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首个考古博物馆开馆 复原五千年前社会切面

潮新闻 记者 严粒粒 李娇俨

玉架山考古博物馆（右）与考古遗址公园（左）紧密相连。潮新闻记者 林云龙 周莎莎 摄

近年来，“博物馆之城”建设构想进入全国各城市文化发展战略。浙江的博物馆版图也新增了一块——

5月18日，历经两年建设，位于杭州市临平区的玉架山考古博物馆正式开馆。这是一个区级博物馆，也是浙江省首个考古博物馆。它的故事，折射的是一个区域、省域，乃至整个社会对考古、对博物馆、对文化保护与传承意义认知的演进。

什么是考古博物馆？考古博物馆为什么建在临平？作为基层博物馆，它又将如何从一众大馆、综合馆中找到一条长久有效的运营路径？

镇馆之宝刻符玉璧，海内外仅存10余件

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浙江拥有着丰富的古文化遗址。上山、跨湖桥、良渚……不少遗址不仅声名在外，还拥有自己的主题博物馆，阐述各自在中华文明版图中的意义。

“但是，我对玉架山遗址确实很陌生。”这是上海游客王先生的感慨。

玉架山考古博物馆开馆当日正值周末。从良渚博物院获悉开馆消息，王先生顺道来了一趟。来了他才知道：玉架山遗址曾获评“201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是浙江省级文保单位，还是良渚文化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

“博物馆能给玉架山涨涨公众知名度，让更多人了解玉架山遗址的价值。”临平博物馆首席专家、杭州市临平区良渚文化学会主席陆文宝说。

玉架山考古博物馆坐落玉架山遗址保护范围内，距离良渚古城遗址约20公里。馆名由良渚考古和良渚文化研究的引路人——著名考古学专家严文明题写。

玉架山与反山、瑶山等周边遗址有着共通的良渚文化特征。例如，这里出土的玉器、陶器、石器和骨器等，都展示了良渚人丰富的物质文化和高超的工艺水平。博物馆内，就展示着一件当地出土的“镇馆之宝”——全国首个经正式考古发掘出土的良渚文化刻符玉璧。

玉架山遗址发掘出土的刻符玉璧。潮新闻记者 林云龙 周莎莎 摄

该玉璧上有2处刻符，一处位于玉璧正面，另一处在玉璧内凹边缘。考古专家分析：这2个刻符很可能是史前文字符号，相当于后来出现的文字；也可能反映某种宗教信仰，或大型宗教活动场景。这对于研究中国文字的起源、宗教刻符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目前，海内外现存的刻符玉璧仅10余件。

共性之外，玉架山遗址还有唯一性。

良渚文化年代跨度大约在距今5300年至4300年前。目前发现的瑶山、反山、福泉山等良渚文化遗址，体现了某段时期的社会面貌。

“玉架山遗址则是目前所见，唯一贯穿一千年良渚文明兴衰历程的遗址。遗址内的墓葬跨越良渚文化的早期至晚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玉架山考古博物馆策展人秦岭这样评价。

2008年到2020年考古发掘工作过程中，玉架山遗址区共清理出墓葬640余座，灰坑（相当于垃圾填埋区）30余个，建筑遗迹11处，出土陶器、石器、玉器等各类文物8000余件（组），是迄今为止良渚文化遗址中单体出土墓葬数量最多、时间序列最完整的遗址。

玉架山遗址也是国内首次发现的由多个环壕（田野考古中的遗迹，一种防御设施）组成的聚落，整个遗址由6个相邻环壕围沟组成，内有人工堆积的土台，具备居住、墓葬、祭祀等功能区域。整体规模虽不大，但根据环壕的面积大小、分布位置、墓葬等级等方面，可以推断生活在这里具有阶级区别。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推断：6个环壕应该代表了6个相关氏族共同组成一个完整聚落，揭示了良渚文化社会的一个基本单元。

玉架山博物馆展示的出土陶器碎片。潮新闻记者 林云龙 周莎莎 摄

玉架山遗址只是临平重要遗址代表之一。除却玉架山遗址厅，馆内的常设主题展厅还包括茅山遗址厅、临平遗址群厅。

茅山遗址位于玉架山遗址的南面，是一片良渚文化晚期的水稻田，有明确的道路系统和灌溉系统，与现代稻田布局极相似。它与良渚古城内近40万斤炭化稻谷互为印证，向世人揭示五千多年前这里存在着东亚地区规模最大的粮食生产与储备网络。严文明曾在《华夏文明五千年，伟哉良渚》中说，“茅山遗址发现的八十多亩的水稻田，很可能是良渚国的国营农场。”

