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闭症孩子的康复（内容），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在变化的。”

2025年12月7日，在深圳举行的“第二届华南神经发育障碍及相关疾病临床诊疗”学术交流会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的杜亚松教授做了题为《从40年的历史看ASD的康复》的报告。

杜亚松在回顾自闭症近40年康复的历史变迁基础上，强调了两大自闭症干预的核心理念：第一，康复是全生命周期的。我们的视野要从3岁拉长到终老，从受精卵一直关注到领养老金。 第二，干预必须是综合的（CTMs）。必须告别“一人作坊”式的经验主义，建立有组织、有强度、有证据的科学体系。

杜亚松认为，要帮助一位自闭症人士成为一名合格的“社会人”，至少要掌握三种能力：生活自理、生存技能、社交圈子。

以下是杜亚松讲座的核心内容，有删减。

整理 | 谭万能

图 | 网络

“为什么发病率反而增加了？”

杜亚松说，从1982年南京脑科医院陶国泰教授首次报道中国4例孤独症案例，至今已过去40多年时间，期间，医学界、科学界和公众对自闭症谱系障碍（ASD）的认知，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

最显著的变化是诊断标准的“瘦身”。过去，教科书定义ASD有“三主征”：社交障碍、语言障碍、刻板行为。

但现在，“语言障碍”已被剔除出核心诊断标准。

“很多家长跟我辩解：‘孩子在家跟我交流很好啊，让干嘛就干嘛。’” 杜亚松在现场强调，“这不算数。真正的社交能力，是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建立连接。”

美国《精神疾病诊断分类手册（第五版）》（DSM-5）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疾病诊断分类手册（第十一版）》（ICD-11），现在都把ASD的核心诊断标准聚焦于两条：

• 社会交往障碍
• 局限的、重复的行为模式（RRBI）

杜亚松透露，甚至对于RRB是不是自闭症的核心诊断标准，学界也有不同看法，甚至有观点主张将其列为一个独立的疾病维度。

伴随着定义的修正，是患病率数据的“爆炸”。韩国曾报出高达2.64%的患病率，美国则已达到3.23%，中国目前约为0.7%。

这种激增仅仅是因为遗传吗？杜亚松认为环境因素不应该被忽视——无论是物理环境还是社会心理环境的变化，在孤独症及相关发育障碍的激增中，扮演了绝对不能忽视的角色。

杜亚松列举了一组上海的数据来证明环境影响的重要性：上海的精神发育迟滞（ID）患病率，在90年代是1%，到了2015年前后上升到了1.12%，增加了12%。

“大家想一想，现在的妈妈们比90年代知识更多了吧？产检技术更好了吧？按理说应该优生优育了，为什么发病率反而增加了？”

杜亚松也回顾了这些年来，在对自闭症的认知方面，我们

走过的弯路，比如曾将病因归结为母亲冷漠的“冰箱妈妈”理论，以及现在有死灰复燃趋势的“疫苗导致自闭症”的虚假理论。

杜亚松也谨慎地提到了神经多样性的概念和相关的一些理念，认为神经多样性在推动公众对自闭症、多动症、读写困难等状况的理解上，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也担心神经多样性运动中的 “Education, no medication!”（要教育不要吃药）等彻底去病化的做法，会动摇自闭症研究和康复的循证根基。

他也希望医学模式和神经多样性观点的碰撞中，能催生出对自闭症的全新认知。

“未来走向社会，必须像个社会人一样”

既然环境在变，发病率在增高，那自闭症康复的理念和方法是不是也在发生变化？

杜亚松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

第一个理念的变化就是，自闭症的康复应该是全生命周期的。他引用《柳叶刀》杂志发表论文的内容表示，现在的康复视野，必须从3岁以前拉长到全生命周期——从受精卵一直关注到领养老金（OAP）。

杜亚松说，除了前述的两大核心诊断指标，跟自闭症密切相关的智力问题、学习问题等，再加上那些“远亲”——真真假假的焦虑、容易激动、睡眠问题、不吃饭、跟人吵架，最终导致很多自闭症人士没办法走向这个社会。

因此，虽然全生命周期的不同年龄段，干预的内容、支持的方向和关注的重点，都有明显的不同。但有三种能力，是自闭症人士走向社会必须的：

首先要学会基本的生存能力。“知冷知热，饿了知道吃，冷了知道穿。”为了训练这种能力，杜亚松团队做过很多尝试，包括研发VR系统，模拟上海地铁的进站、安检、购票、候车场景。 “为什么要做这个？因为孩子要出门。他得知道怎么买票，怎么过闸机。如果连这个都不会，他很难在社会上生存。”

