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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1953年政变把摩萨台首相赶下台后，政变的积极参与者扎赫迪将军继任为新首相，这时困扰伊朗的最大问题仍然是局势的不稳定，虽然1954年英伊石油国有化危机解决后伊朗又可以出售石油了，但是面对百废待兴的伊朗乱局，这点石油美元远远不够，国家稳定也尚需时日，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巴列维政权最强大的外部支持者的美国就责无旁贷了，艾森豪威尔政府着手计划对伊朗的援助，在美国的援助下，到1955年年底，伊朗经济基本从石油封锁的阴影中恢复过来。

但是由于广泛存在的腐败以及巴列维国王没有实施急需的改革，导致伊朗经济在20世纪50年代末又陷入停滞状态，政治局势也愈加动荡。

1、艾森豪威尔与伊朗

面对伊朗的困境，美国决策者决定加大援助幅度，自1960财政年度起，美国平均每年增加了约3000万美元的经济援助，而且进出口银行还向伊朗提供了2100万美元的贷款。在1950-1965年间，美国共向伊朗提供了7.097亿美元的经济援助。美国对伊朗经济援助的最重要后果是使一些潜在的不安定因素得到部分抑制，政局获得暂时稳定。相对及时的美国援助和快速增长的石油收入（从1955年的9000万美元增加到1964年的4.82亿美元)为巴列维国王国内统治的巩固奠定了较为坚实的物资基础。

在国际安全层面，作为遏制苏联战略的组成部分，20世纪50年代中期，艾森豪威尔政府着手对友好的第三世界国家进行警察、情报部门和准军事组织的训练和装备。

伊朗有三个部门接受了美国的此等援助：维护乡村秩序的准军事组织宪兵；国家警察；情报组织。美国对伊朗的安全援助大大提高了伊朗安全部队的工作能力，使得国家政权能更有力地对付国内不稳定因素，巴列维国王的独裁统治因此得到进一步的推进与巩固。

另外，早在杜鲁门政府时期，美国决策者就曾试图在中东建立地区安全合作组织，但是没有取得成功。艾森豪威尔上台后，美国政府旧事重提。1953年春，国务卿杜勒斯出访中东，与各国领导人商讨安全合作事宜，在美国的积极推动下，伊拉克和土耳其在1955年2月签署了相互合作公约，即人所熟知的巴格达条约，其后英国和巴基斯坦相继加入其中。

巴列维国王对巴格达条约组织很感兴趣，在他看来，伊朗传统的中立政策已经证明不能保护国家的安全，“经过两次世界大战，我们亲眼看到，具有战略地位的伊朗采取中立政策是不现实的”，因此，国王认为伊朗的“外交政策必须建立在极为现实的基础之上”。

国王的意思是伊朗必须寻求与他国联盟来保护自己。历经与美国的几次交涉，伊朗终于在1955年11月加入到巴格达条约组织之中。通过加入巴格达条约，巴列维国王对美国的安全保障诉求获得部分满足：尽管美国没有正式加入巴格达条约以及其后的中央条约组织，但是它与条约各成员国签订了双边军事协议和经济及技术协议，从而把这些国家纳入美国的全球战略之中。

不过巴格达条约组织的寿命极短，在1958年7月伊拉克发生革命、旧王朝被推翻后，伊拉克新政府抵制了随后的条约会议，并要求该组织总部迁出伊拉克，随后杜勒斯国务卿立即与其他成员国进行了一系列的双边会谈，最终促使新的联盟一中央条约组织（CENTO)诞生。

此外在安全方面，伊美还于1959年签署了巴列维国王盼望已久的伊美双边防御协议。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伊朗的全方位援助大大推进了这个中东国家的稳定进程。

1961年，崇尚改革的约翰·肯尼迪入主白宫，成为美国第35任总统。为了使伊朗成为遏制共产主义势力的强有力工具，肯尼迪总统要求巴列维国王进行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改革。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肯尼迪是美国历届总统中向伊朗施加改革压力最大的一位，但恰恰是在这一届政府时期，巴列维国王牢固地确立了自己在伊朗的独裁统治。

