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鲜为人知的四次流泪

作者：房中

2025年6月13日，是陈云同志诞辰120周年纪念日。他一生以实事求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著称，是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作者从历史文献中钩沉出陈云同志四次鲜为人知的落泪瞬间，呈现了一位情感丰沛、可亲可敬的领导人。今日，让我们品读文章，从这些真实历史瞬间中，感受陈云的公仆本色与赤子情怀，寄托深切怀念。

陈云在70年的革命生涯中，以冷静务实、缜密果敢的形象著称。然而，这位久经考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内心深处，也藏有炽热的情感。透过历史的缝隙，我们得以窥见陈云四次流泪的瞬间。在那些泪水中，凝结着他对战友的深情、对事业的牵挂，以及对信仰的忠诚。

为商务印书馆工友流泪

1930年5月上旬，阎锡山、冯玉祥在中原和鲁西南，李宗仁、张发奎在湘粤桂边界，发起了对蒋介石集团的大规模战争。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混战给人民带来深重苦难，也给革命的发展提供了可以利用的机会。

这时，周恩来已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认为革命高潮已经到来。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主持下通过了《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即《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随即在中共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决议对革命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主张在实际工作中已不再需要逐步积聚和准备革命的力量，因为群众已经不要小干只要大干，也就是只要武装暴动，而且是全国性的武装暴动，强调：“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是决定胜负的力量，没有工人阶级的罢工高潮，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的胜利。”

会后，李立三主持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7月间，重点部署了南京、上海、武汉等城市的暴动准备工作。8月初，在党的组织需要“军事化”的口号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以李立三为书记的中央总行动委员会，作为领导武装暴动的最高指挥机关。李立三还兼任江苏省总行委的书记。当时党内实行家长制的统治，不讲民主，搞“一言堂”，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通常采取压制和打击，扣以“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调和主义”的帽子，或者撤销、调离其职务，甚至开除党籍。

这时，陈云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他为上海邮电工会的工人领袖陆宗士没有将罢工进行到底而受到江苏省委的处理，大哭一场。据陈云秘书朱佳木回忆：“有一次，上海邮电工会的工人领袖陆宗士提出主动复工的意见，受到严厉批判，并要开除他的党籍。陈云同志对我说，陆宗士过去曾是商务印书馆的职工，彼此之间认识，对当时组织上那样处理他，在感情上接受不了，于是大哭了一场。”

青年时期的陈云

后来，由于上海的白色恐怖严重，到1931年9月，中共中央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不足半数。因此，在共产国际指示下，成立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1932年3月，陈云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并担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针对上海《时事日报》社职工罢工中与资方僵持的局面，陈云提出主动复工的建议，得到张闻天、刘少奇（张闻天时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时任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作者注）的赞成。朱佳木回忆：“少奇同志在会上还说过，这是中国职工运动史上的第一次主动退却。”因为，过去每次发动罢工，都要闹到罢工工人被资方开除为止，叫作“要把工罢到底”。

为红军没能获得苏联援助的物资流泪

1935年6月，陈云从四川省天全县灵关殿（今宝兴县灵关镇）离开长征队伍，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赴上海，领导恢复和开展白区工作。同时，也要在上海设法寻找同共产国际的联系，准备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近况，尤其是遵义会议的情况。

7月，陈云抵达上海，住进法租界天主堂街新永安街的永安旅馆，仍用在中央特科工作时的化名“李介生”。他通过电话联系章乃器找到了章秋阳，又通过章秋阳找到潘汉年的弟弟潘渭年，终于同在香港的潘汉年取得了联系，并约好来上海商量下一步行动计划。

然而，就在陈云到上海之前，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黄文杰等36人被捕；7月22日，上海中央局负责人浦化人和宣传部代理部长董维健等又被捕；两天后，共青团上海中央局书记文德被捕并叛变。陈云从报上看到自首叛变并认识他的人有72名之多，感到一时很难开展工作。幸好这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知道陈云到了上海，也知道上海白色恐怖严重、上海党的组织很混乱，决定“许多留在上海的党员都应暂时到苏联去”。上海中央特科传达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要陈云去苏联的意见。“当时决定小开（即潘汉年）先走，我则因任务在上海工作，故不决定即走。”后又来催促，陈云才启程赴苏联。

