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尔玛·法里德：中国抗战胜利给亚洲人民带来了什么？印尼历史学家这样说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观察者网特别推出《14年抗战史不容歪曲篡改》专题。

80年前，中国人民14年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不仅动摇了旧殖民体系，还催生了亚洲很多国家的民族独立。以印尼为例：1942年3月，日本占领印尼，一方面结束了印尼被荷兰占领的殖民史，同时，日军的施虐也伴随着全球反法西斯战争的进展，孕育和助推了印尼的民族解放运动。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两天后印尼宣布独立，成立印尼共和国。

这段历史，为印尼人留下了哪些集体记忆？印尼人又是如何看待中国十四年的抗日战争，以及全球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与本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呢？为此，我们也邀请了印尼历史学家、印尼教育和文化部文化总局局长希尔玛·法里德（Hilmar Farid）来聊了聊。

印尼：对日本殖民者的看法与中国不同

观察者网：在当今印尼的集体记忆中，日本二战时期对印尼的占领是如何被铭记的？那是一段残酷的殖民统治时期、又或者是一剂催生印尼独立运动的催化剂，还是两者的复杂交织？

希尔玛·法里德: 在印尼的家庭口述史和地方传说中，日本占领时期被称为“zaman Jepang”（即“日本时代”的简称），它代表着物资匮乏、强制劳役、任意暴行以及性奴役（即“从军慰安妇”制度）。老一辈人至今仍用“zaman Jepang”来形容那段最艰难的岁月：粮食被没收、乡村陷入恐怖统治，男人被强征去参与从苏门答腊到印尼东部各地的铁路和机场建设。这种关于苦难的私人记忆，在不同地区之间有着惊人的连贯性，尽管程度有所不同（例如，爪哇人和苏门答腊人被强制提供劳役；而在东部由海军控制的地区，其运作方式则更加严酷）。

印尼独立运动领袖、共和国第一任总统苏加诺

与这种记忆并行存在的，是一种更趋“国家化”的叙事，将日本占领视为一种矛盾的催化剂。日本通过摧毁荷兰的统治权威、提拔印尼本地行政人员、推广印尼语教育和媒体、并通过青年组织（如 Seinendan 和 Keibōdan）及民兵组织PETA动员年轻人，无意中帮助印尼建立起了网络、技能和政治信心，这些因素直接为1945年的独立奠定了基础。像BPUPKI和PPKI这样的机构，为印尼领导人提供了正式的讨论平台，围绕宪法理念展开辩论，并为迈向主权独立做好准备。许多PETA军官后来成为共和国武装部队的核心力量；1944至1945年间青年群体的激进化，也影响了革命的节奏。

这两层记忆——受害与动员——并未真正得到调和，而是处于一种紧张共存的状态。学校教科书和博物馆通常呈现出一个顺序：荷兰殖民统治、日本占领（既有压迫也有动员）、独立宣言、以及革命。这种叙述方式避免了对占领者表达任何“感激之情”；它强调印尼人的主体性，同时也承认一个崩溃帝国所创造出的结构性机遇。

此外，还存在着多元的记忆视角。由于中日战争，印尼华人社区成为日本战时政策的目标，他们承载着与众不同的记忆伤痕。女性的经历，尤其是作为慰安妇的遭遇，在公共记忆中一直较少被提及，尽管在改革时期（1998年）以来有所浮现。爪哇以外的地区，往往对日本政治“益处”记忆较少，而对赤裸的资源掠夺感受更深。从代际来看，那些亲身经历或听闻过那段历史的人，更多强调其残酷性；而后来的几代人，在民族主义教育体系下成长，更容易认识到其中的“催化”维度。

因此，在当今的印尼，日本二战时期的占领主要被记忆为一段残酷的殖民插曲，它在不经意间加速了共和国的诞生。这是一种令人不安的综合体，既反映了普通民众所承受的痛苦，也承载着国家关于革命历程的官方叙事。

