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报人邵飘萍因何就义？张学良竟然对他见死不救

那年今日

1926年4月26日，新闻工作者、新闻教育开拓者邵飘萍被张作霖杀害。

邵飘萍是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先驱者与革命烈士，其成就跨越新闻实践、教育及理论领域。他创办《京报》，倡导“铁肩辣手”的新闻精神，以犀利笔锋揭露军阀黑暗统治，成为五四运动的舆论推手。

邵飘萍创立中国首个新闻学研究团体“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培养毛泽东等人才，奠定新闻教育基础。其著作《实际应用新闻学》与《新闻学总论》为中国新闻学理论奠基之作。他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以报刊为阵地宣传革命思想。因“宣传赤化”被军阀杀害后，毛泽东追认其为革命烈士。

邵飘萍以“新闻救国”为志，以生命践行言论自由理想，被誉为“一代报人”“铁肩辣手”，其精神与贡献深刻影响中国新闻史与革命进程。

西城区魏染胡同30号是一幢坐东朝西的二层灰色小楼，在一众民房之间显得分外打眼。这里就是当年北京大名鼎鼎的“京报馆”。

1924年，京报馆自筹资金在魏染胡同盖起了这座二层灰砖小楼。据说，当年邵飘萍挥毫写下“铁肩辣手”四个字悬于二楼的编辑室内，期望《京报》能成为那个时代的“良心”。虽然《京报》的黄金时期仅仅几年，但在它不长的存续期中，确实担得起这样的期许。

风声鹤唳，返馆被捕

1926年4月25日凌晨四点，邵飘萍的夫人汤修慧和《京报》同仁得知，《京报》社长邵飘萍被捕。消息虽然来得突然，但多少也在人们的意料之中。自“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北京就笼罩在一片肃杀的气氛中。

读过鲁迅先生名篇《纪念刘和珍君》的人对“三一八”惨案都不会感到陌生。1926年3月18日，为了反对“八国通牒”，激愤的学生和市民走上街头，当来到段祺瑞执政府门前时，荷枪实弹的府卫队向他们开了枪。47名游行者惨死街头，其中就包括鲁迅的学生刘和珍、杨德群。

3月18日下午，当鲁迅从跑来报信儿的许羡苏口中得知惨案发生的消息后，愤怒到了极点。他在正写着的文章《无花的蔷薇之二》最后写道：“三月十八日，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也许，截至当日，“1926年3月18日”的确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但是此后的局势却没有好起来，“黑暗”日甚一日。

“三一八”惨案发生的第二天，段祺瑞政府发布“临时执政令”，以“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为名，通缉徐谦、李大钊、李煜瀛、易培基、顾兆熊五人。

其实，通缉这五人是段政府反复删减后的结果。据线人爆料，通缉令的名单最初多达百人。

4月9日《京报》刊登的《“三一八”惨案之内幕种种》一文称，执政府秘书长章士钊和教育总长马君武对近年来的学潮深恶痛绝，曾派人开列了一个多达百人的反对者名单。“三一八”之后，他们将其中50人挑出来讨论。向《京报》爆料的某君曾亲眼看见50人的名单，写在一张毛胎纸上，姓名上还有圈点符号。某君将这份名单秘密抄录，不过“仓猝间未录符号，只记录徐、李等五人名上各有三圈，吴稚晖列名第三，而仅一点，余或两圈一圈或一点，不记其详。”

鲁迅、周作人、马裕藻、许寿裳等当时在文化、教育和新闻界有影响的人都赫然在列，《京报》社长邵飘萍（邵振青）名列第十六。

1918年10月，邵飘萍辞去《申报》特派记者的职务，在北京创立了《京报》。

他理想中，一个“完全的报馆”必须“公平真确”。事实上，《京报》也当得起这四个字。在创刊号上，邵飘萍直陈：“民国以来，军阀所为者，俱为祸国病民，今则必须国民共起，志同道合，协力以除之。”

《三月十八日北京召开国民大会及段祺瑞屠杀民众之报道》《执政府门前两次惨剧的真相》《北京各界在北大三院开死难烈士追悼大会》《哭死难诸女烈士》……

三四月间的《京报》，几乎天天都能看到有关“三一八”惨案的报道和评论。鲁迅先生的杂文《可惨与可笑》《如此“讨赤”》《大衍发微》等也首发于《京报副刊》。邵飘萍更言辞尖锐地警告当局：“此项账目，必有结算之一日。”