包括茅山在内，玉架山周边20平方公里范围中，调查、发掘了20多处良渚文化遗址，它们统称为临平遗址群。它们表明临平山的西、北部地带，存在着一个仅次于良渚古城地区的较大规模、较高等级的良渚文化中心聚落——相当于良渚古国的“卫星城”。

“良渚文明是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样本。以玉架山遗址为中心，五千年前的临平遗址群则为研究良渚文明的社会发展状态提供了有力的信息证据。”陆文宝说。

遗址与博物馆“零距离”，折射城市文化追求

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离不开考古工作。考古成果如何有效传播，与公众分享、互动？近年来，中国考古与博物馆界正努力探索。

自2019年中国考古博物馆开馆以来，冠名“考古”的博物馆开始在全国陆续出现。“考古博物馆就是专题类的历史博物馆，良渚、二里头、殷墟、德寿宫等都是，只不过没有冠名为‘考古博物馆’。”浙江省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向明认为，玉架山考古博物馆的独特之处，在于遗址与博物馆之间的“零距离”。

“零距离”的实现，也恰恰折射了一个城市的文化追求——

位于二楼的玉架山展厅，有一面巨大的落地玻璃。向外望去，间隔不过50米的玉架山考古遗址公园尽收眼底。我们看见环壕的布局被还原，清澈的水渠将其分割，各个功能区被一一标记，有的区域甚至复原了考古发掘现场。玻璃上还安装了电子屏。借由虚拟现实技术与室外遗址结合，手指点点，屏幕就可将考古遗址的地形、地貌、遗迹和遗物复原眼前。

“看完真实的遗址，转过身就可以在馆里近距离了解文物，形成体验闭环，非常直观。很少有一个遗址博物馆让我有这么强烈的身临其境感。”打卡了国内外不少博物馆后，这是丁先生最显著的感受。

玉架山考古博物馆的科技应用是亮点之一。潮新闻记者 林云龙 周莎莎 摄

据悉，临平已制定了打造“博物馆之城”三年行动规划，将以玉架山考古遗址博物馆开馆为契机，深入挖掘当地历史文化资源，把博物馆打造成为城市建设的重要窗口。

“博物馆的落地，离不开政府重视，也离不开省考古所的帮助。”秦岭告诉记者，“一般而言，文物从遗址走向展厅，需要等待考古报告完成。时间可能是一二十年。玉架山考古博物馆的文物展示和文物研究、整理则是同步进行的。”

去年，首届新时代考古学与博物馆学融合发展学术研讨会举行。会上，博物馆和考古界专家就“博物馆缺少了稳定藏品来源”的困惑展开激烈探讨。方向明也在现场，他认为“这是博物馆朋友们的误解”。

“考古是博物馆展陈的重要来源，向大众阐释考古成果也是考古工作的责任和义务。以浙江为例，县区一级凡是蒸蒸日上的博物馆，都是以考古工作的大量出土标本作为支撑。”方向明相信，优秀的考古展陈，需要有一批考古知识与展陈素养兼备的专家做支撑。

以恰如其分的展陈，让文物在最大程度上体现自身的价值——这是玉架山考古博物馆能做到一边研究一边展陈的基础。“未来，伴随考古研究的发展，玉架山考古博物馆的展陈内容也会更新。”方向明说。

既展示文物，也展示考古的过程

与国家级、省级馆，综合馆相比，作为公共文化场所，基层博物馆同样承担普及历史文化、提升公众素养的重要职责，却往往面临着资金、资源、人才、观众不足等客观困难。

在各类博物馆建设讲究数字化、建筑美学、开发文创的今天，不少博物馆成为“网红”。早在施工期，玉架山考古博物馆就因为“漂亮”，走红社交媒体。

“小博物馆本就生存艰难，关注度和人流量越多越好，我们不避讳成为网红，也不愿意只是一阵‘杭儿风’。”陆文宝相信，为了保障长久有效运营，越是小馆，越需要寻求更硬核的内容、更高效的资源整合能力。