印尼的独立从来不是孤立的成就，而是亚洲各地反帝斗争网络中的一部分

观察者网：二战期间的印尼民族主义者，在多大程度上了解中国抗日战争（1931–1945）？中国抗战的胜利是否给他们抵抗荷兰/日本殖民主义的运动，某些启发或者有所关联？

希尔玛·法里德: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初，印尼的民族主义者并非与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完全隔绝。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泗水和三宝垄等地的报纸，报道了1931年日本侵占满洲、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及随后在中国持续多年的残酷战争。这些消息大多通过印尼的华人群体传入，他们组织抵制日货、为中国抗战募捐，并通过《新报》（Sin Po）等报刊传播相关信息。尤其是在城市中，中国对抗日本的斗争非常受群众瞩目，尽管这种认知常常是通过华裔印尼人社群，而非印尼本地的民族主义组织本身传递的。

对于印尼的领导人来说，中国抗日战争的意义并不单一。一些人将日本视为亚洲力量的象征，回想起日本在1905年出人意料地击败俄国，以及其迅速实现现代化并战胜欧洲列强的能力。苏加诺本人就常将日本称为可能的“亚洲之光”，认为它可能帮助其他民族摆脱西方殖民统治。但另一些人，如哈达（Hatta）和沙里尔（Sjahrir），则持更为怀疑的态度。他们警告说，日本帝国主义并不比欧洲的帝国主义更温和，而日本在中国的暴行——比如南京大屠杀和对多个中国城市的轰炸——似乎印证了他们的担忧。

正因如此，中国抗战的榜样未直接塑造印尼的斗争策略。1942年日本占领荷属东印度后，印尼人不得不面对日本势力的现实，调整策略以求生存，并在有限的缝隙中为争取独立做准备。不过，中国抗战的记忆在象征意义上依然具有重要意义。它表明，亚洲人可以抵抗一个强大的帝国势力，也强化了印尼人属于一个更广泛的全球反帝斗争共同体的意识。在地方层面，华裔印尼社群的积极行动，也为印尼人将自己的斗争与更广阔的亚洲意识联系起来创造了机会。

日占时期的印度尼西亚人（左边三个） Gelora News

因此，归根结底，印尼民族主义者确实知晓中国对日抗战，但它更多是作为一种道义上和象征性的鼓舞，而非具体的战略指引。他们实际的政治与军事抉择，更多地是由本国遭受占领的严酷现实所决定的。

在战争期间及战后，中国与印尼的反殖民活动家之间确实存在联系，但这些联系往往脆弱、零散，且并不总是被纳入官方的民族主义叙事之中。其中不少联系是通过荷属东印度的海外华人社群实现的。他们在1930年代日本侵略中国后积极行动，组织抵制日货、筹集资金，并发行报纸传播来自中国前线的消息。这些努力不仅增强了华人社群内部的团结，也营造了一种氛围，让印尼人能够将自己视为更广泛的亚洲反帝斗争的一部分。

在印尼方面，主流的民族主义领导人对这些联系持谨慎态度。在1942年之前，苏加诺等人仍希望日本可能成为对抗荷兰殖民统治的有用盟友，因此他们对公开支持由中国团体领导的反日运动持保留态度。但在其他一些活动中，联系则更为紧密。左翼组织，尤其是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团体，将中国的抗日斗争视为全球反帝斗争中的天然盟友。一些印尼活动家与国际共产主义网络保持联系，这些网络往往将中国、印尼和越南视为同一个反殖民阵线的一部分。

1945年之后，这些联系变得更加明显。华裔印尼活动家在革命期间为印尼共和国提供了资源、网络，有时甚至是直接的支持。基层的故事层出不穷：华人店主提供物资，社区开放安全屋，地方社团将资金输送到民族主义事业中。这些贡献很少进入独立运动的宏大叙事，但它们在维持地面斗争方面至关重要。

