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兹全：毅生师对我的推荐，我终身难忘

何兹全

接到毅生师去世讣告的前两天，一位朋友来我家坐，谈话中说到“郑天挺先生去世了”。我听了大为震惊。先生一向身体健康，不久前还在北京开会，我们都说他身体好、精神好，至少可以工作到九十岁。怎么会……?然而，这位朋友的话是可信的，不两天也就证实了。晴天霹雷，使我悲痛难已。

我在北大读书时期(一九三一—一九三五)和先生并无个人来往。先生认识我是一九三九年以后。当时我在重庆，正陷入半失业状态，加以国民党管区物价开始猛涨，生活极为狼狈。有一次实在揭不开锅盖了，我爱人找朋友借了点钱买面，背回来烙饼给我吃，我一面吃一面落泪。

就在这时候，中英庚款董事会拨出一部分钱作专款，协助一些人作科学研究。申请须要有知名学者推荐，毅生师作了我的推荐人。我得到了中英庚款董事会的专款协助。研究专题是魏晋南北朝史，依附在沙坪坝中央大学历史系，同时还在该系讲授中国通史。当时中大历史系主任是金毓黻先生。

这样，生活暂时安定下来。旧社会，特别是战争年代，失业是可怕的。毅生师对我的推荐，我终身难忘。

解放后，和先生的接触多些。一九六一年文科教材会议，毅生师和翦伯赞先生一起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史部分的第一、二册由北师大历史系主编。选材和工作中有了问题，就找毅生师指导、解决。

“文化大革命”前期，大约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以前，一天，我路过新街口电车站，看见先生正在挤电车，他吃力地刚刚挤进车门，车就开走了。相距不远，我本来可以大喊一声的，但我没有喊，默默地看着电车向西直门方向驰去，望着先生的身影随车消逝。我欣慰先生的身体还算健康，也默默地为先生祝福。但也有一点伤感：先生老了。

“文化大革命”后期，大约一九七三年左右，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史教研室的同志到北京来，好像就住在北师大，还和北师大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的同志开过一次座谈会，交流教学科研经验。南大的同志都很敢讲话，这说明他们都是思想解放心胸舒畅的。毅生师依然老是微笑着，和蔼可亲，但却比较沉默，不大讲话。这或许是长者的风度吧。但我总想：“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还在先生心里留有影子吧?

过后我才听说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受的折磨。

近几年来常和先生一块开会，见面的时间更多了。先生言谈身教，更使我获益匪浅。

我最后一次看见先生是一九八一年夏天，教育部召开的一次关于学位和科学的会议上。这次会上，先生给我的印象是情绪好，精神好，身体好。会上、会后，说话多，兴致高，时时发出爽朗的笑声。八十多岁的高龄，有这样的好身体，至少可以工作到九十以上的。万没有想到，这次见面竟是永别，不到半年，先生就遽归道山了。

先生的品德学问都是我敬佩的。他是史学家，更是教育家。先生奖掖后进，治学严谨，严于律己，宽于待人，永为后辈的师表。我要勉力向先生学习。

(原载《南开史学》一九八三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