玉架山考古博物馆瞄准赛道，寻求突破——

展厅中，墓葬、灰坑、水井等不同遗址功能区发掘出来的陶器，有的精致，有的简陋，有大，有小。它们都留着大大小小的豁口，并不“完美”。通常用于修复的白石膏是“隐身”的。这都是特意为之——展览希望尽可能恢复它们出土时样子。这是考古学家真正的研究对象。

玉架山考古博物馆展示的出土陶器。潮新闻记者 林云龙 周莎莎 摄

“许多博物馆重在展示出土文物，这里却重视展示‘考古的过程’。”浙江大学城市学院考古专业的张同学就是奔着“专业学习”来的，他要学习“考古学家怎么理解过去”。

对文明起源和形成的探究是一个既复杂又漫长的系统工程，跨学科协同，是现代考古学科研究常态。馆内展陈也涉及大量地质学、气候学、植物学、社会学、古文字学知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科研机构提供了大力的支持，许多内容是还未登上期刊的前沿成果。秦岭非常感谢所有同事的倾力支持，也希望这座博物馆将来能成为各大高校的实地研学课堂。

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我们想复原一个5000年前社会的切面，而不是仅仅去展现物质文明成就。这里不以展示成品为核心，而重在解释过程。”秦岭希望，人们在此能理解考古不是“挖宝”，也明了每件不起眼的文物都有重要价值。

此外，馆内还专门设置了一座无障碍厅。大量陶器、玉器等复制品均可触摸，还有声音剧场播放着来自新石器时代的振动，让特殊人群享受更均等的公共文化服务。

一边是以展示、教育、传播为主的“开放”系统，另一边是以收藏、保护、研究为核心的“内在”系统。

浙江省博物馆技术保护部副主任刘东坡介绍，浙江省博物馆是浙江省文物保护科研基地的依托单位和全省可移动文物修复资质门类最齐全的文博单位，围绕浙江“文博强省”的建设目标，浙江省博物馆与临平博物馆开展文物科技保护平台共建和文物科技保护技术共享，双方展开共建共享的地点正是玉架山考古博物馆。

此前，浙江省博物馆与临平博物馆已经有长久的合作关系和成功案例。2010年，茅山遗址发掘出土一艘良渚时期的独木舟，独木舟残长达7.35米，这是国内考古发掘出土的体量较大的史前独木舟之一。浙江省博物馆与临平博物馆开展合作，采取科学有效的保护措施完成独木舟清理、脱盐、脱色、定形加固、真空冷冻脱水干燥，取得理想保护效果。

新启的晨光里，玉架山考古博物馆承载当代社会对文明溯源的热忱和期待。它是浙江文博版图的一次重要拓展，是考古成果转化与公共文化服务的创新实践。

玉架山考古博物馆面临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它今后走的每一步，都将是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进步的脚步。

观众参观玉架山考古博物馆。潮新闻记者 林云龙 周莎莎 摄

专家观点

考古不仅是学术研究

秦岭

所谓“考古写史”。如何把考古发现所展示的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说清楚？这是我们面临的重要时代课题，也是考古博物馆建设的初衷。

浙江建设考古博物馆，取决于国家文博工作大方向的指引，也取决于浙江，特别是杭州的文化积淀和老百姓对专业的文化产品、文化服务的强烈需求。

近年来，社会掀起的文博热敦促着我们自身转变对考古的认知。以前，我们常会误认为宣传文物保护与利用，或者说建博物馆是一件事情，考古作为纯粹的研究工作，是另一件事情。实际上，考古是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当中一个极重要的环节，也是首个环节。只有当考古的学术研究既能产生理论价值，也能产生实践价值的时候，公众才能更好地明确文化遗产本身的价值，以及保护和合理利用它们的意义与方法。

在参与玉架山考古博物馆项目之前，我从来没有如此深入涉足过一家博物馆的建设。对我来说，从策展到撰写展陈文本，从形式设计到施工布展，都是知识盲区，但也体会到强化学习的乐趣。怎么样把考古专业术语转化成博物馆的体系语言，在专业性和普及性之间找到平衡点？尽管挑战巨大，但是我乐于迎接。

博物馆既有对考古成果的转化，又有对考古信息的提升，是公众考古的主要形式和主阵地、主渠道。做基础学术研究的人，应当锻炼学术成果转化的能力，让更广大的人群从中受益。

（作者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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