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再添铁证！ 13件（套）捐赠文物史料入藏并正式对外发布

在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88周年之际，12月5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2025年新征文物史料发布会，13件（套）反映侵华日军罪行的文物史料正式入藏纪念馆。这些史料涵盖日军信件、历史照片、殉国将士档案、英法文刊物、“花见部队”相册及中国画作等，均为海内外各界有识之士捐赠，为还原历史真相、铭记民族创伤提供不可辩驳的支撑，更是对日本右翼势力否认历史言论的有力反击。

捐赠仪式

记者了解到，此次入藏的文物中，两封来自日军加害者的信件尤为关键，直接揭露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

第一封由日本友人捐赠，是侵华日军国崎支队步兵第四十一联队士兵村田芳夫于1938年1月8日写给父亲村田龟太郎的4页铅笔家信。其中在信件第2页，村田芳夫以灭绝人性的轻松口吻记述：“南京有一座很有意思的死刑栈桥，每天都在用日本刀斩杀或射杀中国败残兵或伤兵，并且把尸体全部抛入扬子江冲走，真痛快。”

经考证，村田芳夫所属的“国崎支队”原隶属于日军第五师团，占领南京后在江浦、浦口、江心洲等地实施大屠杀。根据1978年日本发行的《福山联队史》收录的战死者名簿记载，村田芳夫的家庭住址与信件收件人地址一致，其于1938年4月16日在中国战死。

“这封信是一份日军加害者在南京大屠杀发生期间参与屠杀和处理尸体罪行的铁证。”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孟国祥说，“村田芳夫甚至使用了‘很有意思’‘真痛快’这种毫无人性的表述。显然，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将杀人视为一件轻松愉快的事。”

侵华日军国崎支队步兵第四十一联队士兵村田芳夫的信件

第二封由徐州高中生于聍鹏捐赠，是日军中尉“山川”于1937年12月18日寄给日本福岛县“山川德太郎”的信件，信封正面盖有“南京陷落纪念”邮戳。信中写道：“……我们的目的地，首都南京，终于在13日被我们攻占了。在17日举行了盛大的军司令官入城式，我们接受了检阅。请告诉正人君，我发现了最贵的麻将，我将作为特产送给他。”

经考证，“山川”实为侵华日军第十三师团山炮兵第十九联队第三大队第九中队中队长山川仪仁，其军阶为中尉。该大队1937年12月12日从镇江出发，沿长江南岸攻占乌龙山炮台后，驻扎于南京幕府山附近。

孟国祥教授参加了对该信件的研究考证工作，他表示：“《南京大屠杀——日本士兵的战场日记》一书中，与山川仪仁同属日军第十九联队第三大队的士兵目黑福治，在1937年12月17日的阵中日记中明确记载了‘午后五时，去执行任务，枪杀敌兵约一万三千名’。该大队的另一名士兵黑须忠信，也在日记中记录了其12月16日在长江边屠杀俘虏并‘用刺刀恣意刺杀’的行径。因此，虽然该信件只记录了山川仪仁参与12月17日南京‘入城式’以及掠夺‘麻将’的事实，但确证他及所属大队参与了幕府山大屠杀。”

侵华日军中尉“山川”寄给“山川德太郎”的信件

除日军信件外，来自河南的党小举、党彪父子捐赠的8张珍贵历史照片，同样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照片真实定格了日军占领南京前后的情景，其中一张标注“南京一眼望去的道路 从中华门直行右转就到市政府”的照片，右侧建筑为如今太平南路和建康路路口东北角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旧址；另有一张背面标注“南京唐山路（今中山码头附近）宿舍附近 孩子乞讨的实况”的照片，清晰记录了南京沦陷后孩童沿街乞讨的悲惨境遇，直观印证了日军侵略对南京的毁灭性破坏，以及战争给平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南京保卫战殉国军医麦子莊之子麦迪尧，此次捐赠了3份反映父亲牺牲情况的珍贵档案，分别是1940年7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出具的《陆军战时死亡士兵乙种调查表》、1946年5月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抚恤委员会驻粤抚恤处”的抚恤申请收条，以及1946年9月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广州行营”的答复函。

