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曼牺牲前有多凄惨？日军晚年回忆：她的惨叫像来自地狱的声音

开枪前，她拿起纸笔，慢得像在和时间赛跑。写歪了就撕掉，再写一遍。十四行写完，她把笔放下，靠墙阖目，第二天一早就要被押往刑场。等到囚车启动，她又向押解的宪兵要来纸笔，给远在四川的儿子写最后一封信——这封信后来被称作她的“绝笔”。

她在火车上写给“宁儿”的话，朴素得让人心口一紧：“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这封信如今存有抄录件，展柜前人常常驻足很久，因为这不是口号，是一个母亲在生死边上写给孩子的解释与托付。

时间回到1935年冬天。为掩护部队突围，她负伤被俘，从珠河辗转押到哈尔滨。她的腿被子弹打穿，伤口大、失血多，连敌方的审讯人员都承认：大腿裤管被血浸透，碎骨头在肉里“共有24块”。这不是渲染，而是战犯笔供及其自述中的细节。

为了撬开她的嘴，审讯者用鞭子抽打伤口、用棍棒击打、用手拧抠创面，她多次疼到昏厥，却始终不交代组织与战友。后来广为流传的“剥肋骨”“电刑炭化”等腥黑描写，查无档案所载，属于网络讹传；但她遭受长期重刑这一事实，已足够让人不忍细读。

在哈尔滨市立医院的日子里，她又做了一件冒险的事：把看守警察董宪勋和17岁的见习护士韩勇义争取过来。三人密谋营救，1936年6月28日深夜抬她出后门上车，向游击区方向突进。两天后，在离根据地二十多里处被追上，她再次被捕。故事至此很像电影，但这些名字和日期都能在史料里一一对应。

七月以后，她的身体每况愈下。审讯笔录里留下的，不是她的懦弱，而是审讯者的焦躁：得不到情报，就把她押回珠河“示众处决”。这是一个残酷而常见的流程，意在杀鸡儆猴。

1936年8月2日清晨，囚车向西郊驶去。有人记得她只穿着一只袜子，有人记得她几次试图自己下车，用完好的那条腿支撑，拖着伤腿往前挪。目送的人越来越多，有人躲在树后，有人站在远处——在那个年代，旁观也是冒险。

到场的日军让她转过身，她没理会，反而先开口。她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又喊“中国共产党万岁！”声音不洪亮，却很硬，像从胸腔里一字一顿敲出来。随后的枪响，把她定格在31岁。就义地点在珠河小北门外，这一天也从此写入很多人的记忆。

她不是“被动的受害者”。从黄埔武汉分校到东北林海雪原，从组织工人罢工到领导游击队，她把“好女儿”“好母亲”的角色，主动绑在“战士”的肩上。她那首《滨江述怀》里有两句被反复引用——“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不是文学修辞，是她的人生注脚。

很多人关心她“到底有多惨”。我们能确定的，是她身受重创、长期拷打、伤腿碎骨、几度昏绝；至于那些猎奇的“酷刑目录”，最可靠的史料并不支持。倒是审讯者晚年回忆的语气，流传很广：有人形容那种惨叫“叫人至死难忘，像从地狱深处涌出”。这类措辞在多篇媒体转引中可见，但具体原文难以核验；可以确认的是，这个曾亲手动刑的人承认她“宁死不说”，并以“没有利用价值”为由上报处决。

她的“惨”，不是为了让后人沉溺于痛感，而是为了把“为什么抗”的答案，放在每个人面前。她写给孩子的，不是悲情，是方向：要继承母亲的志向，做个革命者。于是这封家书，穿过了近百年的风雨，仍能让陌生人读到哽咽。

很多年后，人们在纪念馆的展柜前低声读信，在烈士陵园的墙前抬头观名，在读史的夜里忽然无言。她没有墓碑式的“豪言”，却把最后的声音留给了路边的群众；她没有留给儿子“遗产”，却给所有后来者留下一句朴素的要求：别忘记。

历史不会给“如果”。如果那次营救成功，她也许会在别的战场再受一次伤；如果她肯说，或许能苟活一阵。但东北的雪太冷，国家的伤太深，她早就把“疼痛”和“怕死”放在了更后面。我们今天回望她，不是为了模仿死亡姿势，而是为了学会在需要的时候站出来。

当年那些旁观的目光，如今变成我们的目光。见过她写信的那双手，才更知道一句“别忘记”有多重。把这句话记在心里，可能比缅怀更难，却更有意义。

“她到底有多惨？”这个问题，其实应该换一个问法：在面对不公和侵略时，我们愿意多走一步吗？今天是你读到这篇文章的此刻，隔着近百年，你会把她的信读给身边的人听吗？

参考信息

共产党员网《百年瞬间丨赵一曼》，2021-04-20。

抗日战争纪念网《日本战犯揭赵一曼受刑真相：真有剥肋骨一幕？》，2019-03-11。

中国军网·解放军报《抗日英雄赵一曼绝笔信中的家国情》，2025-06-21。

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事务部官网《赵一曼》，2020-0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