在宋庆龄的精心安排下，通过马海德的帮助，1935年8月上旬，陈云秘密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9月上旬，陈云到达莫斯科。在莫斯科，斯大林听取了陈云的汇报。陈云长子陈元回忆说：“斯大林听得非常认真，听了以后感触也很深，认为红军成熟了，比之前在思想上强大了很多。在汇报时，父亲就说共产国际派了一个坏人（李德）来，做了很多坏事，致使红军打了败仗。斯大林当时就急了，赶快就问李德是谁？旁边有人赶紧告诉他。斯大林说这个人不是共产国际的，也不是共产国际派出的。”陈云听后心里更加难过。这样一个冒充共产国际派出的军事顾问，干了这么多坏事，居然不是共产国际派出的。“他大胆地向斯大林提出，共产国际虽然无意，但却给中国红军造成了严重损失，应该有所补偿吧？比如补偿一部分武器？斯大林当时就答应了。”

到1936年9月11日，共产国际决定：“在中国红军攻占宁夏地区后提供一点五万—二万支步枪、八门火炮、十门迫击炮和相应数量的外国制式的弹药。武器将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月集中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边境，将通过知名的乌拉圭洋行售出，为运进宁夏作准备。”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给这一计划的实现提供了可能。之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在10月11日发布《十月份作战纲领》，要求全军争取用一个月时间进行休整，作好渡过黄河的各种准备，然后红军主力向北发展，夺取宁夏。10月25日，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红四方面军一部两万多人西渡黄河准备执行夺取宁夏战役计划。

红军西路军一部

这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组织代表团回国迎接执行夺取宁夏战役计划、担负打通国际路线任务的红军队伍，陈云任代表团团长，到边境接收武器。12月8日，陈云一行离开莫斯科乘火车前往阿拉木图，在那里换上苏军棉袄和皮衣等，秘密前往霍尔果斯，看到了苏联准备援助红军的武器和弹药。

由于受到国民党军队堵截，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鉴于苏联政府决定利用与新疆军阀盛世才的统战关系，把援助物资送到新疆与甘肃交界的地方，过河部队遂组成西路军，改向新疆方向前进。此时，国内发生了西安事变。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让陈云等人停下来等候指示。

12月14日，苏联《真理报》发表社论，指责西安事变“显有怪异性质”，说是“汪精卫利用张学良部队中的抗日情绪”而挑动的。西安事变发生后，苏共中央认为其有日本方面的背景，故改变原来援助中国红军武器的承诺。陈元回忆说：“父亲听了这个消息以后，大哭了一场。”这是因为，西路军已经没有退路，一路向西到新疆也就失去了意义。

后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苏联领导人又改变了态度，表示将继续向中国红军提供军事物资援助，让西路军继续西进。但这前后的变化，使西路军贻误了战机，陷入被动。在河西走廊地区，西路军因补给断绝、严酷环境和马步芳部骑兵的机动“围剿”而逐渐陷入困境。最终，西路军除少部分突围、徒步走到新疆外，其余人员或牺牲于战场，或被俘后惨遭杀害。

陈云题写碑名的红军西路军进疆纪念碑

为东北解放的大好形势流泪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云来到东北，开始了3年零8个月不寻常地驰骋东北战场的历程。对于东北，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就指出：“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末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东北成为国共两党争夺的焦点。国民党在美国的帮助下，依靠海运、空运将数十万部队运进了东北，国民党最骁勇善战的将领之一杜聿明出任东北保安司令，并制定了“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此时，中共中央断然采取三大措施：一是，“决定成立东北中央局，以彭真、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为委员，并以彭真为书记”；二是，决定“调配一百个团架子的干部去东北”；三是，作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发展东北我之力量并争取控制东北”的战略决策。