2、肯尼迪对伊朗的态度

1960年下半年，伊朗出现了一些不稳定苗头，包括农民展开了反对地主的斗争，地主阶级、处于上升期的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宗教界领袖对巴列维国王的独断专行也颇有微词，通货膨胀、土地投机交易、上层人士的奢侈和下层人的艰苦并存，这一切都使得伊朗处于改革和革命的竞赛中。

为了缓和局势，巴列维国王在1961年试图以放宽些许禁锢政策的方式，来缓和自己所面临的沉重压力，但是这并没有取得意想中的效果，伊朗的不稳定状态呈加剧之势。

《纽约时报》在1958年1月载文中说伊朗正处于一种不安定的状态，这对它的内部安全和中东地区的稳定都是危险的”，“危险的是国王越来越独裁，这或许会促使非共产主义反对派投向苏联的怀抱。值得注意的是，在1960年前后，竟然有些伊朗人对美国没有压制巴列维国王实施改革颇有微词，他们无法理解美国人为什么会容忍他们所能看到的腐败和无效率”。

在他们看来，美国人可以“要求（伊朗）政府必须剔别除那些腐败分子以及执行法律，否则就不能得到来自华盛顿的帮助”，他们认为只要美国向国王施加足够大的压力，土地改革和其他方面的改革将会得以加速进展，伊朗现代化的步伐也将迈得更快，伊朗因此会变得更加强大和稳定，但是让他们失望的是“美国并没有尽力使（伊朗的）改革事业向前推进。

实际上这些伊朗人高估了美国对国王的影响力，虽然美国也的确进行过一番此类的努力，但是它不能以一场政变来威胁国王进行深刻的改革，因为这不仅与美国稳定中东的政策相违背，而且还与国王的美国不得干涉伊朗内政的要求相冲突。

1961年，肯尼迪出任美国新一届总统。在对外关系方面，肯尼迪总统特别重视像伊朗这样与苏联接壤的国家，主张推进这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把它们塑造成更强有力的助手，以更好地服务于美国的冷战事业。

但是由于巴列维国王的独裁统治很不得人心，导致伊朗内部出现上述严重之混乱，这很让肯尼迪政府担忧，所以该届政府成立后不久就设立了由助理国务卿菲利普·塔尔伯特领导的伊朗特别工作组。

经过调查研究，伊朗工作组建议美国政府要鼓励伊朗领导人进行社会、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改革以及加强伊朗的武装力量，另外工作组还建议美国要增加与民族主义反对派的接触，鼓励温和的反对派人物抵制激进反对派所带来的压力，工作组的上述建议构成了今后两年美国对伊朗政策的基础。

1961年5月，曾经出任伊朗驻美国大使，且得到美国政府青睐的阿里·阿米尼成为伊朗的新一任首相，华盛顿对阿米尼政府甚是期待，因此对它也多有支持，可是美国此举并没有得到巴列维国王本人的认同，以致在二十年后书写的回忆录中，国王对此时任命阿米尼为首相还怨声载道：“美国压我任命摩萨台的经济部长，当时的反对派领袖阿里·阿米尼为首相。我当时的首相亚法·沙里夫·埃玛米，警告我提防美国的阴谋，但我没有相信他的话。1961年5月，我屈服了，任命阿米尼为政府首脑。”

阿米尼首相尽管利用美国的支持，以及推行紧缩政策逐渐使伊朗经济步入正轨，但是他的紧缩政策也遭到民众的极大非议，因而备受猛烈攻击；再者，阿米尼首相和巴列维国王在推进土地改革这一问题上存在较为尖锐的矛盾：

