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年》里钱弘俶有一个特别长的官职：

检校司空，右卫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江东南面行营观军容使，权睦、婺、台、衢、处、温六州水陆都转运使，提举南面行营驻军粮秣、甲仗、辎重公事

这么长的官是干嘛的？其实就两个字：监军。

后汉朝廷加授的荣誉性“本官”

检校司空：虚衔散官，标示品阶（从二品），无实职，承唐制以示恩宠。

右卫大将军：南衙禁卫虚职，五代时仅存仪制意义，彰显武阶高位。

开府仪同三司：文散官最高阶（从一品），五代时仅存仪制意义

行营实职：监军权力的操作化

钱弘俶的行营实职构成一套环环相扣的监军执行体系：

江东南面行营观军容使：作为监军核心身份，赋予其总监行营军务、奏报将帅功过乃至临机制止军事行动的权力，直接体现皇权对前线的垂直监督；

权睦、婺、台、衢、处、温六州水陆都转运使：以“权”字点明临时授权性质，专司统筹六州税粮征收、漕运调度与军需物资调配，此举旨在既保障前线补给线稳定安全，又切断统帅对后勤命脉的掌控，将粮秣供应权收归监军管理；

提举南面行营驻军粮秣、甲仗、辎重公事：聚焦后勤管理，提举公事意为 “主管并推动某项事务”，“某某公事”常作为某一重要官制的职务后缀，强调其“处理某方面公务”的职责。这个官职是派去专门负责、全权管理粮秣、甲仗、辎重的官员

钱弘俶的幕僚体系：监军职能的延伸

• 崔仁冀（六州都转运司机宜文字）：掌机要文书、密奏传递与战略研判，实为监军情报与文书中枢。
• 沈寅（提举公事司勾管粮秣甲仗辎重）：“勾管”即专项核查，专司物资账目稽查与流程复核，形成对转运环节的二次监督，确保“提举公事”指令落地无误。

此三级架构（监军主官—转运系统—提举稽核）环环相扣，使钱弘俶虽无“统兵”之名，却握“制兵”之实，完美诠释五代监军“以文制武、以监驭将”的制度设计。

钱弘俶以非宦官身份出任历史上由宦官专任的“观军容使”，也是唐末到五代官制转变的典型例子的戏剧化改变，比如：

• 枢密使：唐中后期由宦官专掌“承受表奏、出纳帝命”，至后梁朱温尽诛宦官，改以亲信文臣敬翔为崇政院使（枢密院前身）；后唐复称枢密使，郭崇韬、安重诲等武将文臣相继执掌，渐成“内相”，与宰相分掌军政，标志枢密系统彻底外廷化。
• 宣徽使：唐代为宦官掌宫廷礼仪之职，五代时多由节度使、高级武官兼任（如后晋杨光远），成为外朝重臣加衔，职能扩展至协调诸司、参与军议。
• 观军容使：本为唐代宦官监军最高头衔（如鱼朝恩），安史之乱后权倾朝野。入五代，因宦官集团遭系统性清洗（朱温白马驿之祸后尤甚），监军职能转由皇帝亲信宗室、藩镇子弟或文武重臣承担。电视剧中钱弘俶以吴越王族身份出任此职，正是“宦官监军”向“宗室外监”转型的典型个案。

此三类使职的“去宦官化”，本质是五代皇权重构的缩影：君主为制衡骄兵悍将，既需监军之实，又忌宦官干政，遂将监军权授予可信外臣。钱弘俶的任命，恰是刘知远拉拢吴越、以“亲藩监军”控扼东南的战略举措。

钱弘俶的职务配置，集中体现了五代时期政权维系与自保的制度智慧。

其一，权力制衡之策：将监军、转运、提举三项权力集中于可信的宗室掌握，既避免多头监军相互牵制的弊端，又凭吴越王族身份缓和藩镇疑忌，体现出刘知远“借亲藩控东南”的战略考量。

其二，制度过渡特征：“观军容使”由宦官专任转由宗室出掌，并与枢密使、宣徽使的外廷化进程相呼应，预示了宋代“文臣监军”“三司掌财”等制度形态的萌芽。

其三，历史与剧情的互证：剧中仰仁诠对钱弘俶管理粮秣的质疑、将领对于钱弘俶的嘲笑，是前线将领对于监军存在的质疑与担忧。监军干预后勤本属制度安排，同时成为武将集团与中央关系紧张的焦点，凸显乱世之际皇权对军权的深层焦虑。

《太平年》对钱弘俶官职的设定立足制度史考证，未见明显史实偏差，并据此构建出五代监军体系的缩影。叙事从“检校司空”等礼仪性虚衔，延展至“观军容使”等具实权的监军职位，再关联枢密、宣徽等使职逐步外廷化的历史脉络，逐层呈现钱弘俶在行营中的功能定位，即作为皇权在前线的延伸。

上述职务体系既体现对唐代宦官监军传统的吸收与调整，也契合五代时期“以监驭兵”的政治逻辑，成为观察当时军政结构的重要切口。除对官名与职掌的校订之外，叙事亦通过官制细节传达历史意旨：在藩镇并立的格局下，每一纸任命背后，皆关涉皇权、将权与地方势力之间的结构性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