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的“头号美女”，聪明伶俐长相清秀，1949年被迫去了台湾

“延安真能容得下我们这些读过洋书的人？”1946年夏日的窑洞里，吴光伟将沾着墨迹的钢笔搁在笔记本上，抬头望向窗外的黄土坡。正在整理文件的同事停下动作，轻拍她肩头： “你可是连斯诺先生都夸过的'革命之花'。”话音未落，远处传来集合哨声，惊飞了枣树枝头的麻雀。

这位被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称作 “延安玫瑰”的吴广惠，生于北平官宦人家。父亲吴仲禧在国民政府担任要职，却在女儿五岁时就惊觉她异于常人的聪慧。当同龄女孩还在玩布娃娃，小广惠已能背诵《木兰辞》，父亲便咬牙将她送入收费高昂的贝满女中。这所教会学校不仅教英文圣经，更用玻璃试管和显微镜打开了少女对世界的认知。

1932年上海沪江大学的迎新会上，梳着齐耳短发的吴光伟在辩论赛里力压群雄。有人注意到她演讲时总爱抚弄胸前的翡翠吊坠——那是母亲留下的遗物，冰凉的玉石贴着心跳，仿佛能平复她对社会不公的愤怒。三年后，当她以全优成绩毕业时，日军铁蹄已踏破山海关。北平街头的槐花香气里，混进了青年学子传单的油墨味。

在燕京大学哲学系的图书馆，吴光伟与张砚田的相遇颇具戏剧性。某个飘雪的午后，她踮脚取书时碰落几册《资本论》，正巧砸中埋头写论文的山东青年。两人因讨论尼采与马克思的关系越聊越投机，未名湖畔的积雪尚未消融，他们已在香山红叶下私定终身。可当张砚田决定东渡日本攻读军事，这段婚姻的裂痕已悄然显现。

西安事变前的冬天格外寒冷。杨虎城看着眼前这对夫妻档案皱起眉头：丈夫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高材生，妻子精通英日双语。他最终将张砚田留在参谋部，却把吴光伟派往民政厅——这个决定意外成就了救国联合会的 “吴秘书”。她白天用流利英语接待外宾，晚上在油灯下翻译《西行漫记》，直到手指被蜡油烫出水泡。

1937年春天的某个深夜，吴光伟裹着褪色的灰布军装冲进毛泽东窑洞。美联社记者正为 “持久战”的翻译犯愁，她抓起铅笔在草稿上划出重点： “不是简单的防御，是战略相持阶段。”毛委员长抽着烟卷笑道： “我们的女状元来了。”这个场景被战地摄影师抓拍，照片里她耳后的碎发被汗水粘在脖颈，眼神却亮得惊人。

命运转折来得猝不及防。整风运动掀起时，吴光伟刚教会保育院的孩子们唱《南泥湾》。突然调离的通知让她把钢笔摔在炕桌上，墨水染蓝了半本工作笔记。张砚田此时已是胡宗南麾下红人，听闻前妻处境，竟带着卫兵直闯禁闭室： “跟我回西安，保你平安。”她盯着墙上斑驳的 “为人民服务”标语，指甲深深掐进掌心。

重庆曾家岩的阁楼里，吴光伟总爱在雨天擦拭那枚翡翠吊坠。1945年日本投降那夜，满城爆竹声中，她伏案给延安旧友写信，写到 “闻广播涕泪满衣裳”时，钢笔尖突然崩裂，在信纸上洇出墨团。军统特务的皮鞋声在楼梯响起，她迅速将信纸揉成团塞进旗袍暗袋——这个动作后来救了她一命。

1949年11月27日的白市驿机场，螺旋桨轰鸣盖不住吴光伟的嘶喊。张砚田死死攥住她手腕： “不走就是死！”她回头望见嘉陵江上的薄雾，忽然想起延安窑洞前那棵枣树。飞机升空时，她咬破嘴唇在舷窗上画了颗五角星，血珠顺着玻璃滑落，像极了当年保育院孩子送她的山丹丹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