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荣耀》吴石成功潜伏多年，为何刚去台湾不久就暴露？

1975年12月20日，北京解放军总医院的病房里，生命已近终点的周恩来总理，约罗青长谈对台工作问题，询问台湾近况及在台老朋友的情况，嘱咐不要忘记为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

他用微弱却清晰的声音特意点出了两个名字，一个是彼时仍健在的张学良，另一个，则是已在二十五年前牺牲的吴石将军。

那时候，大陆方面知晓“吴石”这个名字的人寥寥无几。

这个曾身居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高位的陆军中将，仿佛被淹没在历史的尘埃里，他的故事、他的身份，都成了少有人提及的秘密。

直到2009年，谍战剧《潜伏》热播，余则成在敌人心脏周旋的剧情牵动人心，媒体循着“潜伏原型”的线索深挖，吴石、朱枫等名字才逐渐走进公众视野；而最近热播的《沉默的荣耀》，更是将镜头对准吴石，让这位潜伏英雄的事迹被更多人知晓。

他是谁？

他做了什么？

北京福田公墓一处不起眼的墓碑之后，短暂地记录着这位沉默的英雄的一生……

（一）

吴石，字虞薰，1895年8月生于福建闽侯县一个贫寒的书香之家。

父亲是个穷酸秀才，家中常年捉襟见肘，但吴石从小便展现出过人的聪慧，邻里常夸他是个读书的好苗子。

1911年，辛亥革命的炮火点燃了整个中国，也点燃了年仅16岁的吴石心中的热血。

那一年，他在福州开智小学读书，老师在课堂上讲起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事迹，当他听到，这七十二位英雄里，有十九位是他的福建老乡时，一种难以言喻的情感瞬间击中了他。他们为推翻清廷抛头颅洒热血的故事让吴石心潮澎湃。

他辗转反侧，数夜难眠，最终下定决心，放下书本，投笔从戎，加入了北伐学生军。他要用行动证明，读书人不仅能舞文弄墨，也能为国效力。

1913年，吴石进入武昌预备军官学校深造。

这一年，中华民国的建立并未带来真正的和平，袁世凯的野心逐渐暴露。

3月末，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人暗杀的消息传来，吴石和同学们闻讯无不义愤填膺。他曾试图联络闽籍同学，计划回乡参与倒袁运动，但因海上交通断绝，未能成行。

同年7月，李烈钧在江西宣布反袁独立，吴石的同窗雷彪毅然前往九江参加起义，却在失败后被捕牺牲。

雷彪的死让吴石痛彻心扉，在那个白色恐怖的氛围里，人人自危，吴石却冒着被开除甚至杀头的风险，在校内秘密召集闽赣同学，为好友举行了一场追悼会。

重情，重义。这是他性格的底色。

很快，这个才华与品行都极为出众的年轻人，被保送到了当时中国军官的摇篮——保定军官学校。

这所学校是当时中国军事教育的最高学府，汇聚了全国各地的青年才俊。

吴石在这里如鱼得水，无论是年终考试还是毕业考试，他的成绩皆名列全校第一，被誉为“军校状元”。

他的同学中有张治中、吴国桢、白崇禧、刘建绪等人，这些名字后来都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吴石的才华不仅体现在学业上，他的军事素养和战略思维也让教官刮目相看。保定军校的岁月，为他日后的军旅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9年，吴石以“军校状元”身份东渡日本，先后进入日本炮兵学校和陆军大学深造。

在异国他乡，他依然保持着刻苦钻研的精神，毕业成绩在两校均名列第一，被称为“十二能人”——能文、能武、能诗、能词、能书、能画、能英语、能日语、能骑、能射、能驾、能泳。

吴石的全面才华让日本教官也赞叹不已，称他是不可多得的军事奇才。

这段留学经历，让他成为当时中国军界公认的“日本通”。他不仅精通日语，更对日军的战术思想、组织架构、后勤体系了如指掌。这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被证明是何等宝贵的财富。