我认为，更值得关注的正是这些日常的团结行动。华裔印尼社区与印尼青年之间的协作、地下刊物的共享、以及默默提供的庇护与物资，正是跨国团结真正得以践行的地方，而不仅仅停留在口号上。太多时候，人们的目光聚焦于精英外交或意识形态的契合，而跨越族群界限的人际纽带却逐渐被遗忘。重建这些故事，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那个时代，也提醒我们：印尼的独立从来不是孤立的成就，而是亚洲各地反帝斗争网络中的一部分。

日本的败亡，为印尼抓住时机宣布独立创造了条件

观察者网：有学者认为，中国与日本的长期战争削弱了日本对东南亚的控制，从而间接推动了当地的独立运动。这一观点对印尼而言是否适用？

希尔玛·法里德:部分学者指出，中日之间的持久战消耗了东京的大量资源，使日本难以维持在东南亚的统治，从而为独立运动创造了空间。这一说法有一定道理，但在印尼，情况要稍微复杂一些。

到1942年日本进军荷属东印度（今印尼）时，它已经深陷中国战场。日本占领这一群岛，更多是出于迫切需求，而非长远的战略考量：它急需石油、橡胶和粮食来维持其战争机器运转。这种紧迫性也塑造了它的统治方式：高度掠夺性、往往十分残暴，重点在于动员劳动力和资源，而不是建立稳固的殖民体制。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战场的战争间接影响了印尼：它使得日本的占领注定是短暂且不可持续的，更像是一场被围困状态下的军事占领，而非一个稳定的政权。

然而，当印尼人回顾历史时，他们通常不会把独立看作是中国抗战带来的“附带成果”。相反，他们更强调自身的能动性，比如青年组织、民兵和政治领袖如何利用日本控制中的漏洞，为1945年的独立做准备。日本的衰弱确实是全球大局的一部分——包括苏联的推进、太平洋战场的战斗以及盟军的封锁——但在印尼人的记忆中，决定性时刻是独立宣言的发表，而不是日本力量逐渐被削弱的过程。

不过，如果把视野拉远，这个观点仍然有其合理性。日本在中国的战争消耗了大量人力、财力与注意力，这些资源本可用于巩固其在荷属东印度的统治。等到原子弹落下、日本投降时，这个帝国早已过度扩张、精疲力竭。这种衰竭为印尼抓住时机宣布独立创造了条件。因此，虽然印尼人未必直接将他们的自由归功于中国的抗战，但历史学家可以看出，这两场斗争在日本帝国主义崩溃的大背景下是相互关联的。

观察者网：那么，更具体一点，1945年日本投降如何为印尼当年宣布独立创造了机会？印尼历史学家是如何看待这一时期的？

希尔玛·法里德：1945年8月日本投降，给印尼带来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权力真空，而正是在这个脆弱又充满不确定性的空档期，印尼宣布独立成为了可能。当时，日本在遭受原子弹打击和苏联参战后，已经筋疲力尽、方寸大乱。盟军命令日本维持秩序，直到荷兰能够重返印尼。但实际上，日本在当地的权威几乎在一夜之间瓦解。士兵躲在军营里，行政官员犹豫不决，人们感受到历史出现了裂缝。

对印尼的领导人来说，这是他们等待已久的时刻。苏加诺、哈达及其同僚在日本统治期间就一直在做准备，利用诸如PETA（乡土防卫义勇军）和BPUPKI（印尼独立筹备调查委员会）等组织，培训领导人才、起草宪法、动员青年。当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这些准备工作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但过程并不平坦。当时，尤其是在年轻激进分子中，曾就是否应该立即宣布独立，还是等待更有序的权力交接，展开了激烈争论。最终，青年活动家的压力迫使苏加诺和哈达迅速采取行动。