《京报》以其详实的报道和犀利的言辞，赢得了很多读者的追捧，同时也招来北洋当局的嫉恨。从那份50人的通缉名单就可以看出，邵飘萍已经成为他们绞杀的对象。

事实上，在这份大名单被披露之前，许多名单上提到的人就已经有所防备。鲁迅先是住进西城什坊街96号的莽原社，不久又搬进德国医院；李石曾、马叙伦等住进了法国医院；邵飘萍则住进了位于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

邵飘萍不在，报馆的日常工作由夫人汤修慧和总编辑吴定九等人打理，《京报》的出版一天也没有耽误。可不知为什么，4月24日下午邵飘萍突然返回报馆。当他处理完事务，乘车返回六国饭店时，被奉军的侦缉队逮捕了。

关于邵飘萍为什么会突然返回报馆，各种说法莫衷一是。有人说，他在六国饭店“为日稍久，感到忧闷不舒”，听说外面风声已经缓和了，想回报馆看一看；有人说，他在《京报》上发现一处标题排版错误，于是乘上自己的汽车回到报馆；甚至还有人说，邵飘萍是因为接到家中两位太太打架的电话，所以回家调停……

不过，大多数人都相信邵飘萍贸然回到位于魏染胡同的京报馆，是因为听信了《大陆报》社长张汉举的说辞。据说，张汉举信誓旦旦地在电话中对邵飘萍说：“形势已经缓和，一切都替你疏通好了，你放心回来吧，保管没事！”

这个传闻的真实性目下已无从查考，但显然在当时就已经流传甚广。1927年，一个戏迷因孟小冬嫁给梅兰芳而发狂，持枪闯入梅宅。在这场轰动一时的枪击案中，只有一人中枪毙命，就是张汉举。张汉举死后，京城百姓无不拍手称快，都说这是出卖邵飘萍的报应。

关于邵飘萍的被捕，大多数叙述都非常简略。直到上世纪80年代，《京报》总编辑吴定九的遗孀杨怀英，才为人们提供了一些难得的细节。

邵飘萍返回报馆时，杨怀英正好在邵家串门。她记得，那天下午四点左右，邵飘萍回家拿了几件换洗衣服，还与她、汤修慧和马连良一起打了几圈麻将。他们打着打着麻将，忽然报馆听差跑来说：报馆被军警包围了。邵飘萍立刻乘车离开，可车刚开到胡同口，就被军警拦下了。紧接着，军警闯进报馆搜查，汤修慧和同事们催吴定九快跑，吴乃跳墙遁走。好多天以后，吴定九才一身疲惫地回到家。那时，邵飘萍已经遇害了。

营救失败，慷慨赴死

邵飘萍被捕的消息犹如一颗炸弹，在北京新闻界炸响。4月25日下午，北京新闻界开会讨论营救邵飘萍的事宜。会议决定，由《时报》《商报》、上海《新闻报》、神州通讯社等13家新闻媒体各派一名代表去游说少帅张学良。

“三一八”惨案发生时，北京纠集着几股势力。既有冯玉祥的国民军，也有段祺瑞的府卫队，还有张作霖的奉军。“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段祺瑞很快下野，北京城的实际控制权掌握在国民军手中。

进入4月，在张作霖和张宗昌的两面夹击下，冯玉祥的国民军开始陆续撤出北京。为了占领北京城，奉军竟然动用了轰炸机。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4月份的日记中，几乎天天有奉军飞机往北京城投弹、炮轰的记录。4月15日，国民军全部从西直门退出北京。第二天，奉军的先头部队进城了。据顾颉刚日记记载，当此权力更替之时，“城中驻军有八种之多，臂章复杂难认。”

与段祺瑞府卫队相比，奉系军阀更加凶残。顾颉刚在日记中写道：“奉军购物，以军用票付找，不但物要白送，且要贴钱。有不应者，甚至枪杀。”一时间，京城人人自危。几乎所有的买卖店铺都闭门歇业了。

