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2月，谭正伦从云阳赶到重庆，从陌生人手中接过一个1岁10个月的男孩。

这孩子叫彭云，是她丈夫和另一个女人的儿子。

为了全心照顾这个孩子，她做出一个惊人决定——把自己9岁的亲生儿子送进孤儿院。

一封改变命运的来信

1947年秋天，谭正伦在云阳老家的纺织作坊里忙碌。

距离丈夫彭咏梧离开，已经过去六年。当初收到丈夫来信，让她带孩子去重庆团聚。

彭咏梧

可儿子彭炳忠正出麻疹，作坊刚开张还欠着债。她回信说等等，以为只是暂时的分别。

谁知这一等，就是六年。

弟弟谭竹安从重庆回来那天，脸色凝重。

他把姐姐拉到一边，低声说出一个消息——彭咏梧在重庆与一位叫江竹筠的女同志，因为革命工作需要，结为夫妻。两人还有个儿子，叫彭云。

谭正伦愣在当场。

手里的针线掉在地上，她弯腰去捡，泪水就这么落下来。

弟弟递过来一封信，是江竹筠写的。

信里说得很直白，交代了所有事情经过，最后提出一个请求：希望谭正伦能来重庆，帮忙照顾孩子彭云。

因为局势越来越紧张，他们夫妇要去川东开展工作，孩子无人照料。

这是两个女人唯一一次通信，用的还是这样一种方式。

那晚，谭正伦一夜未眠。天亮时，她做出决定——去重庆。不为别的，孩子是无辜的。再说，彭咏梧能为革命连命都不要，自己又算什么呢。

1948年初，她变卖家产，带着9岁的儿子彭炳忠踏上去重庆的路。

翻山越岭走了一个多月，到重庆时是2月。谭正伦找到组织联络点，开口第一句话问的是："彭咏梧在哪里？"

接待她的同志沉默片刻，说出一个消息——彭咏梧已经在1月16日牺牲了。

在巫溪子安山的战斗中，为掩护同志撤退，他被敌人包围。

为保护组织机密，他把重要文件吞进肚子。敌人砍下他的头颅，挂在城楼上示众。

谭正伦站在那里，很久没说话。

她以为会再见到丈夫，哪怕只是远远看一眼。可连这样的机会都没有了。

恐怖下的保护

从同志手中接过彭云时，这孩子还不到两岁，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看到陌生人就哭。

谭正伦抱着他，感觉到一种沉重——这孩子身上，承载着三个人的命运。

她没时间悲伤，1948年6月，传来消息：江竹筠被捕了。叛徒出卖，她被关进渣滓洞监狱。

敌人知道江竹筠有个儿子，开始四处搜捕彭云。他们的算盘很明确，抓住孩子，就能威胁江竹筠开口。

谭正伦带着两个孩子，开始逃亡。

从这个巷子搬到那条街，从白天躲到黑夜。她身上背着彭云，手里牵着彭炳忠，走过一条又一条陌生的路。

最困难的是彭云还没断奶。孩子饿了就哭，哭声在深夜特别刺耳。

谭正伦捂着他的嘴，自己的心都在滴血。

有时候实在没办法，她就把自己的手指塞进孩子嘴里，让他吮吸。

有一次躲在地窖里，外面是搜查的脚步声。

彭云又哭了，谭正伦死死捂住他的嘴，直到外面的声音走远。松开手时，孩子脸都憋红了。

9岁的彭炳忠问母亲："为什么我们要这样保护他？"

谭正伦说："因为他爸爸是英雄，他妈妈也是英雄。我们保护他，就是保护英雄的血脉。"

在最绝望的时刻，谭正伦甚至想过把彭炳忠卖掉。

不是不爱这个儿子，只是实在没办法同时照顾两个孩子。

卖了大的，能换点钱，小的也许能活下来。

好在最终没走到那一步。

1949年8月26日，渣滓洞监狱里，江竹筠用筷子磨成竹签当笔，棉花烧成灰做墨，在毛边纸上写下托孤遗书。

"云儿就送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孩子们决不要娇养，粗服淡饭足矣。"

这是她留给人世的最后文字。

11月14日，重庆解放前夕，江竹筠被杀害，年仅29岁。

11月29日，重庆解放。谭正伦背着彭云，牵着彭炳忠，到处寻找"脱险同志登记处"。

一个一个地找，一份一份名单地看，都没有江竹筠的名字。

她又去歌乐山，在电台岚垭的荒草中，在被汽油烧焦的尸体堆里，找到了江竹筠。

彭云在她背上睡着了，不知道眼前这具焦黑的遗体，是自己的母亲。

一个艰难的选择

新中国成立后，烈士家属开始分配工作，谭正伦识字，组织准备安排她到机关单位。

坐办公室，拿固定工资，对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来说，这是最好的安排。

谭正伦拒绝了，她提出要去市委第一托儿所当保育员。

组织上很意外，问她为什么。她说："那里离彭云近，我能更好地照顾他。"

