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治平四年(1067)夏,山东登州某个村庄（州治位于今天的烟台蓬莱区）发生了一件特殊的13岁女孩“好色杀夫案”，引发了持续700年的争论。

这一案件，也从各个侧面揭示了宋代女性的地位与困境。

01. 案发

案发 AI制图

案件的女主角名叫阿云，年仅13岁。父亲在她很小时就已死去，母亲也在几个月前离世，她只能由叔叔、婶婶照顾抚养。在宋代，养女儿实在是“赔钱货”：不仅要供其吃住，还要在她出嫁时送上大笔嫁妆，其陪嫁品远比男方的聘礼要贵重。叔叔家中并不富裕，为了减少嫁妆，接手阿云不久，叔婶做主，将她许配给邻村的韦阿大。

当阿云得知自己的未婚夫是当地有名的丑汉时，因为“嫌婿陋”（嫌他长得丑陋），与叔婶吵了几次，但对方不为所动。阿云不得已，只能自己解决问题。

那天晚上，等天黑之后，阿云从厨房里拿出一把刀，就去找韦阿大，发现他不在家中。隔壁有人告诉阿云，韦阿大在地里照看庄稼。阿云握着刀冲到地头，发现有个人影正在睡觉。阿云举刀就砍。鬼使神差，韦阿大在刀落下的一瞬间醒过来，他挥手抵挡，被砍断了一根手指。二人稍微纠缠了几个回合，阿云毕竟年小无力，只得仓皇逃离。黑暗之中，韦阿大没看清对方的面容，也不敢追赶。

次日一早，韦阿大就去官府报案。

事关人命，知县亲自审案，排除谋财、仇杀之后，线索很快指向阿云。阿云迅速被抓到县衙。没有动刑，阿云就承认了杀人的动机和过程。

审案很容易，案情很明了，但判决过程却是一波十折，一直闹到皇帝面前，而且几年后才得到判决，却又在十多年后又重新翻判。

02. 审判

许遵画像 AI制图

知县判决很简单：按照大宋法律，谋杀亲夫者，绞刑。就是勒脖子吊死。

按照当时的法律程序，判死刑的案子，要逐级上报给中央政府，由皇帝御笔亲批，决定杀还是不杀。

案件上报到州里。登州一把手许遵立即提出了不同意见：“纳采之日,母服未除,应以凡人论。”他改判为：打20脊杖，加流2500里。

许遵是当时知名的法学专家，他通过大宋的“明法”项科举考试，获得官位。当时是大理寺详议官判登州知州，相当于挂职担任登州一把手。大理寺是负责全国重要案子的机构，详议官则是结合案情给出判决结论的官员。

作为专家，许遵对宋代法律的研究自然十分深入。他指出，阿云与韦阿大定亲（纳采）之时，她还在给母亲守孝期间。按照宋代法律精神，在为父母、爷奶等直系近亲服刑时，不得定亲、结婚。也就是说，阿云的定亲无效。既然无效，她就不是韦阿大的未婚妻。她与韦阿大的关系就是普通人（凡人）。按照宋代法律，谋杀普通人而未遂者，只判流刑，而不判死刑；谋杀亲属，要罪加一等，才能判绞刑。

案件继续上报。先是报给许遵的原工作单位大理寺。大理寺的另一些专家认为，既然已经定亲了，阿云的行为就是“杀夫已伤”,应该判绞刑。

然后，案件再继续上报给审刑院。审刑院负责复核大理寺存在争议的案件，由更多资深法律专家参与会审。得出的结果，也是阿云应该判绞刑。

审刑院是宋代司法机构的最后一个环节，其判决相当于终审，但死刑案的结论只能供皇帝参考。最终裁决权在皇帝手中。

经过几轮反反复复的审核，时间已经拖到了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这年二月，锐意改革的宋神宗开始发布自己新的政令，其中包括一条：“谋杀已伤，案问欲举，自首，从谋杀减二等论。”意思是说，在谋杀案中，只杀伤而未杀死人时，在被审讯和举报之前有自首情节的，按照谋杀罪减二等论处。

于是，许遵抓住宋神宗的这条新敕令，对阿云案提出抗诉。他认为，既使阿云定亲合法，也应该按照自首情节，对她免除死刑。

许遵的抗诉再次被审刑院驳回。审刑院认为，阿云是在被审问之后才承认罪行的，不应该被认定为自首。

由于各种意见难以最终统一，按照程序，案件最终送交皇帝判决。

宋神宗发挥皇帝的特权，以“特赦”方式，免除了阿云的死刑。

神宗的判决下放到审刑院。审刑院按照旨意，免除阿云死刑，将她流放到外地。

03. 争议

王安石画像

但审刑院同时提出，许遵对待此案的态度可疑，存在“枉法裁判”的可能，应该问罪。

但宋神宗不仅没有将许遵治罪，不久后，还把他调回到大理寺，担任一把手，即大理寺卿。

虽然阿云案已经按照皇帝的旨意处理完毕，但当上大理寺卿的许遵，却仍然要继续讨论这个案子处理过程中存在的法理问题。他指责审刑院官员：“弃敕不用,但引断例。”意思是，有皇帝亲自颁发的敕令可用，却非要援引以前断案的旧例来对照判决，非要拿道德来评判。这是“塞其自守之路,非罪疑，惟轻之义”。动不动就死刑，断了自首从宽的里，不符合儒家宽恕的思想。