麦迪尧现居海外。他说，父亲早年与祖父母定居香港，后赴广州攻读医科，学成后投笔从戎成为军医。在母亲再三恳请下，他返回香港成婚，婚后便即刻归队。1937年12月，父亲投身南京保卫战，此后便与家人失去了联系。这些档案不仅还原了麦子莊这位殉国军医的忠勇生平，更成为南京保卫战历史的重要佐证。

以第三方视角揭露日军暴行的史料同样不可或缺。纪念馆征集到的1938年11月22日美国《瞭望（LOOK）》杂志，第54-55页刊登了题为“杀人为乐”的报道及4幅揭露日军暴行的照片。美籍华人鲁照宁第三次来馆捐赠，带来一批英法文刊物。其中，1937年12月8日法国《卓越报》介绍南京沦陷前夕“尚有百万居民”，与南京鼓楼医院美籍医生罗伯特·威尔逊在东京审判时“人口锐减到不到50万”的证词相呼应，有力驳斥了日本右翼势力“南京当时人口不足30万，不可能屠杀30万”的错误言论；1937年12月18日《新闻与观察家报》转载美联社“日军入城后南京发生大规模屠杀”的消息，当时美国多家报纸转载，可见南京大屠杀在彼时已广为人知；1945年9月8日《纽约时报》则报道了1945年9月2日日本代表在密苏里号战列舰上向包括中国代表徐永昌在内的各国代表无条件投降的场景。

在捐赠仪式上，许传音的曾外孙女、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张庆将许传音生前使用的印章捐赠给纪念馆。1937年12月，许传音以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副会长身份加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担任住房委员会负责人，开放自己的住宅峨嵋路9号洋房作为难民避难所，还陪同约翰·马吉牧师拍摄了夏淑琴一家受害现场影像。

于聍鹏此次除捐赠日军信件外，还捐赠了日军“花见部队”相册收录的44张照片，集中反映了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某部在天津设立野战医院的情况，照片清晰记录了医院化验室、物资室、病房的布局，以及日军的医疗活动和医院工作人员的情况。

经考证，该部队为“花见部队”（部队长姓“花见”），医院主要设在1918年创办的天津市扶轮中学内，照片还反映了部队在“津浦铁路什物库”设置的传染病区及“花见部队分室”信息。根据1940年日本女子文苑社出版、岩井节子著《母亲从军》一书记载，作者1937年10月初抵达该医院担任护士长，当时医院收治大量霍乱、赤痢日军病员；1938年5月，“花见部队”主力为参加徐州会战离开天津开往前线。

孟国祥指出，该相册揭露了日军对中国文化的摧残，“日军侵占中国的学校作为野战医院，就是对中国教育资源的掠夺，是对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摧残和破坏。战时的清华大学、中央大学等，都曾经被作为日军医院；1945年抗战胜利时，南京中央大学里还有3000多名日军伤病员”。

在捐赠最后环节，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一级美术师汪家芳，向纪念馆捐赠了中国画《铭记》。画作以厚重笔墨勾勒历史记忆，融入纪念馆和平女神像、标志碑等核心意象，同时融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遇难者300000”“1937.12.13—1938.1”等文字。汪家芳说：“艺术家应关注国家历史与发展，用画笔讴歌时代，揭示历史真相。希望通过这幅作品，让更多人了解历史。”

这些新入藏的文物史料，进一步丰富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实证体系，彰显了海内外各界守护历史记忆、捍卫正义良知的坚定立场。截至目前，纪念馆今年已征集各类文物史料573件（套），藏品总量达10.68万件（套），为铭记历史、警示未来提供了坚实的实物支撑。

江南时报记者 殷文静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