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刑罚可是五花八门，有的是直接对犯人的身体进行折磨，例如“五马分尸”、“腰斩”等等，但是有一种刑罚却没那么简单，那就是流刑，这种刑罚需要把犯人押送到非常远的地方进行劳役。

流放都是到条件艰苦的地方，路途遥远并且一不小心可能就会在途中丧命，但是又必须有官差看守这群犯人并把他们押送到目的地，许多人都不乐意干这档差事。

但碰上女囚犯的话又不一样了，很多官差不仅不怕苦累甚至还抢着要去，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一、古代女性流刑制度

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流刑作为一种特殊的刑罚手段，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唐代作为中国古代法制臻于完善的重要时期，刑罚体系中的流刑制度也对女子的流刑作出了不一样的规定。

周代“三宥之法”中已有对女性罪犯的特殊考量，《周礼·秋官》记载：“妇人犯罪，坐其家长”。这种将女性视为附属品的观念，奠定了后世女子流刑的伦理基础。春秋时期出现的“妇人不梏”原则，进一步确立了区别对待的司法传统。

汉代“徙边”政策中，女性往往作为家属连坐流放。居延汉简记载的案例显示，被流放女性多从事“补衣”等劳役。

到了唐代，在《唐律疏议·名例律》中，明确记载：“诸犯流应配者，三流俱役一年；妻妾从之。若女许嫁已定，归其夫；无夫者，从近亲。”

普通女性罪犯虽然被判处了流刑，但是也不一定真的就将她流放，也是有别的办法可以代替的，改在当地执行刑罚。《贼盗律》规定：“妇人犯流者，亦留住，决杖、居作。”

也就是说犯人可以不被流放到那么远的地方，但是依然要接受惩罚，可以代替的方式有三种，第一种就是要杖刑代替流放，按照流刑的等级折算要打多少杖。

第二种就是在当地的官营作坊服劳役来代替流放，第三种就是收赎特权，也可以用铜来赎刑。

实际上虽然免于流放之苦，但对这些女子来说所受的苦一点也不比流放少，“决杖居作”就是当众进行的，这相当于很多人亲眼观看女性罪犯受刑，使女性承受公开羞辱，《酉阳杂俎》就记载了决杖现场常引发围观。

这在心理上的伤害可不比流放少，古代女子向来就受到的约束更多，当众遭受到这种惩罚，让很多女子都接受不了。

但也有一些例外不包括在这个留住制度内，比如一些特殊的罪名，犯了重罪的女性就必须遭到流放。

在古代像谋反大逆这种大罪，那是全家都要遭到严重的惩罚的，一些女性家属就会被连坐流放。

之所以对女性囚犯流刑制度有特殊的规定也是有考量的，如果女性被流放了，那么她的家庭就会因此解体，对人口生育来说流放女性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吐鲁番文书《唐西州高昌县勘责妇人王氏案卷》显示，官府会核查女性是否承担哺育职责。

并且唐代家庭手工业依赖女性劳动，《大唐六典》就记载官府常征调女性犯人从事纺织等“居作”劳动。

二、押送女犯

那些被判流放的女囚犯，往往需要跋涉数千里前往边疆苦寒之地。令人费解的是，这种看似艰苦的押解任务，却常常成为官差们争抢的“肥差”。这不仅是简单的公务执行，更是一条不为人知的道路。

相较于男性囚犯，女囚押送衍生出更为隐秘的剥削模式。最直接的就是这些官差对女性的侵犯，这些官差往往不老实，仗着押送的路途遥远且人烟稀少，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就盯上了这群弱势的女囚犯。

本身流放之路就条件艰苦，很多女子都不堪忍受侮辱，最后都自我了断了。

对这些官差来说，女囚犯就是他们获取利益的资源，很多的女囚犯在路上走着走着就不见了，难不成还是逃跑了？这显然不可能，身为官差的男子在力量上与女囚犯相比要制服是绰绰有余的。

而那些莫名就消失不见的女囚犯，实则是被他们要么卖掉，要么用来交换利益了。

另外，这些女囚犯还是官差们换取钱财的一大途径，他们勒索囚犯的家属进行精准的敲诈。比如向家属传递消息表示家属需要定期送银两确保女囚不受虐待，美名其曰“路途照顾费”，实则是明晃晃的威胁。

为了敛财，这些官差会声称路途遥远路上指不定有什么意外，如果想见到活着的女囚犯，就需要家属给钱赎买。

要是想见到女囚犯，那好说，还得给钱。总之就是对家属进行各种敲诈勒索。

再加上，押送女囚犯可也得给他们计入“工资”当中，而押送的地方多是偏远之地，因此官差们可以趁机捞一笔“灰色收入”。

押送犯人的途中会发放一定的口粮，并且这个口粮是按照人头来算的，女囚犯的胃口往往没有男囚犯那么大，这就让这些官差看到了“收入”。

实际上，官差可不会那么好心，绝对不会实打实地把口粮都给囚犯，他们为了敛财会故意克扣女囚犯的口粮，比如说换成质量不那么好的已经发了霉的米，或者直接就少给，这样他们每人能从省下来的口粮中捞一笔油水。

女囚往往要承受的是双重的劫难，一来是要面对流放路上的艰苦条件，二来又要时刻警惕保护自己。回望这段历史，女囚流放路上的黑暗交易，实则是专制权力与性别压迫交织的极端呈现。那些争抢押解任务的官差，不过是寄生在腐朽制度上的缩影。

参考信息：

郑州大学：唐代妇女流刑制度研究

《唐律疏议》：名例律

法制博览：唐代流放制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