一向敢言的邵飘萍对奉军的倒行逆施当然不会装聋作哑，《京报》连续发表了很多批评奉军强迫百姓使用军用票、军纪败坏的文章。当时率军开进北京城的是“狗肉将军”张宗昌。如果说徐世昌、段祺瑞等老牌北洋军阀多少还顾全着脸面，不愿意对文人下手，大老粗出身的张宗昌可没有任何道德负担。他一旦抓住邵飘萍，就绝无放人的可能。

25日下午5点，13名新闻界代表赶到张学良下榻的石老娘胡同寓所，恳请奉军本着尊重舆论的善意，释放邵飘萍，或将他暂予监禁，以免其死。

张学良并不买他们的账，他对各位代表说：“逮捕飘萍一事，老帅（张作霖）与子玉（吴佩孚）及各将领早已有此种决定，并一经捕到，即时就地枪决。此时飘萍是否尚在人世，且不可知。余与飘萍私交亦不浅，时有函札往来。唯此次……碍难挽回，而事又经各方决定，余一人亦难做主。”

众人听张学良这么说，心里凉了半截，看来扑杀邵飘萍是直奉军阀各将领的既定计划，难有转圜余地。

代表们跟张学良磨了三个小时，他丝毫不为所动，甚至说：“飘萍虽死，已可扬名，诸君何必如此，强我所难。”他表示，宁肯负荆请罪，此事毫无挽回余地。最后，张学良以要开会为名，甩下一众说客，拂袖而去。

虽然遭到张学良的严词拒绝，但众人仍不死心。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黄报》社长薛大可、《东方时报》记者张培风等人奔走于北洋要人之间，希冀能为邵飘萍谋得一线生机。然而事与愿违，26日凌晨5点，邵飘萍被奉系军阀枪杀于天桥刑场。

一周之后，上海《民国日报》载文详细记述了邵飘萍就义的全过程：

昨（26日）晨一时许，警厅将邵氏押送总执法处询问，判决死刑，即于三时许解回警厅，由厅通知外右五区在天桥准备刑场。至四时二十分，由警厅开出汽车两辆，第一辆上坐执法处大刀队及监刑官等，第二辆为邵飘萍。至天桥，由二兵将邵氏引下车，斯时外右五区警署，已派有武装巡警一队，随同属员刘良臣在场伺候照料，并代设公案一张，及朱笔等物，请监刑之陈副官，就公案桌正面坐定，并将邵氏引至公案桌左旁站定。邵氏背缚双臂，梳分头短发蓬松，身穿蓝华丝葛大袄、青华丝葛夹裤。当由陈副官发令施刑，遂由二兵将邵氏推往南行十余步，令邵氏跪地。邵氏初不肯跪，并昂首向天哈哈狂笑两三声，旋被二兵按跪于地，另有一兵用手枪从后面照邵氏头颈部射击一弹，邵前倒地毙命，血流甚涌，状极可惨。

90余年后，再读这篇报道，犹如置身现场。邵飘萍就义时潇洒、无畏的英雄形象，力透纸背，呼之欲出。

因何就义，众说纷纭

邵飘萍牺牲后，全国各地掀起了一场抗议奉军暴行的狂潮。

4月29日，上海各公团联合会召开大会，大会主席周剑寒痛陈：“共和国家而有此一种不顾法律、蹂躏人权之专制行动，实足痛心。”参加大会的代表担心，“此例一开，生者失却法律保障，惨剧将继发无已。”

几天后，上海《民国日报》发表文章：“邵飘萍先生主持《京报》，全国人民未见其罪，身非现役军人，何以须受军团司令部之审判？若谓系军政现行犯，亦须宣布罪状，赤化二字岂足诛人？”

芜湖孙文主义学会号召全国，“对此军阀专横，舛违正义之屠杀事件，誓死反对……以维国法而申人权。”

奉系军阀滥杀无辜的行为，遭到全国上下一致声讨，可张作霖为什么要冒天下之大不韪执意处死邵飘萍，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张作霖诛杀邵飘萍，公开的罪名是“宣传赤化”。据《民国日报》报道，邵飘萍被枪决前，军法裁判处曾宣布死刑判决令：“京报社长邵振青，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大恶极，实无可恕。”