阿米尼主张土地改革应该更制度化更宽泛，认为土地改革仅仅是全面改革的第一步，但是巴列维国王则认为土地改革事实上就是改革的全部。

他也不愿意听从阿米尼首相的建议进行全面的经济规划和反腐败行动，与一国之君竟然存在如此严重的意见冲突，阿米尼的首相之路显然是难以为继。

另一方面，随着事态的发展，华盛顿也认为阿米尼首相的改革步伐迈得太大，担心他会控制不住局势的发展，从而给苏联提供涉入伊朗的机会。

也有学者推测肯尼迪政府在巴列维国王1962年4月访美之际与之达成默契：同意国王把阿米尼首相解职，由国王亲自主持伊朗改革事宜，虽然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伊美在这一问题上达成共识，但阿米尼首相的确是在1962年7月宣布辞职，其公开的理由是美国拒绝向伊朗提供急需的帮助。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到肯尼迪政府时期，巴列维国王在伊美关系上也越发具有独立性倾向，比如在1962年访美时他曾对肯尼迪总统和戴维·迪安·腊斯克国务卿直言，“我们不是你们的跟班”。

2、肯尼迪政府与伊朗白色革命

面对日益沉重的社会危机，巴列维国王于1963年年初公布了酝酿已久的“白色革命”计划并诉诸全民公决，企图以改革来巩固自己的统治。

在全民公决中国王大获成功，99.9%的投票人投了赞成票。巴列维国王的改革计划不仅在国内获得绝对支持，而且还得到来自最主要盟友美国的赞扬，伊朗全民公决后，肯尼迪总统给国王发贺电说这是他的重大成功；国务卿迪安·腊斯克认为巴列维国王正在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支持和鼓励国王及其改革计划是恰当的…国王仍然是维护我们在伊朗根本利益的关键人物”；《纽约时报》则把国王此次的成功看做是“一场伊朗统治者直接与反对保守势力和传统势力的工人和农民联在一起的革命”，是“至今为止伊朗进行的最公正、最有代表性的”选举。

“毫无疑问，伊朗最大多数的民众支持国王新的大胆的改革努力”，“对即将到来的旨在恢复议会统治的选举”是值得期待的，有理由期望“伊朗将会逐步实现美好的明天，那些团结一致投票赞成政府支持的候选人的民众一定会这样认为”。

肯尼迪总统、迪安·腊斯克国务卿、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的专家对巴列维最初的改革成效相当满意，毕竟伊朗加快了土地分配进程，为城镇工人提供了更多的救济金，军队的规模也得到缩减并且效率也得以提升，同时还降低了与苏联的关系热度。

过渡时期的经济和农业计划也制定出来，尽管城镇知识分子、地主和宗教领导人对国王的厌恶不会立即消失，但是他们力量的分散和军队对国王的忠诚将保证伊朗现政权的稳定。

有这些积极乐观的信息存在，尽管当时美国政界对巴列维国王的改革也有不同认识，但是华盛顿仍然肯定国王是唯一能使伊朗保持政治稳定的领导人。尽管此时国内外皆洋溢着乐观的气氛，不过对巴列维国王而言也正面临潜在的危险，那就是一旦民众热切的期盼无法获得满足，他们就很容易会产生失落感，从而使得国王政权的威信骤然下降，不满情绪定会爆发，伊朗后来事态的发展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在巴列维国王声势浩大的“白色革命”开展不久，他就遭到国内某些势力日益强烈的反对，宗教界和地主、民族阵线一道抨击政府。这时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伊朗宗教界的举动，事实上，作为一个伊斯兰国家，伊朗的宗教界早就对巴列维王朝的世俗化心存不满。

3、伊朗1963年事件

巴列维国王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对伊朗伊斯兰化，之前波斯精神的倡导也让宗教界深有被抛弃之感，而“白色革命”更是触及宗教界的切身利益。在白色革命中，宗教界尤其反对土地改革，因为它们拥有大量的地产，这也在国王的重新分配之列。

这时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也开始引起全国的注意。在1963年伊美商谈双边军事条约更新期间，华盛顿希望对方给予在伊朗的美国军事顾问法律豁免权，这遭到包括霍梅尼在内的反对派的强烈不满。