第二是要有生存的技艺。 在这个社会上，能干点什么养活自己？ 杜亚松说，“如果康复训练只是让孩子在机构里机械地学语言、强化行为，却学不会向人问好、学不会在别人需要帮助时搭把手，那他依然不是一个‘社会人’。”

第三是要有一个圈子。 必须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社会支持网络。 “生存好了，有技能了，有一个圈子了，那将来才可能去交往、去旅游、甚至去跟人吵架。”

“有情感、没有套路，那叫‘带孩子’”

除了全生命周期的康复支持外，另一个重要的理念变化是综合干预模式（comprehensive treatment models，CTMs）概念的出现。

杜亚松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内康复领域处于一种“前科学”的混乱状态。

他在现场讲了一个真实案例：在上海，有个人租个门面，带三个孩子，自称“康复中心”。负责人对他说：“杜医生，我把自家孩子康复了，顺便带两个，还能挣点钱养活自己。”

“我当时问他：‘你的套路够不够？你看文献吗？’他说：‘我是想到什么就做什么。’”

“有情感、没有套路，那不叫医疗干预，那叫‘带孩子’。” 杜亚松直言，没有理论体系、没有操作手册、全凭个人经验，是达不到效果的。

他在讲座中介绍了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NRC）2001年提出的综合干预模式，并详细讲解了Odom等学者在2010年制定的评价原则。

杜亚松指出，一个靠谱的干预模式必须具备以下“硬指标”：

• 有手册：操作必须标准化，有具体的课程指引，不能想一出是一出。

• 有强度：每周干预时间通常要达到一定时长。杜亚松引用了Lovaas（ABA创始人）的早期研究，强调每周40小时的高强度干预曾创造过47%入读普校的实绩。

• 有实证：方法必须经过同行评审，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过有效性数据。

• 全覆盖：干预目标不能单一，必须涵盖认知、社交、行为等多个发展领域。

过去10余年，围绕综合干预模式，已经诞生了多个相关的自闭症循证干预方法（Evidence-based Practices，EBPs）的分类体系，总体上，都在这个评价方法框架以内。

两个常见EBPs分类及差异

也正是基于这些标准，杜亚松对目前市面上流行的自闭症干预方法做了简单介绍和评价。比如ESDM（早期丹佛模式）、DIR（地板时光）、PEERS（社交技能教育和促进）、EPEC（赋权父母、赋能社会）等。

需要提醒的是，根据评定EBPs的标准，这些方法，都要求“实施者有经过认证的临床专业知识、经验及遵守标准化程序实施”。

最后，杜亚松也给出了一些干预方法的评级和对应的理由，也需要提醒的读者的是，不同的自闭症人士的行为表现和支持需求也完全不一样，评级的等级并不等于推荐等级。

黄金级：证据确凿，极具康复前景。

• 社交技能小组：特别是针对青少年的PEERS训练，教孩子怎么处理冲突、应对霸凌。
• 同伴中介干预：利用受过培训的同龄人作为“小老师”参与干预。
• 图片交换沟通系统（PECS）：对无语言或低语言孩子效果显著。
• 自然发展行为干预（NDBI）：结合了ABA原理与自然情境。

白银级：通常有前景，但对操作要求高或证据略少。

• 关键反应训练（PRT）与早期介入丹佛模式（ESDM）：杜亚松特别提到，ESDM对3岁前孩子非常有效，但对老师的技术要求极高，如果“手艺”不到位，效果会打折。
• 动物辅助治疗：如马术治疗、犬治疗。杜亚松曾建议浙江的机构在门外画个圈养小动物，这对改善孩子的情绪很有帮助。

青铜级/无明确证据：安全但效果不明确，或缺乏核心改善证据。

• 感觉统合疗法：虽然国内非常流行，但在国际循证体系中，其对孤独症核心症状改善的证据等级并不高。
• 加重毛毯/背心：盖厚被子确实让人有安全感（像北方冬天盖厚被子那种“中孚”的感觉），能缓解焦虑，但“治不了核心症状”。
• 无麸质/无酪蛋白饮食：除非孩子确诊有代谢问题（如乳糜泻），否则全员忌口不仅无效，还可能导致营养不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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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经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杜亚松审核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