中共中央最初的设想是“独占东北”，通过控制沈阳、长春等大城市及铁路干线，迅速建立政权。然而，随着国民党军队在美国支持下大举北进，苏联迫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压力，要求中共撤出大城市。再加上东北人民长期生活在日伪统治下，对国民党抱有幻想，对共产党缺乏了解，这些因素给进入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的生活和作战带来极大困难。结果我们的军队一路从锦州退到沈阳、退守四平、退守长春，直到北撤至松花江边，使得全军士气大落。

在东北根据地不断失守、缩小之际，陈云正在北满通过剿匪、发动群众建立北满根据地，并取得重大进展。当时，陈云不断地给中央、给东北局发电报，要求派主力团到北满，进行剿匪，他认为：唯有如此，北满根据地的创建才能成功。1945年底，三五九旅的部队开始进入北满，马上就到各个市县去剿匪，基本上一个冬天就把大部分土匪剿灭了，很快就扭转了北满分局成立之初土匪占领三分之二县城的被动局面。在此基础上，陈云又带领当地干部发动群众，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最终在北满站稳了脚跟。

1945年11月，陈云等人向中央提交《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明确提出“独占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已无可能，建议“主动撤退”至北满、东满、西满的广大农村，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这一建议被毛泽东采纳，并于12月28日形成《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中央指示，确立了“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方针。

然而，这一战略方针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到1946年3月6日，东北局在抚顺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由东北局书记彭真主持，任务是讨论东北地区的形势和党在东北地区的战略部署。会上围绕要不要建立和巩固广大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后来，由于四平失守，1946年5月21日东北局由长春迁至哈尔滨，5月26日东北局与北满分局合并。经多方考虑，6月16日毛泽东电告东北局，决定“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以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四同志为东北局副书记兼副政委，并以林、彭、罗、高、陈五人组织东北局常委”，以加强统一领导。

1946年7月，东北局利用美国调停东北停战的时机，于3日至11日在哈尔滨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总结前9个月工作，分析形势，统一思想，研究落实中央建立巩固东北根据地的指示。会前，陈云受东北局委托，起草《东北形势和任务》决议稿。7月5日，决议稿被上报中央，在扩大会议上同时进行讨论。7月7日讨论通过，史称“七七决议”。“七七决议”确定了党在东北的工作方针和作战方针，标志着党在东北的战略重心真正转到建设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上，对统一东北全党全军的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

全军思想统一后，到1946年冬，南满根据地因国民党的大举进攻陷入绝境，仅剩临江等4县，部队面临“撤往北满”与“坚守南满”的激烈争论。陈云临危受命，赶赴南满。面对多数将领的撤退主张，他力排众议：南满若失，北满亦危；牵制敌四军的代价远胜北撤的损失。他以“牛尾巴”作喻，强调抓住南满这个牛尾巴，即牵制敌军全局，最终拍板“坚持南满，一人不走”。

此后，在陈云、萧劲光、萧华等人的指挥下，依托临江、长白、抚松、靖宇4个县的狭小根据地，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经过108天的浴血奋战，先后4次打退了国民党10万军队的大规模进犯，取得了四保临江战役的伟大胜利。此役不仅稳住了南满，更与北满“三下江南”形成掎角之势，彻底扭转东北战局，为1948年的战略反攻铺平道路。

解放战争初期的陈云

到1948年底，共产党的部队已有百万之众，武器装备大大改善，根据地在3年内建立并巩固起来了。东北全境解放后，在沈阳励志社召开的庆功大会上，陈云感慨地说，东北全境的解放来之不易。陈云秘书刘家栋回忆：“陈云同志在庆功会上，面对来之不易的大好形势落下了眼泪，这是我毕生见到他仅有的一次落泪。”这次落泪，是对一路走来艰辛的感慨，更多的是在艰难的环境下，取得巨大的成绩的感动。正如毛泽东所说：东北的胜利，为全国胜利提供了物质和干部基础。