学成归来，吴石在陆军大学任教多年，培养了一批批年轻军官，为国家的军事建设贡献力量。

（吴石）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吴石被调往蒋介石的军事大本营，担任情报处处长。

这是一个极为关键的岗位，他负责搜集和分析日军动态，几乎每周都要被蒋介石召见，直接汇报情报。

吴石的报告翔实精准，甚至成为蒋介石判断日军战略行动和攻击方向的重要依据。

然而，吴石的政治背景属于以李宗仁为首的“桂系”，在蒋介石“任人唯亲”的政策下，他始终未能获得带兵的实权，只能局限于幕后工作。

这一点让他心中隐隐有些不平，这种“用而不信”的猜忌，像一根看不见的刺，深深扎在吴石的心里。他一生抱负，是驰骋疆场，驱逐倭寇，而不是在官僚体系里做一个高级幕僚。

但他依然尽职尽责，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抗战情报工作中。

1939年，国民党侍从室在重庆花溪成立“第三处”情报机构，吴石被调入其中。

他撰写了一份《共产党阴谋叛乱及其对策》的研究报告，详细分析了共产党的活动及其应对策略。这份报告被呈送至蒋介石手中，获得了“继续研究”和“嘉勉”的亲笔批示。

吴石因此成为国民党反共阵营中的重要人物，他的忠诚与才华得到了上层的认可。

在那个年代，他对党国的信仰依然坚定，认为只有团结一致才能抵御外敌，保卫国家。

抗战进入中后期，吴石终于在白崇禧的推荐下，担任第四战区中将参谋长，得以参与前线指挥。

在桂柳大会战和中越边境保卫战中，他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

面对日军南下和越北侵犯的双重压力，吴石以长官部直属的弱小部队为核心，采用固守反击的战术，与敌军展开殊死搏斗。

吴石亲自部署，确保广西龙州至靖西岳圩一带的中越边境广大地区不被敌人占领。

这一系列战役让吴石在军中威望大增，也让他对自己的军事能力充满信心。

然而，1944年的湘桂战役成为吴石心中一道难以愈合的伤痕。

日军大举进攻湘桂，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吴石所部多次电请当局增调兵力，却始终得不到回应。偶尔传来的电报，也只是“再作坚持”“就地筹措”之类的空泛指令，关于增援兵力、补充弹药的核心诉求，从未有过明确答复。

蒋介石此时的算盘，早已不在湘桂的胜负上——他要借着日军的手，削弱桂系等地方实力派的兵力，同时把中央军主力收缩在大后方，一门心思提防北方的共产党。“北扼共党，南灭异己”的私心，竟让他对前线的生死存亡视而不见，任由湘桂防线在日军的攻势下一点点崩塌。

1944年11月，柳州失守后，整个湘桂战场彻底陷入混乱。

吴石跟着残部向西撤退时，眼前的景象成了他一辈子都忘不掉的噩梦：天上，日军的战机低空盘旋，炸弹落在逃难的人群中，炸开的血肉与尘土混在一起；地面，日军的追兵紧咬不放，枪声、爆炸声、哭喊声响成一片。

天气极度寒冷，大批难民在逃难途中冻死、饿死，惨状触目惊心。

那一刻，吴石站在寒风里，他想起自己在军校里苦读、在战场上拼杀，本以为是在为国家民族效力，可眼前的一切告诉他，这个政权早已背离了初心。他们不在乎百姓的死活，不在乎士兵的牺牲，只在乎权力的争夺、派系的倾轧。这样的政权，真的能带领国家走出困境吗？真的值得自己为之付出一切吗？

吴石开始频繁地在家中和公开场合表达不满，他的声音低沉而无奈：“国民党没救了。”这句话从一个曾经忠诚的将领口中说出，透着无尽的失望。据他的大儿子吴韶成后来回忆，父亲在那段时间里，无论是对家人还是对外人，都毫不掩饰对国民党现状的痛心。

（二）

哀莫大于心死，那个“为党国尽忠”的吴石，正在一点点死去。而一个新的、迷茫却又渴望寻找真相的自己，正在战火的淬炼中，艰难地醒来。

为他点亮这盏灯的人，适时地出现了。

抗战末期，吴石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内心的天平已经开始倾斜。

吴石逐渐对共产党产生了好感，认为他们的理念或许更能救国救民。

在这一过程中，几位关键人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其中一位是他的同乡前辈何遂，一位辛亥革命元老，在国民党内人脉极广，曾代蒋介石管理黄埔军校。

