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说民主和自由

现在人们大多了解民主和自由的概念，但民主和自由究竟是怎么回事，很多人还是不知道。

很多人认为民主与自由互为前提，不可分割。在很长的时间里，这两者不仅被认为是不同的，而且被认为是相互对立的。古典自由主义者在反抗军权、神权和封建贵族体制方面的确不遗余力，让他们争取的更多的是新兴资产阶级参与政治的权利，而不是真正的普选权。自由是好东西，好像人人都向往，不过自由的人容易把民主看成对立面，认为民主限制了自由。托克维尔认为，伴随经济繁荣，教育普及程度扩大，交通和通讯速度加快以及人口流动性提高，民主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他因此曾劝说保守派接受逐步扩大的选举权，不过他的理由是，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设法影响民主未来的走向。似乎大众中蕴藏着一种危险的文化倾向，直接威胁个人自由。小说家福楼拜对民众十分恐惧，他说得有点儿赤裸裸：“今后剥夺个人自由的将不是专治君主，而是民众。”自由主义者对民众十分恐慌，再加上保守派对民众的提示，使得享受选举权的人在很长时间里局限于少数经济和知识精英。财产资格、识字程度和其他种种限制，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排除在选举大门之外。有产者最关心的是自己的财产权，所以他们最害怕的就是无产者或少产者能参与重大政治决策。《人权宣言》和《一七九一年宪法》的执笔者西哀士倾向于将选举权限于纳税者，把所谓家仆、流浪者、乞丐、妇女统统排斥在外。

经过权贵的一番运作，劳动人民被排除在选举权以外，也就是说劳动人民失去了选举权，同时也失去了被选举权。拥有选举权的人都是权贵，而且相对自由。他们会利用民主的形式实现选举的自由，其实就是把选举权控制在权贵阶层，不让普通的劳动人民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种民主是被权贵改写的民主，实现了权贵的自由，却没有实现劳动人民的自由。因为人们拥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才可以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才会拥有政治话语权，不然话语权就被剥夺了，哪怕长期忍受奴役和剥削，也仍然要认同这种管理模式，甚至认为这是命运导致的，而不会反抗，也看不到自由的价值。民主本来是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最终却成了权贵们支配的政治模式，而且窃取了劳动人民的话语权。权贵声称代表劳动人民，实际只是代表他们这个阶层的人物，要为权贵阶层谋福利，而不是为老百姓谋福利。权贵在政治方面实现了自由，而且是通过民主的形式实现的，本身就具有一定的讽刺性。因为民主是限制权贵肆意妄为的，是要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而不是让权贵窃取劳动人民的权利，然后肆意妄为。

权贵在社会上占的人数比较少，但拥有社会上的优质社会资源，而劳动人民人数众多，占有的优质社会资源非常少，于是权贵阶层就成了富有的阶层，也成了新生产力的代表，而劳动人民属于底层人物，总是受奴役和剥削。倘若给予底层劳动人民选举权，那么权贵将会担心，担心底层劳动人民的选举具有盲目性，甚至只是盲目从众。权贵认为，底层劳动人民不读书，不识字，不知道经济如何发展，也不知道国家将走向何方，倘若让他们获得选举权与被选举权，那么他们将会改写民主的方式，变成盲目从众的投票，变成随大流的议论，最终会有损权贵阶层的利益，甚至会导致国家颠覆的命运。当然这种看法是多虑的，需要提升底层劳动人民的文化水平，需要让他们富裕起来，让他们真正当家作主，而不是权贵窃取权利之后声称代表他们，却始终代表权贵的利益。直到1928年，英国妇女才获得选举权。而在整个过程中，英国的自由派辉格党人（后来加入自由党）一直强烈反对民主。英国工党领袖拉斯基回顾这段历史时说了一段话：“自由派的理想让中产阶级分享方方面面的特权，而让无产阶级留在锁链中。”

民主是让人民当家作主，而人民是一个群体概念，不会说话，当然也没有话语权。权贵声称代表人民，甚至是人民选出来的代表，而人民在选举的时候，选举对象被限定在几个人物之间，最终他们只能选择一个，而这一个又是资产阶级的代表，而不是无产阶级的代表。看似人民的选举是自由的，其实已经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而资产阶级却可以拥有相对自由的政治权力，尤其拥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实现了整个资产阶级内部的稳定，同时也垄断了权力，却不会把真正的民主还给人民。普选权出现之后，虽然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少数必须要服从多数的意见，但总比几个人一拍脑门就做出决定要好得多，比权贵控制权力系统要好得多。多数人的意见虽然不一定完全正确，但起码代表了多数人的利益。倘若没有这种形式，贸然发动各种改革甚至革命，就有可能损害多数人的利益，不但造成社会经济的巨大破坏，而且容易失败。民主是为了实现一定程度的自由，当然也限制了自由。没有绝对的自由，也没有绝对的民主。

当人们认为民主限制了自由的时候，那么这种民主就有可能是被改写的民主。因为民主是让人们实现更大的自由，尤其要人们拥有一定的话语权，拥有参与政议政的能力、拥有自由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当人们自身的权利增多的时候，当然自由的范围也就大了，倘若没有实现，那只能证明这种民主是假民主，人民受到了奴役，甚至受到了愚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