为刘少奇平反流泪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陈云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还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平反冤假错案，成为陈云领导下的中央纪委的一项主要职责。1979年1月，中央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确定，将“抓紧处理积压案件，做好冤、假、错案的复查平反工作”列为中央纪委要着重抓好的三个方面的工作之一。

在陈云的领导下，中央纪委直接抓了刘少奇、瞿秋白、潘汉年等在全党全国有重大影响案件的复查平反工作。

刘少奇是中共中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文化大革命”中被污蔑为“叛徒”“内奸”“工贼”，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刘少奇一案是党的历史上最大的冤案。

1978年底，在邓小平、陈云等人关心下，王光美结束了12年的监狱生活。不久，她带着儿子刘源来到陈云家里表示感谢。刘源回忆说：“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以后，我母亲身体恢复后，有一天我陪着她去向陈云叔叔表示感谢。一见面，陈云叔叔就主动说，你父亲的案子是一定要平反的，这个案子可以说是中国最大的冤案，但是正因为它大，所以要更慎重，要做得更好。”

1979年2月5日，国家地质总局局长孙大光致信胡耀邦并中共中央，建议重新审议刘少奇一案。胡耀邦将信转报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批阅。2月23日，陈云在孙大光的来信上作出重要批示：“中央常委各同志已传阅完毕，中央办公厅应正式通知中组部、中纪委合作查清刘少奇一案。”

对于陈云的这个批示，当年负责刘少奇一案复查工作的杨攸箴回忆说：“如果没有他（陈云—引者注）的批示，那这个案子就启动不了，复查就启动不了。所以当时陈云同志首先非常明确地批示，应该由中央纪委、中组部来联合复查刘少奇同志的案子，这个起了决定作用。”

根据陈云的批示，中央纪委和中央组织部共同成立刘少奇案件复查组。在复查中，陈云始终关心案件的进展，指示：“我们要把这个事情一件件都搞扎实了，让它证据齐全，让后世人看后没话可说。”

当时刘少奇案有420多卷档案，再加上“王光美专案组”的一些案卷，总共有570卷。

经过10个月的调查研究，复查组发现，对刘少奇“定罪”的所谓“证据”全是子虚乌有，基本上都是伪证和逼供的产物。最终，复查组用事实逐条否定了强加给刘少奇的各种罪名，在此基础上向中共中央写出详尽确切的复查报告。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这个复查报告，据此作出关于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草案）。

1980年2月29日，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恢复刘少奇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的名誉。因刘少奇问题受牵连造成的冤假错案，由有关部门予以平反。

5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论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社论全面地阐述了为刘少奇平反的曲折过程和伟大历史意义。社论指出：“平反刘少奇同志的冤案，是恢复我们党和国家的一位主要领导人的名誉，是恢复受到刘少奇同志冤案牵连的千千万万干部、党员、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的名誉，也是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恢复我党和我国政治生活的本来面目。”

5月17日下午，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人士一万多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刘少奇追悼大会。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高度评价了刘少奇为中国革命、建设事业所作的杰出贡献和优秀品德。追悼会结束后，邓小平走到王光美面前，紧紧握着她的手说：“是好事，是胜利。”

在刘少奇追悼大会上，专程从杭州赶来的陈云，紧紧握住王光美的手，没有说话，眼里满含泪水。刘源回忆说：“一向很少落泪的陈云叔叔，这一次流泪了。”这泪水既有对战友蒙难的痛惜，也隐含着对历史教训的深刻反思；这泪水既是看到战友冤案平反后心情的激动，也是看到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取得胜利的喜悦。

1980年5月17日，陈云在刘少奇同志追悼大会上向刘少奇夫人王光美表示慰问

（作者系中共一大纪念馆陈列研究部主任，全国陈云思想生平研究会副秘书长）

（责任编辑：樊燕）

（原文刊载于《炎黄春秋》202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