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南京话博物院的老院长，背后家族有多牛？超乎想象

南京博物院老照片库里存在着一张1953年的合影，这张合影是很有意思的。曾昭燏站在南唐二陵考古工地的探方里面，脖子上搭着汗巾，正在弯腰指着一块刻花砖。在那个时候或许没有太多的人想到，这位中国首位女博物院院长的身后，有着一整个串联起从晚清到现代的家族群像。从曾国藩的湘军幕府到伦敦大学的考古实验室，曾氏家族的转型历史，就好像是半部中国近代史的一个缩影。

我认为曾昭燏的选择在她十二岁进入长沙艺芳女校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伏笔。堂姐曾宝荪创办了这所学校，曾宝荪是从伦敦大学教育系毕业的新女性，她终身没有嫁人并且专注于办学。这种将事业当作姻缘的家风，比任何家训都更为深刻地对曾昭燏产生了影响。之后她在留英的时候拒绝了伦敦大学的教师职位，在抗战的时候背着一堆考古工具返回国内，在离开之前对同窗说：我的家祖辈曾经出过湘军将领，现在应该出现文物卫士了。这种将家族责任转化成为文化使命的自觉，仿佛是铭刻在基因里面的。

记得在翻阅档案的时候看到一个细节，曾昭燏的二哥曾昭抡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化学博士的时候，给妹妹写信说西方的科学技术能够让国家变得强大，但是文明的根基存在于故纸堆当中。这句话听起来像是普通的家信，但是仔细思索却有一些奇怪，一个从事量子化学研究的人，反而提醒学习考古的妹妹不要忘记根本，家族内部这样的知识结构互补，好像是经过精心安排的文明守护阵型，有获取西方科学技术力量的人，有守护本土文明传承的人。

这样一看，曾家子弟的留学潮有了新的含义。曾国藩的嫡孙曾约农学习采矿工程方面的知识，曾宝荪对教育学进行研究，曾昭燏投身于考古工作，曾昭抡专心钻研化学领域的知识。从表面上看他们各自走不同的道路，但是在内部却隐藏着中西结合的家族战略。例如曾昭燏主持南唐二陵发掘工作的时候，既使用德国探铲来做地层分析，又按照《营造法式》来复原陵寝的结构。这种将本土方法与洋人的方法相结合运用的智慧，是湘乡曾氏历经百年转型的一个缩影。

家族所带来的光环存在好与坏的两面性。1964年，曾昭燏从灵谷塔跳下去，在衣袋中留下纸条表示自己的死亡和司机没有关系。她在临终的时候还想着保全他人，这带有士大夫家风的印记。而她是曾国藩的后裔，在特殊的时期成为了压在她身上的沉重石块。最为讽刺的是，毛泽东在全国会议上专门提及曾国藩后代中有一个名叫曾昭燏的人，这份被关注之后却成为了她的困扰之事。

或许可以这样来看，曾氏家族真正厉害之处，不在于出了多少博士教授，而在于那种超越时代的文化自觉。当别的世家大族还在诵读四书五经的时候，曾国藩给子孙留下了八本训诫：读书把训诂当作根本，居官把不收取钱财当作根本，行军把不侵扰百姓当作根本。等到曾昭燏掌管南京博物院，她制定了文物工作者不收藏古董的规矩，这简直就是祖训居官不收取钱财的现代版本。这种将伦理准则转化为职业操守的能力，比任何家产传承都更为持久。

当我们在博物院看到曾昭燏亲笔签名的文物编目卡时，看到那具有金石气的颜体字，仿佛能够看到传承链在不断地更迭。从曾国藩的湘军大营，到胡小石的愿夏庐书斋，再到伦敦大学的考古实验室，还有南唐二陵的发掘现场，这种接力一样的文明守护，或许就是世家大族最为深沉的力量所在之处。

现在在长沙岳麓书院，曾国藩所种植的银杏每年依旧会结果。在南京博物院的库房当中，曾昭燏当年使用英文打字机打出的文物档案仍然保存完好。两代人相隔了一百五十年进行对话，并非依靠血脉的传承，而是都对文明的火种怀有敬畏之心。如同曾昭燏常常对年轻同事所说的那样：文物比人存活的时间更为长久，我们的任务就是使得下一个百年能够听到历史发出声音。

历史的评判往往会相对较晚。以前很多关于曾家小姐专门挖死人墓的嘲笑闲话，早被风吹散消失不见了。而曾昭燏主持编写的《南唐二陵》考古报告，依然安安静静地放置在各国汉学家的书架之上。这样的不同或许就是对家族文化传承最为幽默的肯定：真正的世家荣耀，并非是在族谱里书写了多少官衔，而是在文明史上留下了几个无法绕开的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