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先生是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儒家”、新儒家的先驱。很多人尽管不了解梁漱溟的思想，但依然知道他的名字——1953年，在政协常委会上，他当众顶撞毛主席，因而受到批判。在《毛选》第五卷中，《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文记载了这场意见上的争锋。

梁漱溟因为顶撞毛主席而闻名，但他为了什么顶撞毛主席，以及他们之间的争论谁对谁错，这个问题就很少有人能讲清了。

第一次争论：如何建设新中国？

梁漱溟和毛主席的争论，其实在1938年梁漱溟第一次访问延安时就已经初现端倪。据梁漱溟晚年回忆，他当时在延安和毛主席进行了共8次谈话，除了2次不重要，其余6次每次时间至少都在两个半钟头，最长的一次两人畅聊一个晚上。

1938年延安的见面并不是两人的第一次见面，早在1919年，毛主席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的时候，他和梁漱溟就打过照面。梁漱溟和毛主席同岁，论生日，梁漱溟大2个月。

当时梁漱溟已经应蔡元培的聘请，担任北大印度哲学的讲师，而他的同事中，正好有毛主席的老师兼岳父杨昌济。一次，梁漱溟登门拜访，正好遇到了毛主席的，只不过当时他对毛主席并无印象，是毛主席在延安见到梁漱溟后，才对他讲了两人的第一次照面。梁漱溟听后夸赞毛主席好记性。

在延安，梁漱溟对毛主席的第一印象非常好，称其气质“逸群绝伦”，“不落俗套，没有矫饰、从容自然，而亲切。”

梁漱溟出身很好，其父是光绪朝的内阁中书，而毛主席是农民之子，正因如此，梁漱溟对毛主席格外钦佩。他晚年说：“毛主席这个人你饿，我跟他接触很多，他是雄才大略，那是很了不起。并且他没有什么凭借，他不是原来就有势力的一个人。他的家乡韶山我去过两次，他进修的地方我都去看，他读书的地方，他家乡人，我们都见到过。他15、16岁还在乡里种地，这样一个光身的人，居然创造了一个新中国，实在是了不起，是在是了不起。”

谈话中，梁漱溟说：“依我看，中国问题有两面，一面对外要求民族解放（即摆脱帝国主义，抗日），一面对内要完成社会改造（即建设新中国）。”对内、对外的问题又息息相关，因为要想对外抗日，首先要取得内部团结，社会改造的问题不解决，对外抗日也不会有利；再者，胸中无主，则外交不成，国内政策不能确定，就不能打开外交局面。梁漱溟的意思是，解决内部问题、改造社会是首要的。

毛主席基本同意梁漱溟的看法，但又认为，社会改造的问题太重大，牵涉太多，各方面的意见不统一，解决起来太困难，如果因为内部问题无法解决影响了抗日，也不是正确的办法，“似不如走一步，说一步”。

在如何改造社会这个问题上，两人产生了意见分歧，梁漱溟认为：中国的老社会有它的特殊构造，和欧洲不同。中国革命是外部引发的，不是内部自发的。梁漱溟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而毛主席则强调中国社会的一般性。

简单来说，梁漱溟认为，改造中国社会应该借助传统中国文化的资源，中国是特殊的“伦理本位”社会，应该从乡村入手，以教育来改造社会。他认为中国缺乏阶级，不赞成用革命的办法的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

两人虽然都不赞成对方的看法，但争论点到为止，气氛和谐。梁漱溟晚年回忆说：当时他们“随后争辩，而内心没有不舒服之感。大致每次都可以让你很舒服的回去。”

第二次争论：如何建设新中国？

1949年新中国成立，尔后又经历了抗美援朝，到1953年，建设新中国的问题正式提上日程。这年9月，周总理在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确定了“一五计划”的基本内容，其中的重中之重就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工业化建设，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在农业、手工业、工商业方面，也要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改造，农村工作的重点是进行农业合作化。