何遂的五个子女中有四个是中共地下党员，他的引导让吴石对共产党有了更深的了解。

另一位是同乡吴仲禧，后来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司法厅厅长等职。吴石通过吴仲禧，开始以隐秘的方式为共产党提供帮助。

吴石利用自己的关系，帮助吴仲禧在国民党国防部谋得一职，以便更好地获取情报，同时通过他将信息传递给中共。

从这一刻起，吴石以极大的勇气和忠诚，投身于地下情报工作。

1948年，淮海战役前夕，吴石的行动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

吴仲禧以国防部中将部员的身份，被派往徐州“剿匪总司令部”。

徐州“剿总”戒备森严，想混进去比登天还难。

可巧的是，徐州的参谋长李树正是吴石的学生，凭借吴石的书信，吴仲禧受到了热情接待。信的内容很简单，就是向自己的学生推荐一位才干出众的老友，希望能给予关照。

凭借这封信和吴石“军校状元”、“陆大教官”的赫赫声名，吴仲禧不仅受到了李树正的热情接待，甚至被这位毫不知情的参谋长亲自带着，走进了存放着最高机密的作战室。

李树正指着墙上那幅巨大的作战地图，滔滔不绝地向“吴老师推荐来的前辈”炫耀着自己的部署。吴仲禧则一边谦恭地听着，一边将所有的兵力番号、火力配置、进攻路线，死死地刻在了脑子里。

吴仲禧随后迅速赶往上海，向潘汉年汇报了这些情报。

这批信息为人民解放军的战略部署提供了重要依据，而吴石作为幕后推手，默默为这场决定性战役贡献了力量。

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逼近南京，国民党分水陆两路向台湾和广州撤退。

此时，国民党国防部尚保存有500箱重要的军事机要档案资料。这些档案涉及战略部署、部队编制等核心机密，若落入解放军手中，将对新中国的建设起到巨大作用。

吴石深知这些档案的价值，他以“进则返京容易，退则转台便捷”为托词，将这批档案运至福州保存，打算伺机献给解放军。

此时的吴石，已经不再是那个对“党国”愚忠的儒将。他像一条潜龙，在黑暗的深渊中，静静地积蓄着力量，等待着惊雷乍响。

1949年8月，福州城外炮声隆隆，解放大军兵临城下。对于吴石来说，这本该是苦尽甘来的时刻。

他保全了500箱国民党核心档案，策应了老友获取了淮海战役的关键情报，只要他愿意，他可以安安稳稳地留下来，作为功臣迎接解放。

然而此时，他接到了蒋介石的命令，赴台出任国防部参谋次长。

面对这一命令，吴石本可以选择抗命，留在大陆以保全自身，但他却做出了一个更为大胆的决定——前往台湾，潜伏在虎穴之中，继续为中共提供情报。

吴石认为自己的觉悟来得太迟，对人民的贡献太少，唯有以身犯险，方能弥补内心的愧疚。

他要去台湾，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为了把自己的余生，当成一枚钉子，狠狠地楔入国民党政权的心脏。

在厦门港的码头上，吴石与大陆做了最后的告别。他将成为中共潜伏在台湾的最高级别情报人员，代号——“密使一号”。

吴石与中共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驻港负责人万景光（化名刘栋平）取得联系，并通过何遂的千金何嘉作为中间人，先后三次派人将重要情报送至香港。

然而，台湾的局势远比吴石想象中更为险恶。

蒋介石对中共地下党展开了血腥镇压，岛内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吴石与大陆的联系被切断。

这一情况直接导致了1949年10月和11月解放军攻打金门、舟山群岛的行动受挫，攻占台湾的计划比原先预计的更加困难。

吴石身处孤岛，周围危机四伏，但他并未退缩，而是继续寻找机会传递情报。

1949年12月初的一天，吴石在台北的书房里接待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这位客人身着漂亮旗袍，是一名中年女士，名叫朱枫，是中共华东局派往台湾与他联系的情报人员。

她从身上取出一封密信交给吴石，信中传达了组织的最新指示。

吴石看完信后，从书房北墙上的一个秘密小保险箱中取出一只小圆铁盒，郑重地交到朱枫手中：“朱枫同志，盒里装的微缩胶卷全是绝密军事情报（包括《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以及《关于大陆失陷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等绝密内容），望你以最快的速度送回大陆。”