直奉军阀谈“赤”色变到何种程度？从邵飘萍遇害第二天，直系大员齐燮元的一番讲话便可窥见一二。齐燮元说：“赤化之为物，乃晚近世界上之一大问题，各国皆畏之避之，故不得志于欧美、日本，其宣传效力乃及于中国，欲使中国一落千丈，令我们无法防止，中国前途将感受最大危险……”

5月份，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公布的“保安办法十七条”中赫然写着：“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处死刑。”

邵飘萍确实对马克思主义很同情。1925年1月，北京各界在北大三院礼堂举行“中华民国纪念列宁大会”。《京报》不但报道了会议举行的消息，还特别提到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李大钊、赵世炎等人在大会上发表演说。在关于“苏俄是敌是友”的大争论中，《京报》的态度也明显站在正处于国共合作中的国民党一方。在直奉军阀看来，这些都是他“赤化”的证据。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张作霖扑杀邵飘萍是因为他与冯玉祥过从甚密。

冯玉祥在北洋军阀中是一个异数。他身上虽然脱不去旧军阀的影子，但却是旧军阀中最倾向革命、拥护孙中山的一位。他看过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后表示：“这是我们中国唯一的对症药方，必定照着这样办，中国才能够成为自主的现代化国家，卓然独立于世界。”冯玉祥甚至说，自己“完全成为中山先生的信徒了”。

正因冯玉祥具有这些进步思想，邵飘萍很早就对他表示出好感。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率军控制北京城后，《京报》第一时间报道“冯军素极严明，对社会父老兄弟彬彬有礼，故居民不惊，市面安谧。”对比奉军进京时的报道，两军形象高下立判。

对于冯玉祥，邵飘萍是寄予厚望的。政变后，冯玉祥提出要召开解决时局的会议，邵飘萍全力支持，并通过《京报》帮冯氏大力宣传。冯玉祥的得力干将鹿钟麟记得，国民军在京期间，冯玉祥经常与邵飘萍促膝长谈，“意颇相得”。

1926年4月，奉系军阀击败冯玉祥的国民军，控制了北京城。张作霖对与冯玉祥过从甚密的邵飘萍，自然欲除之而后快。据《邵飘萍传略》记载，邵飘萍被捕后，侦缉队在京报馆除了搜出邵飘萍所著的《新俄国之研究》一书的底稿，还搜到冯玉祥聘他做军事顾问的聘书和一本军事电报密码，以及邵飘萍与冯玉祥的合影。

“赤化”“支持冯玉祥”也许都是张作霖杀邵飘萍的原因，但《乱世飘萍》一书的作者、学者散木认为，这都不是最关键的因素，促使张作霖下杀手的直接导火线是邵飘萍在郭松龄反奉时发表的言论。

1925年11月22日，奉军将领郭松龄突然在滦州发出反奉通电。此前，郭松龄与冯玉祥、李景林秘密形成反奉三角同盟。据说，郭松龄与冯玉祥结成同盟，还多亏邵飘萍从中穿针引线。

郭松龄当时受命代表张学良组编奉军第三方面军，担任副司令兼第十军军长，他的倒戈对张作霖是致命的一击。12月初，郭军直逼奉天，张作霖已经准备下野逃亡大连了，没想到日军突然出兵干涉，紧跟着李景林也背叛同盟倒向张作霖。郭松龄最终功败垂成，身首异处。

在郭松龄发动兵变期间，邵飘萍在《京报》为反奉同盟，大声疾呼。他在社评中写道：“西北与东北国民军之合力打倒奉张一派素与国民福利不相容、为中国革新前途大障碍之横暴势力。”他说张作霖是“视战争如儿戏的独夫民贼”，并在《京报》上贴出两幅写真，把张作霖注为“马贼头目”，称郭松龄为“人民救主”。这下惹恼了张作霖，从那时起他就对邵飘萍动了杀心。

张学良对邵飘萍见死不救，也有其背后的心理动因。郭松龄反奉期间，邵飘萍曾在《京报》上撰文号召张氏父子“父让子继”。奉张那样的封建军阀，父子如君臣，最忌讳的就是儿子有不臣之心。邵飘萍公开鼓动张学良取而代之，无异于把他架在火上烤。此时，张学良正急于与邵飘萍撇清关系，向父亲以证心意，哪里还会为他求情呢？