1945年8月17日，在雅加达一栋简朴的房屋里，人们高声宣读独立宣言，印尼共和国由此诞生。

印尼的乡土防卫义勇军

印尼历史学家通常将这一时期描述为一个彰显“主体性”的非凡时刻。日本的崩溃提供了一个契机，但真正将这个契机转化为主权宣言的，是印尼领导人的准备就绪和青年群体的激情投入。日本的角色常被描述为具有矛盾性：他们虽非有意，却在客观上为印尼人走向建国做了准备；但同时，他们也是压迫性的占领者，正是他们的失败，才让独立成为可能。而荷兰一方，则认为这份独立宣言是非法的，但当他们试图重返印尼时，民族独立的星星之火已然燎原，局面再难挽回。

在印尼的集体记忆中，1945年是勇气与主动精神的象征，是印尼人主动掌握自己命运，而不是被动等待世界大国来替他们做决定的时刻。日本投降固然重要，但它只是一个导火索。随后发生的一切，完全是印尼人自己创造的：一场革命、一场捍卫主权的战斗，以及该地区历史新篇章的开端。

无论荷兰还是日本，外国人的统治都是不可容忍的

观察者网：日本占领与荷兰殖民在印尼有何不同？这些经历如何影响了印尼战后对帝国主义的态度？

希尔玛·法里德：在日本占领与荷兰殖民之间，印尼人有着截然不同的记忆，这并不是因为前者比后者仁慈，而是因为它们的统治方式与带给民众的体验完全不同。

荷兰的统治延续了三个世纪，其特点是渐进式的渗透、官僚体系以及一层薄薄的法律外衣。荷兰的治理方式带有家长式作风，而且极具排他性，将印尼人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同时构建了一个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对大多数印尼人来说，殖民统治意味着日复一日的现实：纳税、种植园劳动、早期阶段的强制劳役，以及一种始终被排除在现代文明之外的压抑感。

相比之下，日本在1942年的到来是突然且暴力的。他们的统治只持续了三年半，但却极为强烈且具有变革性。其残暴性显而易见：强制劳役（romusha）、征粮导致饥荒、士兵的任意暴力，以及将女性作为性奴隶使用。在日本占领下，村庄里弥漫着恐惧与匮乏。然而，在残酷之外，日本也打开了荷兰长期以来拒绝给予的政治空间。他们推广印尼语，成立了PETA等组织，通过准军事和民间团体动员青年，还允许民族主义领袖更公开地谈论独立。他们这样做并非出于善意，而是因为需要印尼人支持其战争努力。即便如此，这些机会还是让印尼人获得了组织、治理和军事训练等方面的经验，而这些技能在1945年后变得至关重要。

这些截然不同的历史遗产，塑造了战后人们对帝国主义的态度。荷兰被视为一个试图开历史倒车的旧殖民强国，与当时全球正在兴起的去殖民化潮流格格不入。而日本，虽然因其带来的苦难而被铭记为痛苦的象征，但其迅速崩溃以及留下的制度结构，也让印尼人相信：帝国是可以垮台的，独立是可以实现的。从某种奇怪的角度看，荷兰代表着与过去的延续，而日本占领，尽管残酷，却象征着断裂与另一种未来的可能性。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战后印尼人如此坚决地不愿接受荷兰的回归。经历过这两种形式的帝国主义后，他们清楚地看到，无论是像荷兰那样缓慢而官僚化的统治，还是像日本那样快速而军事化的控制，外国人的统治终究都是不可容忍的。独立不再只是一个梦想，而是唯一的出路。

亚洲的现代命运，不应由外部帝国决定

观察者网：二战时期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非人道暴行，以及中国长达十四年的抗日战争，如何影响了现代印尼对东亚的外交政策与公众认知？

希尔玛·法里德：日本在战争期间的残暴占领，以及中国人民长期抗战的记忆，都在印尼人如何看待东亚的问题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尽管这些影响并不总会在政策辩论中被明确提及。日本军国主义的残酷，让印尼人对那些打着解放旗号、却以支配手段行事的大国，始终保持着警惕。