朱枫将情报妥善收藏，三天后，她在基隆港码头将这批重要情报交给中共华东局情报部特别交通员——定期往返香港与基隆的“安福号”海轮上的一位大副。这批情报很快通过秘密渠道送至毛泽东手中。

情报辗转送达北京，当这份图纸和相关文件摆在毛泽东的案头时，这位伟人罕见地动容了。他详细询问了情报的来源，当得知是来自国民党内部一位代号为“密使一号”的潜伏人员时，他用手重重地敲了一下桌子，击节赞赏。兴奋之余，他当即挥毫，写下了一首气势磅礴的赞诗：“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这首诗不仅是对吴石贡献的肯定，也寄托了对统一大业的期盼。

朱枫在台湾期间，与吴石秘密会面了六次，陆续送回多批重要军事情报。他和朱枫，就像在万丈悬崖上走钢丝的演员，脚下是随时可能将他们吞噬的深渊，但他们每一步都走得沉稳而坚定，凭借缜密的安排和过人的胆识，成功完成了任务。

吴石知道，自己身处敌营，每一步都如履薄冰，但他从未动摇过。他相信，这些情报将为祖国的统一和人民的解放铺平道路。

（三）

1950年初，台湾岛内的气氛愈发紧张。国民党对中共地下党的镇压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岛内组织几乎被连根拔起，吴石与大陆的联系早已中断。

他身处孤岛，周围尽是猜忌与监视，但仍未放弃传递情报的努力。他知道，每一份送出的情报，都可能为祖国的统一增添一分希望。然而，危险正悄然逼近。

1950年2月2日，朱枫按照上级指示，准备返回大陆完成任务。

然而，就在朱枫即将离开台湾之际，与她联系的地下工作人员蔡孝乾被国民党逮捕。

在严酷的审讯下，蔡孝乾供出了朱枫的身份。

（蔡孝乾）

国民党迅速展开追捕，但此时通往香港的空中和海上航线已被紧急封锁，朱枫陷入绝境。

消息传到吴石那里时，他知道，最坏的情况发生了。他面临着一个电光石火间的抉择：是立刻切断所有联系，利用自己的身份和人脉伪装自保，还是冒着万劫不复的风险，为同志争取最后一线生机？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暴露自己去救一个同样已经暴露的下线，这在情报工作的原则里，几乎等同于自杀。但吴石不是一个纯粹的特工，他首先是一个人，一个重情重义、有着自己道德准则的人。

吴石利用自己的职权，为朱枫签发了一份《特别通行证》，让她得以乘机逃往国民党尚占领的舟山。

这份通行证成为朱枫逃生的关键，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在全城搜捕“共谍”的节骨眼上，动用如此高级别的特权去送走一个“嫌疑人”，一旦被查，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国民党未能抓到朱枫，蔡孝乾在继续审讯中供出了吴石的名字：“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就是‘密使一号’！”

敌人迅速扑向吴石的家中进行搜查，很快发现了那份《特别通行证》的存根以及其他相关书面材料。

证据确凿，蒋介石震怒，下令立即逮捕吴石。

铁证如山，吴石被捕了。他的夫人王碧奎也受到牵连，被一同抓进了监狱。

台湾当局通过这些线索，不仅摸清了朱枫的去向，也为吴石的“叛逆”行为定了罪。

在这次行动中，岛内400多名共产党员被捕，中共在台湾的地下组织几乎全军覆没。

朱枫最终也未能逃脱，她在舟山被国民党军警抓回台湾，面临与吴石同样的命运。

吴石被关押在监狱中数月，期间遭受了严酷的审讯，但他始终未曾屈服。

1950年6月10日，台湾当局的“特别军事法庭”判处吴石死刑，同案的还有朱枫、陈宝仓（台军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以及聂曦（吴石的副官）。

行刑当天，吴石身着整齐的中将军服，步履从容地走向台北马场町刑场。临刑前，他吟诵了自己在狱中写下的一首诗：“天意茫茫未可窥，悠悠世事更难知。平生殚力唯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嗟堪对我翁。”