在伊朗议会通过这个条款后，霍梅尼给予了更为猛烈的抨击，他说这“将伊朗人民置于美国人的奴役之下…因为美国是美元之地，因为伊朗政府需要美元”。

在豁免法令通过后不久，议会又通过了伊朗向美国贷款2亿美元用于军事购置的提案，这部分证实了霍梅尼对国王政府的批评。这时伊朗还发生了严重的暴力事件。

1963年3月23日，在德黑兰以南的圣城库姆，政府部队袭击了一所学校，导致一名教士死亡、数名学生受伤。这激起了宗教界更强烈的反对政府的热情，在其后的一次宗教仪式上，布道者对国王进行了严厉的谴责，把他列为什叶派穆斯林的最主要的敌人之一。

面对库姆众多的宗教人士，霍梅尼进行了一次饱含感情的布道，警告国王尽快改变政策。国王则与之针锋相对，在6月4日下令逮捕了霍梅尼和其他几名教士，并把他们带到德黑兰。这激起了全国范围的反对政府大骚动，德黑兰的示威游行持续了5天，参加的有教士、学生、教师、店员、政府工作人员、工人和失业者等。

国王试图用安全部队来控制局势，于是在6月5日，国王下令向示威者开火，结果在三天后国王基本控制住了德黑兰的局势，不过这是以数百人、或许是数千人的生命为代价的。

伊朗1963年动乱发生后，美国给德黑兰的示威游行贴上了反动标签。在华盛顿看来，国王是一位改革者，代表了正确的一方。

肯尼迪总统在给国王的一封信中表明了他对这次事件的看法：

“对于在最近试图阻止你改革大业的不幸事件中的生命丧失，我与你一样感到遗憾。不过我相信，当你的人民意识到你正在为全体伊朗人建立社会公正和机会均等所采取的政策的重要性时，这样的示威将会逐渐消失。”

其实美国高层并没有认识到德黑兰1963年骚乱的重要性，肯尼迪对伊朗1963年事件的认识过于简单化，因为当时的示威游行不仅仅是受到“反动毛拉”的蛊惑而进行的盲目行动，其中很多人之所以参加是因为他们要反对压迫性日益强烈的国王政权。

肯尼迪是唯一强烈要求巴列维进行改革的美国总统，但是恰恰在他的任期内，巴列维国王扫除了各种障碍实现了独裁统治。在这一过程中，肯尼迪政府的改革派起到了推动作用，正是他们向国王施加压力，要求他进行改革，然后又不分青红皂白地认定国王就是一名改革者。巴列维国王本人也将要为他此次的得手付出惨重代价。

1963年事件和1953年事件一样，都强化了伊朗民众的如下认识：

国王只是在美国的帮助下才取得胜利，美国是国王的坚定支持者。这一认识既否定了国王在伊朗人心目中的合法性，也使得美国受到更多的憎恶，越来越多的伊朗人把美国看做是无恶不作的“大撒旦”。

联邦德国曾在1963年针对伊朗青年搞了一次民意调查，结果显示33%的被调查者认为美国是“侵略的”，在这一项中苏联的比率只有19%；85%的被调查者认为美国对伊朗的援助“使得富人更富”，只有8%的人认为美国的援助“改善了多数人的生活状况”；50%的被调查者认为美国“太倾向于使事情保持原状”，这充分说明了美国在伊朗民众心目中的地位与形象。

其实，巴列维本人对肯尼迪及其领导的政府也没有什么好感，就如同国王在其回忆录中所言：“60年代初期对我们来说是最动荡不安的时期，它正好也是肯尼迪政府开始执政，美国加紧阴谋反对我国的时期。”

国王不满肯尼迪政府的不仅是因为它压迫伊朗进行政治等改革，而且还认为该届美国政府图谋以所谓民主政府来取代巴列维政权，以伊朗利益为代价迎合激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正是在此等担忧下，巴列维国王才部分改变对苏联的态度，加强了与莫斯科的联系，这实则是向华盛顿示威之举。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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