这样一来也就不难理解，张学良为何面对众人的恳求会表现得那样冷漠，并说出“飘萍虽死，已可扬名，诸君何必如此，强我所难”这样绝情的话来。

同仁挺身，操办后事

一直以来，关于“谁操办了邵飘萍的身后事”，流传着几种不同的版本。

其一，以上世纪90年代出版的《天桥史话》为代表：“因其（邵飘萍）以‘卢布党’罪名被杀，故亲友皆不敢认领尸首，而由外五区警察署以‘标皮匣子’（材质极次且薄的棺木）掩埋于永定门外西侧城墙下。未几，生前友好、昆曲表演艺术家韩世昌拿出大洋二百元，拜托其师侯瑞春出面为其收尸并办丧事，因这一举动并未遭反动当局干涉，故邵氏诸亲好友得以重新装殓死者遗体，停灵于前门外煤市街大马神庙。韩世昌不惮邪恶，见义勇为，为人们誉为‘义伶’。”

其二，来自上世纪80年代，邵飘萍的侧室祝文秀的回忆：“1926年4月26日奉系军阀杀害了飘萍，不让我们家属收尸……当时我的弟弟寿南在京绥铁路局当科员，曾在警察厅干过，通过他花钱活动，终于在三天之内找到了飘萍的葬地……亏得我母亲强忍悲痛，给飘萍遗体擦洗血迹，更换衣服。我谢绝了京报馆的出资，自己拿出二百枚银元为飘萍重新买了一口楠木棺材。飘萍生前好友马连良熟悉地方风俗，出钱请人在城外搭了一个开丧凉棚。开丧从上午七时开始，由于前来吊丧的志士仁人络绎不绝，直到下午三点还未结束。马连良也赶来了，对着灵柩失声痛哭。这样大的场面，惊动了军阀政府，扬言要开棺碎尸。寿南就组织人力把飘萍的灵柩秘密藏起来，一个月之中转移了三个地方，最后下葬在城外天宁寺旁荒地。”

《京报》总编辑吴定九外孙、学者钱承军经过研究认为，这两种说法都有待商榷。

1926年4月27日上海《申报》报道：“今日警察通知邵宅，谓尊主已不测，特撤去监视……遗骸停永定门外义地。其妻汤氏昏厥，其本家邵某与友人某氏赴永定门外收殓。”

翌日《申报》又载：“今日邵振青遗体由永定门外土中挖出，送地藏庵。记者等顷往襄相助成殓。(二十七日下午一时)”

以上两则新闻是关于邵飘萍身后事最早的报道。由此不难理出头绪，26日邵飘萍遇难后，尸体被警方装进薄棺运至永定门外义地暂埋。当天上午，警厅撤销了对京报馆的监视，并电话通知其家属前去办理认领尸体手续。邵飘萍的妻子汤修慧得知噩耗后，伤心昏厥。于是，26日下午一位邵氏本家和一位友人前往义地认领尸体。第二天上午，邵飘萍的遗体从永定门暂埋处挖出，运往地藏庵入殓。

钱承军认为，从当时的新闻报道看，为邵飘萍操办后事的主要是邵氏的亲属和同事，并不存在家属“不敢认尸”的情况。

至于祝文秀所说“三天才找到邵飘萍的葬地”，其葬礼由祝家姐弟一手操办，“谢绝了京报馆出资”等，钱承军认为同样可疑。祝文秀乃是邵飘萍侧室，考虑到旧时代正室与侧室之间地位相差悬殊，邵飘萍的葬礼不可能由祝文秀一手操办。

比较符合常理的是祝文秀、其母和其弟祝寿南，只是参与料理了邵飘萍的后事，而并非主角。

邵飘萍遗体发掘和入殓的现场照片，也能佐证这一点。

1982年，邵飘萍被确定为烈士后，年逾八旬的祝文秀找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方汉奇教授。她向方汉奇回忆了一些与邵飘萍共同生活的细节，还拿出了十张邵飘萍身后事的照片。

