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岁我突然明白了，过苦日子不可怕，可怕的是不会过一日三餐。

苦就像盐，放对了分量，也能调出生活的至味。连死了丈夫都能扛过来，这世上还有什么能让自己害怕的呢？活着，不过是一日三餐，不过是把今天该吃的饭好好吃完，不过是让孩子在热气腾腾的西红柿炒蛋前，依然相信明天。

赚了大钱当然开心，如果赚不了，那一日三餐也可以很开着。

起锅烧油，做一日三餐，自己有心情做，家人有心情吃，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特别是听到女儿说“妈妈你真是个大厨，做的菜比饭店的都好吃”心里真是无比开心。站在灶前，手里握着那把用了无数回的锅铲，忽然听见自己在说：“其实最不可怕的，就是过苦日子。”声音很轻，像是说给空荡荡的屋子听，又像是说给三十年前那个蹲在田埂上数蚂蚁的小女孩听。

有人说人定胜天，也有人说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具体谁知道呢。

对于出生在南方一个总在闹饥荒的村庄的女孩来说，面朝黄土背朝天，是童年最熟悉的风景——父母总是在黎明前融化在往田地里去的土路上，我学会的第一个算术，不是1+1＝2，是数着日子计算离下一个重大节日还有几个月几天。因为只有重大节日需要买肉祭拜神灵或者祖宗，祭拜完就可以煮来吃了。

初中在二十里外的镇上，每周带到学校去的那一罐咸菜，就是一个星期的菜。冬天的棉被是父亲新买的，从初中开始盖到毕业出社会工作的第三年，算一算没有十年也有八年了吧。学费是一张张浸满汗水的零钱，假期去发传单、做问卷调查，被拒绝的次数比自己吃过的肉还多得多，那时候觉得，苦是具体的，是可以称量、可以计算的——无非是少一口饭，多一份工，都是小事。

然而这人生好像被安排好了一样，合适的年纪遇到了合适的人，两人一起试图从贫瘠的土壤里榨出一点甜来。在三线城市里的城中村租了一间很小的房子，分吃一个肉包子也能笑出声来。合适的年纪，孩子来了，手忙脚乱地学着做父母，发誓不让她重复自己的童年，坚决把孩子带在身边。日子依然紧巴，但苦味淡了，像一服熬过了三遍的药。

明天和意外我们永远不知道谁会先来。

转折就在新的一年，1月3日，医院的白墙比租住在城中村里的房子要白，一住便便到了终点。一家三口没有最后的交流，没有临终的交代。葬礼上，还不满五岁的孩子，什么也不懂，她跟旁边的婶婶说“婶婶，你让爸爸来陪我吧。”忽然觉那人得不是离开了我们，而是自己的生活被活生生剜走了一大半。那种苦，不再是饿，不再是累，而是一种彻底的失重——你精心搭建的小世界，在一夜间地基尽毁。

开始在夜里惊醒，失眠，吃药，体质下降，知道自己也生病了，治不好，也死不了。白天送完孩子，坐在阳光很好的窗边，却感觉自己在不断下坠。直到有一天，看见镜子里那个眼神空洞的女人，忽然想起很多年前，那个蹲在瓦房墙脚数蚂蚁的小女孩——她曾经那样笃定地相信，只要熬过今天，明天总会好起来。

他的衣服，他的鞋子，他所有的生活用品，都没有了，只有贵重物品的盒子里，放有一些他的资料和一点可以纪念的东西。重新走进厨房，拿起他也曾用过的锅铲，锅里的水开了，蒸汽模糊了窗户。切菜声、炒菜声、孩子跑进来的脚步声——这些最日常的声音，像一根根绳索，把人从深渊里慢慢拉回。忽然明白，生活的苦不管多苦，最后都要落在一日三餐里。饿的时候要吃饭，渴的时候要喝水，孩子哭的时候要把她搂进怀里——这些最朴素的道理，才是对抗虚无最坚固的铠甲。

其实活着，就是一日三餐。

“妈妈，今天吃什么？”孩子仰着脸问。

“西红柿炒鸡蛋。”擦擦手，“去洗手。”

窗外，晚霞正一点点染红天空。菜在锅里翻滚，看它们在锅里闹腾、舒展。原来人最不怕苦的时候，不是咬牙硬撑的时候，而是终于懂得——苦就像盐，放对了分量，也能调出生活的至味。连死了丈夫都能扛过来，这世上还有什么能让自己害怕的呢？活着，不过是一日三餐，不过是把今天该吃的饭好好吃完，不过是让孩子在热气腾腾的西红柿炒蛋前，依然相信明天。

最不怕的应该就是过苦日子。因为苦到了极致，反而品出了一丝回甘——那是生命本身的味道，淡然而坚韧，像野草，岁岁枯荣，却从未真正屈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