彭云作为烈士子女，被安排在市委第一托儿所。这是重庆条件最好的托儿所，有专门的老师，有营养餐，有医生定期检查。

去托儿所当保育员，就意味着谭正伦能天天看到彭云，能知道他吃什么、穿什么、有没有生病。

可问题来了——她还有个儿子彭炳忠。

如果全心照顾彭云，彭炳忠怎么办？托儿所没有9岁孩子的位置，家里也没人带。思来想去，谭正伦做出一个决定：把彭炳忠送到歌乐山孤儿院。

这个决定，连组织上都觉得不可思议。

歌乐山孤儿院条件远不如市委托儿所。那里住的都是失去父母的孤儿，吃的是最简单的饭菜，穿的是别人捐赠的旧衣服。

把亲生儿子送进孤儿院，去照顾别人的孩子，这说出去谁信？

彭炳忠跟着母亲来到孤儿院门口。9岁的孩子，已经懂事。他看着母亲，没有哭，只是问："妈妈，你会来看我吗？"

"会的，一定会的。"谭正伦转过身，眼泪止不住地流。

组织上知道后，提出由国家负责抚养两个孩子。烈士子女有补贴，彭炳忠也是烈士的继子，完全可以享受待遇。

谭正伦又拒绝了，那是1950年，正值抗美援朝，国家财力紧张。

她说："彭云是江姐和彭咏梧的儿子，理应享受烈士待遇。彭炳忠是我的儿子，我自己养。"

她的工资每月30元。这点钱，要付自己的生活费，要交彭炳忠的孤儿院费用，要给彭炳忠添置衣物。

常常是月初领工资，月中就见底了。

周末去孤儿院看彭炳忠，谭正伦总是带着几个馒头，几块饼干。儿子接过，狼吞虎咽地吃。她看着，心里像刀割。

托儿所的同事问她："你为什么对自己这么狠？"

谭正伦说："我欠江姐一个承诺，欠彭咏梧一个交代。"

两个孩子的成长与母亲的离世

时间是最好的答案，谭正伦对两个孩子的要求一样严格。

从小学到中学，都是住校。政府有补贴，可那点钱远远不够。她就自己省吃俭用，把钱攒下来给孩子交学费、买书本。

她不会说什么大道理，就是一句话："好好读书，对得起你们的父亲。"

彭炳忠考上四川大学物理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后来成为无线电系教授。

彭云更是争气。1965年，他成为四川省高考理科状元。

体检时因为体重不够、高度近视被刷下来，可成绩太好，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亲自批示，破格录取。

谭正伦收到录取通知书那天，一个人坐在房间里，看了很久。

后来彭云去北京工作，考上研究生，又公派留学美国，在马里兰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最终成为该校计算机系终身教授。

两个儿子都成才了，一个是大学教授，一个是留美博士。谭正伦觉得，这辈子值了。

1976年，彭云在北京结婚生子，写信催促哥哥把母亲接来。"让妈妈享享福，看看孙子。"

谭正伦买好了火车票，收拾好行李。

出发前一天，她在家里打扫卫生，突然感到头晕。还没来得及坐下，人就倒在地上。送到医院时，医生诊断为脑溢血。

抢救无效，谭正伦去世，年仅59岁。

彭云和彭炳忠赶回来，看到的是母亲的遗体。兄弟俩抱着骨灰盒，哭成泪人。

彭云说："我一直叫她妈妈，从来不叫谭妈妈。因为在我心里，她就是我的母亲。"

彭炳忠说："她把最好的都给了弟弟，可我从来没有怨过她。因为我知道，她心里装着更大的东西。"

那个更大的东西，叫做承诺，叫做信义，叫做一个普通女人对历史的交代。

谭正伦没有江姐那样壮烈的牺牲，没有彭咏梧那样英勇的战斗，可她用28年时间，守住了一个承诺。

她把两个孩子都培养成才，用最朴素的方式，完成了对两位烈士的告慰。

国家文化部副部长仲秋元说："谭正伦是个无名英雄。"

这评价，她当得起。

参考信息：

江姐之子讲述人生经历·文摘报·光明网·2008年1月17日

人民文摘·江姐之子的人生经历·人民日报社·2009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