在小组讨论的时候，梁漱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近代以来中国农村的衰落，主要是西方工业化的侵袭。面对侵袭，中国过去的做法是消极因对，即以牺牲农业去发展畸形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梁漱溟称这条路行不通，中国的现代化不应该牺牲农村，而是应该借鉴西方的科技和组织重建乡土社会，走农业、工业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均衡的现代化道路。

梁漱溟的这个观点遭到了不少人的反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发展社会的关键在于发展生产力，而现代的工业化在这方面比农业更具进步性，所以应该优先发展工业。秉持着这一理念，围绕着苏联帮助我国的156个大型项目和694年中大型项目，大力发展工业可以说是恰逢其时。

梁漱溟在某些方面的批评有些过激，比如他认为发展工业就是牺牲农村，使得工人和农民的生活差距拉开了，一个在九天之上，一个在九地之下。毛主席不赞同他的看法，他说：

“差别是有，工人的收入是比农民多一些，但是土地改革后，农民有地，有房子，生活正在一天一天地好起来。有些农民比工人的生活还要好些。有些工人的生活也还有困难。用什么办法来让农民多得一些呢？你梁漱溟有办法吗？你的意思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如果照你的办法（指不重点发展工业）去做，不是依靠农民自己劳动生产来增加他们的收入，而是把工人的工资同农民的收入平均一下，拿一部分给农民，那不是要毁灭中国的工业吗？”

重点发展工业，也并不是忽视农村，忘掉农村。毛主席说：“过去三年，我们的主要力量是放在农村工作方面。今年，大批的主要干部才开始转到城市工作方面来，但是，大多数干部还是在县、区、乡工作。怎么能说我们忘掉了农村呢！”

“农业哺育工业”，在新中国缺乏外部条件，不靠殖民掠夺的情况下，这是过渡的必然阶段和产物。新中国成立至今，谁也不能否定，如果没有当初的大力发展工业、城市化，就没有今天中华民族的复兴和腾飞。“工业反哺农业”、“农业工业化”这也是我们一贯的号召。

在如何发展农业，建设乡村方面，当时我们的办法是进行农业合作化，梁漱溟对此表示赞成，但具体的实践起来又有不同。梁漱溟认为，乡村建设的关键在于道德建设，重建乡土中国的诚信体系和人际关系，推动农民和乡村自觉地形成一种集体力量。

他认为，在过去，农村的富裕群体主要是通过勤劳致富的，很少是通过掠夺剥削的方式致富，过去地主是农村社会的“楷模”。中国农村的衰落，不是因为地主的剥削，而是西方工业的侵袭。重建乡村，应该依靠乡绅的力量，重建基层组织，引导推动农民参加团体生活。

对此，毛主席批评说：我同他比较熟，没有一次见面我不批评他的错误思想。我曾当面向他说过，我是从不相信你那一套的。什么“中国没有阶级” ，什么“中国的问题是一个文化失调的问题”，什么“无色透明政府”，什么“中国革命只有外来原因没有内在原因”……在落后乡，主要是打击反革命分子的问题，对于蜕化变质的干部也要清理。

梁漱溟对农村的看法，确实有比较强烈的理想色彩，他认为农村就是一片温情脉脉的，只要恢复了这种温情脉脉就能重建乡村；地主乡绅是好的，依靠地主乡绅才能重建农村。他忽视了农村现状的残酷，低估了土豪劣绅的危害性，忽视了土地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是他的不足之处。

蒋介石败退到台湾后，把长期未能在农村进行有效地改革视为自己失败的重要原因，他委任心腹陈诚实施土地改革，以弥补当年的不足。1949年10月19日，蒋介石在演讲中指出，“实行减租减息，反对剥削，反对压迫专制，为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实现民生主义而战。”此后他才能站住脚。

概而论之，梁漱溟和毛主席的争论主要在于两个点：一，要不要优先发展工业；二，应该如何建设乡村。

80年年代，晚年的梁漱溟回顾自己当初和毛主席的争论时说：“当时是我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故世已经10年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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