其中一张照片是邵飘萍遗体刚从义地挖出时拍摄的。照片中，邵飘萍被塞在一个薄皮棺材里，脸上黑洞洞的弹孔狰狞可怖，几位参与料理后事的亲朋好友面色凝重地蹲在棺材旁边。

钱承军的母亲、吴定九长女吴大年一眼便认出，蹲在左后扶棺位置、戴着眼镜的中年人正是她的父亲吴定九。据祝文秀当年注释，居于右侧扶棺位置的青年是其弟祝寿南。

吴定九早年在日本学习建筑，1918年回国就职于京都市政公所。当时恰逢“一战”结束，北京市民砸毁了为纪念德国公使克林德而立的“克林德碑”。北洋政府决定将其改建为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并命名为“公理战胜”牌坊。这座石牌坊就是由年轻的建筑师吴定九设计的。

1920年，吴定九受邵飘萍之邀在《京报》兼职，两年后他辞去京都市政公所的工作，专职办报。吴定九的妻子杨怀英生前回忆：“定九在京报社管的事很多，他自己写稿、采访、跑印刷厂，还管财务。他每天早晨八九点钟到报馆。中午和晚上都不在家吃饭，每天晚上都要在印刷厂等到一切稿件都安排好了，报纸上机印了，一直忙到十二时许才回家。”

可见，吴定九一直是《京报》的主要负责人，邵飘萍去世后他继续协助邵飘萍的遗孀汤修慧女士办报，直到1930年病故，称得上与《京报》共始终。

通过现场照片和吴定九与《京报》的关系，不难得出结论，他负责操办了邵飘萍的后事。

此外，当年与孙伏园同在京报馆二楼的副刊编辑室办公的邢墨卿，也是邵飘萍丧事的亲历者。他在《〈京报〉生活的一断片》中写道：

在京师警察所义地里，遇到了他们（同事），他们指给我，在标上写着“外右五百七十七号”的，那就是。在许多个坟起的短形泥堆中，那是最前的第二个，它的面前还有一个五百五十八号，据说是伤兵。数字上的颜色，殷红且发亮，谁也想不到，这底下是放着一个曾以笔墨为刀剑的飘萍先生的躯体罢！把这一块泥堆拍了一个相，几个乡人就拿着器具将土拨在两面并且深深掘下去。大约有两尺多深的时候，渐渐地露出白板，一个老年的巡长说，这是特别埋得深一点的。因为飘萍先生生前，大家对他感情都很好，各个人的脸上罩着沉痛，凄咽的哭声在这广漠的空气中颤抖……一具不及一尺高半尺宽的薄板棺材抬进芦蓬里。邵新昌先生气厥了，大家又忙着呼唤。当开棺的时候，我看了飘萍先生最后的一眼：惨白的脸色，圆睁着的右眼下是弹痕，有几条转紫的凝血，倒流在头部。

也许，邵飘萍的生前好友名伶韩世昌、马连良，邵氏的侧室祝文秀一家，都为飘萍先生的后事出过力，但是为他操办后事的主要还是《京报》同仁。

遗孀接棒，支撑危局

邵飘萍遇害后，报纸上不时传出邵夫人汤修慧女士“吞金殉夫”的消息。其实，这都是谣言。汤修慧可不是只会倚靠夫君的旧式妇女，她是当时鲜有的报界女强人。

邵飘萍与汤修慧是自由恋爱。据说，汤修慧的父亲在金华开了一家照相馆，邵飘萍喜欢摄影，一来二去认识了照相馆家的小姐。当时，汤修慧正在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是那时少有的新女性。二人于1912年结婚。

婚后，汤修慧常为《妇女时报》等报刊撰稿。著名报人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续篇》中提到，汤修慧文笔练达，他曾以为是请人捉刀代笔的，可见了汤本人后，他发现汤修慧“谈吐甚佳，既大方，又幽默”，是当时“女界不可多得的”人物。

邵飘萍创办《京报》后，汤修慧负责出版发行和经营管理，并常有文章见诸报端。她采写的关于教育、卫生等方面的文章，受到读者好评。为了拿到第一手资料，汤修慧常有出人意表之举。据说，她曾经为了一探妓女生活，要求邵飘萍带她去妓院采访。开明如邵飘萍都颇为难：“哪有带着太太吃花酒的道理？”汤修慧不以为然说：“谁定的这个法律？只许男人吃花酒，不许女人吃花酒？这哪儿叫男女平等呢？”汤修慧思想开放，为人干练，可见一斑。