随着双方交锋的深入，专门负责整顿官员风气法纪的御史台也出面发表意见。御史台说许遵 “所见迂执”，议法不当，应受处分。

御史台的加入，使这场纯粹围绕案件所做的法律争论，上升到官员的道德情操和个人能力问题了。事实上，两派之间的争论，也隐隐带着刚刚开始的维新派和守旧派之间的路线争执。

眼看“阿云案”的争论越闹越大，宋神宗干脆搞了一场“法制大辩论”。他要求代表当时最有学问水平的“两制”人员参加辩论。所谓两制，简单来说，就是负责给政府（宰相府）写文件的笔杆子，和负责给皇帝写文件的笔杆子，他们是当时全国最有声望的文人学者。在这场辩论中，“内制”翰林学士的代表王安石力挺许遵，“外制”中书舍人知制诰的代表司马光则主张死刑。

熙宁二年（1069）二月，宋神宗再次下诏：“今后谋杀人自首，并奏听敕裁”。有自首情节的谋杀未遂案件，都交给皇帝来判决。这是要剥夺法律部门的职权。宋神宗此举，一方面，是要给阿云案做最后的“总结”，同时，也是要收紧权力为接下来推行改革做准备。

不久，王安石被任命为副宰相，开始推行改革。改革受到守旧派的抵制，“阿云案”又成为改革派和守旧派阐明立场、夺取司法权的“战场”。

宋神宗再次提升辩论的规格，改为“两府合议”。所谓两府，是指掌握行政资源的中书门下（即宰相）府，和负责军事问题的枢密院。意见仍然不能统一。

宋神宗再次下诏：“律不足以周事情，凡律不裁者，一断以敕”。意思是，法律没有规定周全的事情，用法律不能明确裁决的案件，一律按照皇令的敕令断决。围绕“阿云案”的争论总自平息了。

此后，服刑之中的阿云遇到国家大赦，免罪回家，嫁人生子，过上了正常而平静的生活。

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结束。

04. 反复

公元1085年，宋神宗去世，年仅9岁的宋哲宗继位，由他的祖母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讨厌改革派，把保守派首领司马光任请回朝廷担任宰相。

当上宰相的司马光又重新想起了近20年前的阿云案。他说：“夫夫妇三纲之一，天伦之大者，阿云既嫁与韦，乃阿云之天也，天可背乎？”据此，他再次将阿云抓回监狱，最终以“谋杀亲夫”罪，将她斩首示众。司马光杀的不是阿云，是“背天”的改革派的头颅。

阿云终究是有罪被杀了。然而，事件的余波仍在继续。

近700年之后，清代的乾隆皇帝有一次接触到阿云案的相关档案。一读之下，他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提起御笔，亲自作批：“妇谋杀夫，悖恶极矣，伤虽未死，而谋则已行，岂可因幸而获生以逭其杀夫之罪？又岂可以按问即服遂开自首之条？……不特凶妇因曲宥以漏网，非所以饬伦纪。” 乾隆皇帝的落脚点，不是此案的法律问题，而是伦理纲常：非所以饬伦纪。即：阿云不判死刑，不能整顿世风，不能振兴夫为妻纲的人伦大道。

阿云不仅背上了谋杀的法律罪名，还背上了杀夫 “恶妇”的道德枷锁。至此，这个影响了近700年的案件才终于结束了它的余波。

05. 结论

总体看来，阿云案给人几点非常深刻的印象。

宋代女子比较“好色”。阿云情愿犯死罪，也不愿意嫁给一个长相丑陋的男人，其手段虽然过激，胆气令人钦佩。宋代好色女比较多，著名的如宋仁宗的女儿福康公主，嫁给宋仁宗的表弟李玮后，发现对方“貌陋性朴”，福康公主非常看不上他，甚至和宦官梁怀吉有私，最终抑郁而死。这与《水浒传》中的丑郡马宣赞的故事比较相象。女子好色，是对纲常伦理的背离，是对自身价值的初步觉醒。

宋代官员断案讲法理多、讲伦理少。不论是哪一派，在讨论阿云案件时，基本都是在法律框架内探讨，没有人用道德标准去评判阿云“伤风败俗”“不守妇道”。在宋代，用“道德杀人”的情况并不普遍。即使是司马光，也只是借阿云的名义整顿改革派。但到了乾隆皇帝眼里，纲常伦理、道德风纪就比法律更重要了。

宋代妇女在法律层面上仍然低丈夫一等。封建时代的妇女地位再怎么改变，都不可能“翻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