随后，他遥望大陆方向，声音低沉而坚定：“台湾大陆都是一家人，这是血脉民心。几十年后，我会回到故里的。”他的话语中没有一丝悔意，只有对祖国统一的信念。

枪声响了……

行刑后，蒋介石下令拍摄照片，以儆效尤。

这些照片很快被送到他的办公桌上，确认真实记录了吴石等人的死亡。遵从了蒋介石“死要见尸”的命令。

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台北的土地。吴石的遗体，被他的旧部悄悄收殓，草草地埋在了台北市郊一个名叫“六张犁”的乱葬岗里。

仅仅八天后，6月18日，另一位更高级别的军政大员陈仪也以“勾结共匪，阴谋叛变”的罪名被枪决。

国民党高层投共的风潮让蒋介石感到威胁，他以铁血手段“整饬纪纲”，试图稳固自己的统治。

吴石牺牲后，由于两岸关系的复杂性，他的真实身份长期不为大陆民众所知。

他的子女在大陆因此遭受误解甚至迫害，生活艰辛。

直到1973年，在毛泽东的支持和周恩来的特批下，吴石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他的贡献终于得到了官方的认可。

1975年12月20日，周恩来总理在病危之际与罗青长讨论对台工作时提到了吴石的名字，这份惦念，体现了高层对吴石历史功绩的肯定。

1981年，吴石的大儿子吴韶成终于与远在美国的母亲重聚。

1993年，吴石的夫人在美国病逝。

1994年，历经无数周折，吴石夫妇的骨灰由子女分别从台湾和美国捧回大陆，合葬于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南侧的福田公墓。

原农业部长何康主持了一场小范围的追悼仪式。

吴石的墓碑上雕刻着双龙戏珠图案，底座是一方朴素的花岗岩，碑前放置着一束白色绢花，虽经风雨洗濯略显褪色，却依然寄托着后人的缅怀。墓碑背面刻着简要的碑文，记录了吴石将军波澜起伏的一生。

墓旁一株碧桃斜倚，繁花朵朵，与环绕的黄杨相映成趣。

吴石夫妇的墓与何遂之墓比肩而立，两家世交的情谊与共同的理想，在此得到了永恒的延续。

当年吴石受何遂影响并通过何遂与共产党建立了直接联系，而何遂之子何康就曾在香港、大陆之间为吴石传递情报。

据何康回忆，华东局原本计划由何遂携子潜伏台湾，但因上海解放后何康公开任职，其他子女的地下党员身份也被国民党掌握，其任务交由何遂推荐的吴石执行。

据何家后人回忆，吴石的牺牲对何遂打击极大，“他总是认为吴石是因他而死，代他去牺牲，从此郁郁寡欢”

“魂归故里”——这是吴石将军用生命许下的诺言，在44年后，终于实现了。

他的墓，与他的引路人、同乡前辈何遂的墓比肩而立。两位世交好友，生前为共同的信仰并肩战斗，死后在青山翠柏间继续相伴，仿佛在诉说着那段惊心动魄的往事。

岁月流转，光阴荏苒。

2009年，谍战剧《潜伏》的热播让吴石、朱枫等名字逐渐为公众所知。

2010年12月，朱枫的遗骨通过民间机构从台北送达北京。

陈宝仓的遗骨早在1952年便由教会友人携至香港，辗转送回大陆，1953年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的公祭仪式，毛泽东亲自签署了烈士证书。

这些迟来的纪念，彰显了历史对隐秘战线英雄的正义肯定。

（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无名英雄纪念广场上的四位英雄塑像）

吴石从国民党“状元”到“叛逆者”的转变，源于他对国家民族的深沉热爱。他的牺牲是时代洪流中无数隐秘英雄的缩影。

台湾当局档案中对“吴石等叛乱案”的描述，将其称为“丧心病狂”，却未触及国民党腐朽导致人才流失的根本原因。

他们看不见吴石在湘桂战场上目睹百姓流离失所时的痛心，看不见他为求增援屡屡“泣请”却遭冷遇时的失望，更看不见这个政权因派系倾轧、私心作祟而背离“国家民族”初心的真相。

吴石从未“叛乱”，他只是选择了那个真正能让百姓安居乐业、让民族走向希望的方向。他的“叛逆”，是对腐朽的决裂，是对信仰的坚守，是一个有良知的军人对“国家”二字最赤诚的诠释。

青山做证，英魂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