1926年邵飘萍遇害后，《京报》被迫停刊，可汤修慧没有灰心。动心忍性两年，待北伐军将奉系军阀打败，她与吴定九等《京报》旧人又将《京报》恢复起来。她在《复刊宣言》中写道：“京报之工作一日不中止，则飘萍先生之志愿，亘古如新，此修慧之所以不敢辞劳避难，而又有京报第二次复活之宣言。”

《京报》复刊后，汤修慧出任社长和总经理，潘劭昂任主笔。虽然汤修慧仍坚持邵飘萍的办报理念，但当时国民党已经统治中国，对舆论的控制力度也比北洋时期加强了，《京报》已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纵横恣意，畅所欲言了。正如著名出版人张静庐感叹的那样，汤修慧虽然继承丈夫遗志，复活《京报》，且“仍有他过去的精神。不过评论，已不能像旧的痛快流利了”。

个中缘由，有时代、政治的变迁，也有个人才情的不同。总之，《京报》最辉煌的时期随着邵飘萍一去不复返。

吴定九的遗孀杨怀英曾回忆，《京报》复刊后，吴定九在报馆勉励支持两年后，有些心灰意冷。他对家人表示：报馆这样搞下去没有意思，自己也没有出路，想南下镇江去建设厅工作。

吴定九生性沉默寡言，也不怎么向家人说起报馆经营的状况，但从他流露出的只言片语，仍能感到一种无力感。当年，他抛却建筑师的工作投身新闻界，一来是对新闻事业的热爱，二来是受到邵飘萍人格魅力的感召。如今，飘萍身死，报馆也不复从前，难怪他会心灰意冷。然而，吴定九最终没有迈出离开的一步，便于1930年积劳成疾，撒手人寰了。

父亲去世时，吴大年不满五岁。她记得，葬礼时许多知名人士、新闻界同仁都送来花圈、挽联，挽联大多写着四个字——“京报元勋”。

失去左膀右臂后，汤修慧更加举步维艰，但她仍然以惊人的意志勉励维持着报馆，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

1937年7月28日，日军全面占领北平，汤修慧毅然将《京报》停刊，只身离开北平，前往南京。

那时，杨怀英已经带着孩子们到南京投奔自己的父亲。汤修慧到南京后，住在杨怀英家。吴大年记得“汤修慧身材不高，稍显富态，性格爽朗。晚上大家洗完澡在院子里乘凉，切上一只西瓜，她和我们一起吃，一起说笑，相处得就像一家人。”

汤修慧去南京是为了向南京国民政府争取邵飘萍的“烈士”名分，并为《京报》筹款复刊。可是，几番活动下来，没什么效果。随着日军的步步紧逼，南京岌岌可危。1937年8月，汤修慧与杨家分手，各奔东西。

此后，汤修慧辗转大后方，先后到过香港、桂林、重庆。在战乱期间，她一直不遗余力地谋求恢复《京报》。直到抗战胜利，汤修慧经人介绍联系到民主建国会，希望他们能够支持《京报》在重庆复刊，可是最后还是没谈拢。《京报》最后复刊的谋划也落空了。

回到北平后，汤修慧一度凭着一己之力恢复了《京报》，但是终因负债累累，难以为继，不久便宣布停刊，连报馆都抵押出去了。

百年报馆，迎来重光

新中国成立时，汤修慧年近六旬。那时，京报馆已几度易手，早就物是人非，《京报》也渐渐成为人们遥远的，记忆少有人提。直到有一天，毛主席派人找到汤修慧。

1918年10月，邵飘萍与蔡元培一起，创办“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并主讲办报的业务知识。刚从湖南来到北京，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成为新闻研究会的第一期学员。

当时，邵飘萍已是大名鼎鼎的报人。他不畏强权、秉笔直书，对军阀、政客毫不留情的风采，对年轻的毛泽东影响巨大。那一时期，毛泽东与邵飘萍有过很多交往。祝文秀晚年回忆，毛泽东曾经多次造访邵飘萍位于羊皮市的家，邵飘萍亲昵地称他为“小毛”。回到湖南后，毛泽东立即创办了《湘江评论》，可谓得益于邵飘萍的影响。

