书·艺文志》等成为读书界必备之书，成为士人必读之书。东汉高诱《吕氏春秋·序》称：“著在《录》《略》。”^[9]高诱《淮南子·序》又称：“光禄大夫刘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10]从高诱这种口气，可知选择读本必以《别录》《七略》为据，这也成为读书界一种共同看法。

注释

[1] 胡适《元典章校补释例序》，陈垣《校勘学释例》，中华书局2004年版，《元典章校补释例序》第1页。

[2] 《文献通考》卷56“秘书监”条，见（宋）马端临著《文献通考》，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661页。亦见《后汉书·孝桓帝纪》与《后汉书·百官志二》注。

[3] 如《隋书·百官志》载北魏、北齐、隋代的秘书省有校书郎十二人：“后齐制官，多循后魏……秘书省，典司经籍。监、丞各一人，郎中四人，校书郎十二人，正字四人。” “（隋）秘书省，监、丞各一人，郎四人，校书郎十二人。”（《隋书》卷27，卷28） 《旧唐书》卷43《职官二》载唐代秘书省有校书郎八人，著作局有校书郎二人：“秘书省……校书郎八人，正九品上。……著作局……校书郎二人，正九品上。”

[4] 《后汉书》卷79上《儒林列传上》：“济阴曹曾字伯山。”

[5] （晋）王嘉撰，（梁）萧绮录，齐治平校注：《拾遗记校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57页。

[6] 《后汉书》卷35《张曹郑列传》。

[7] 《后汉书》卷60下。

[8]《后汉书》卷79上《儒林列传上》：“扶风杜林传《古文尚书》，林同郡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玄注解，由是《古文尚书》遂显于世。”

[9] 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新校释》，中华书局2002年版，《吕氏春秋序》第2页。

[10]何宁《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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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光裕（1936—2024），江苏武进人。1959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留校执教。1970年，借调至山东省委宣传部工作。1973年，回到山东大学，任《文史哲》编辑部副主任，全权负责复刊等事务。1975年初，重回山东省委宣传部。1978年，任山东省委宣传部理论研究室副主任。1979年夏，再次回到山东大学，出任《文史哲》编辑部主任。在他主持刊物期间，《文史哲》的发行量跃居全国同类刊物之首。1984年冬，他辞去行政职务，回中文系教书。1996年退休。刘光裕先生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知名的、具有广泛影响的编辑学专家和出版史名家。他关于编辑概念的论述引发学界广泛关注与长期讨论；他是《中国出版通史》的发起人；他的中国古代出版史研究具有开创性，在出版史学界产生强烈反响。在经学、柳宗元研究、汉字文化等领域，刘光裕先生的研究也产生过重要影响。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刘光裕先生出版了《编辑学论稿》（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柳宗元新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中国书籍出版社2017年再版）；《编辑学理论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历史与文化论集》（中国文学出版社，2004年）；《先秦两汉出版史论》（齐鲁书社，2016年）；《蔡伦造纸与纸的早期应用》（齐鲁书社，2021年）等著作，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其中数篇文章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刘光裕先生两度主持《文史哲》的工作，对《文史哲》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而突出的贡献。

【责任编辑：秦雅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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