这种警惕心理也延续到了印尼早期的外交政策中，像苏加诺和哈达这样的领导人，不仅追求脱离荷兰的独立，也反对任何形式的外部控制。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印尼奉行“不结盟”政策：在接连经历了两个帝国的统治后，印尼人对落入第三个大国的势力范围心存戒备。

与此同时，中国的抗战则提供了另一种启示。尽管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印尼人对日本的看法，和中国并不一致，但中国坚持十四年抗击侵略的事实，传递出一个强有力的信号：亚洲国家有能力战斗，也有能力坚持下去。在印尼共和国成立初期，这种精神促进了与亚洲和非洲其他国家反帝斗争的共鸣，后来也体现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共同抵抗法西斯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记忆，为印尼在国际上呼吁和平、共处与正义，提供了道德基础。

周恩来参加万隆会议

今天，印尼公众对东亚的看法，依然带有这些历史记忆的回响。对日本的看法是矛盾与务实并存的：一方面，日本被视为残酷的占领者；另一方面，也被珍视为发展和科技领域的重要合作伙伴。而对中国，印尼人则将其视为一个古老的文化邻邦，也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当代大国。中国当年反抗日本侵略的历史，虽然在印尼主流记忆中并不突出，但主要在华裔印尼人社群中仍有传承，偶尔也会作为亚洲坚韧不拔叙事的一部分被提及。

简而言之，战争暴行与抵抗的历史遗产，仍在塑造着印尼的定位，它们促使印尼对支配保持警惕，对反殖民斗争抱有同情，也更倾向于在外交关系中寻求平衡。其中最清晰的一条教训是：亚洲的现代命运，不应由外部帝国决定，而应由亚洲各国人民自己的主体性来书写。

和平不是别人赐予的，而是通过团结与警醒共同缔造的

观察者网：中国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并举行了阅兵仪式。这展现了中国反对侵略、捍卫和平的坚定立场，这是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一直践行的核心价值。在这个时刻，您想对中国的读者说些什么？作为一名印尼历史学者，您认为当代亚洲应从二战历史中汲取哪些教训？

希尔玛·法里德：如果我有机会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直接对中国的读者说几句话，我会首先表达敬意。在那场战争中，中国承担了巨大的牺牲，坚持奋战了整整十四年，承受了日本军队的大部分压力，并向世界证明，亚洲国家有决心，愿意以生命为代价来抵抗外来侵略。这段历史，不仅值得作为中国民族的奋斗被铭记，也应作为亚洲共同生存与复兴故事的一部分被传颂。

对印尼人来说，战争的结束为独立打开了大门。我们于1945年8月17日发表独立宣言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日本帝国在全球抵抗的压力下崩塌，而中国正是这抵抗中的关键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印尼与中国的经历是紧密相连的：我们都从战争中走出，迈向一个决心摆脱殖民统治、自主决定命运的新世界。

今天，亚洲的教训在于：我们的力量在于团结，也在于记忆。侵略与支配对我们而言，并非抽象的概念，而是切身的经历，是我们祖辈与父辈身负的伤痕。如果我们忘记这些，就有重蹈覆辙的风险。但如果我们诚实地记住它们，这些记忆就能成为和平的基石——这种和平不是建立在恐惧或武力之上，而是建立在拒绝被奴役的国家尊严之上。

在当今世界动荡不安、新的对抗与冲突可能将我们割裂的当下，二战的记忆提醒我们，亚洲为战争付出的代价实在太高。未来的希望，不在于重复支配的循环，而在于建立一个重视合作、正义与相互尊重的区域秩序。这正是1955年万隆会议的精神，也是亚洲今天仍能向世界传递的信息。

所以，我的话很简单：记住那些牺牲，缅怀那些受害者，抵制对历史的歪曲，传承这样一个信念——和平不是别人赐予的，而是通过团结与警醒共同缔造的。在我看来，这正是战争那一代人留给我们这些生在和平年代之人的最宝贵馈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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