毛泽东一直没有忘记这位恩师。新中国成立后，当他听说京报馆易手的消息后，立即指示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安排汤修慧一家重新回到京报馆居住。解放后，汤修慧没有再参加工作，当然也没有收入。考虑到这一点，党和政府特批他们将京报馆的二层小楼出租，用租金来补贴老人的生活和房屋修缮费用。

邵飘萍的孙女邵涓自幼随奶奶、父母居住在京报馆小楼后边的四合院中。在她的记忆中，奶奶是一个非常有文化，非常干练的老太太。她不像普通老太太那样琐碎地关心孙辈的日常生活，而会同他们聊一些国家大事。

邵涓记得，1962年中印边境发生冲突，汤修慧非常关心，每天都要与正在上高中的孙女讨论一下国际局势。“她对尼赫鲁的表现很失望。她认为，印度长时期受英国殖民，不应该为殖民者为虎作伥。”一个老报人直到晚年仍然心系国家。

然而，宁静的生活很快被疾风暴雨一般的“文革”打破了。1966年8月，一群红卫兵冲进京报馆，将76岁高龄的汤修慧带走，塞进南下的火车，强迫她回邵飘萍的老家浙江金华。

汤修慧不是逆来顺受的寻常女子。在金华的一年，她让女婿郭根替她给毛主席写信，反映自己的情况。郭根正是《乱世飘萍》作者散木的父亲，散木感慨：“信封上就写着‘中南海毛主席收’，结果毛主席还真收到了。”

看到信后，毛主席让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将汤修慧从金华接回北京，继续在京报馆居住，并且安排她的长子邵贵生一家从福建迁回北京，照顾老人。然而，那时京报馆的大部分房间已经被各路革命群众和军代表“占领”了。即便是吴德同志出面，也只为邵家要回10间房。

“文革”结束后，邵家将这10间房卖给了房管所，并且继续承租其中的6间。汤修慧一直住在四合院的正房中，直到1986年以96岁高龄辞世。

汤修慧逝世后，邵家将她生前居住的两间正房捐给了北京市文物局。文物局在这两间房中设立了邵飘萍史料征集办公室，直到今天仍能看到当年挂的牌子。

吴定九的外孙钱承军告诉记者，京报馆是他外公吴定九亲手设计的。据他考证，当时北京市区位最好的瓦房均价约每平方米34块大洋，京报馆面阔七间，建筑面积为876平方米，如果购买至少需要29784块大洋。早年出身于建筑师的吴定九亲自设计图纸、勘测施工、购买材料，为报馆省下不少资金。

1925年10月，《京报》迁入新建的报馆。上世纪20年代，在北京能自筹资金建起办公楼的报馆，只有《京报》一家，由此足见《京报》是何等兴旺。

京报馆虽然在1984年就被列为市级文保单位，但是里面一直住着30户承租户，管线老化，私搭乱建严重，早已看不出当年的模样。2017年，西城区启动直管公房文物腾退项目，京报馆的保护工作才有了进展。

2018年，京报馆中居住的30户人家全部搬离，京报馆的二层小楼显露出本来的面目。小楼古典式的大门上镌刻着“京报馆”三个大字，左下角隐约可见“振青题”的落款，显然是当年邵飘萍亲手所题。门内营业部的匾额仍清晰可见，历经近一个世纪的木质楼梯被踩得凹凸不平，走起来吱呀作响。当年，报馆同仁就在这里办公，连古典样式的门窗、木质地板都仍是旧时的模样。楼下是传达室、营业部，楼上是编辑部、经理室。当年，邵飘萍为了勉励同仁挥毫写下“铁肩辣手”四字，悬挂于编辑室内。

邵飘萍一家居住的两进四合院与小楼之间由一道厚重的木质大门隔开。如今，这道大门仍完好的保留着，似乎能看到邵飘萍推开大门从家中去报馆上班的身影。

如今，京报馆旧址(邵飘萍故居)已挂牌“类博物馆”。馆内设“京报与京报馆”“邵飘萍生平事迹”“百年红色报刊”三个固定展览，以“一报一馆一人”为核心资源，讲述邵飘萍的办报历程和新闻救国史。

本文原载于2018年11月13日《北京日报》

原标题：铁肩辣手——邵飘萍与京报馆

来源：北京日报纪事

记者：黄加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