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600年前后，华夏大地形成了东西两处带有早期大一统属性的中央政权。

在东方，以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为中心的二里头文化横扫黄河中下游，彻底改变了龙山文化时代不同部落间相互对抗的分裂局面，形成了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超越地理单元的全新政治格局，其对应的是少康中兴以后的晚期夏王朝。

也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夏王朝才真正算的上是一个广域王权国家，比原先预想的禹、启建夏晚了足足300多年。此后，二里头文化又被更为强势的商文化所全面取代。

而在西南的成都平原，代表蜀地本土文化的宝墩文化则遭遇了西北马家窑文化、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以及二里头文化等多支外来族群内迁融合，逐渐形成了沱江和和岷江两大相互对抗的阵营，而在两大阵营内部，又散落着大大小小诸多聚落和城邑。

最终，位于沱江鸭子河南岸的三星堆古城在吞并了其他割据势力后，成为成都平原唯一的高等级中心聚落，这就是后来的三星堆文明。

当东方的商王朝以高度发达的青铜器称雄于中原之时，西南的三星堆文明同样不遑多让，其不仅打通了直通印度洋的蜀身毒道，而且可以通过长江这条航线，轻易地与江西新干大洋洲的族群开展贸易。

在三星堆，不仅可以见到来自西亚和北方草原的各色金器以及与殷墟同款的青铜尊和罍，甚至还有印度洋深海才有的环纹货贝。

彼时的三星堆，俨然是沟通东亚、南亚和北方草原的另一处中央王朝。所以，当商王朝以“大邑商”自诩，称呼几乎所有周边族群为某方时，唯独只称呼三星堆政权为“蜀”，暗示蜀商之间是一种对等或互不从属的关系。

十分巧合是，与商王朝并兴而起的三星堆文明，消亡的时间节点也与商王朝非常接近。

公元前1046年，商纣王统治下的殷商王朝在内部贵族倒戈和外部周人军事威胁的双重打击下彻底崩盘。而此时的三星堆文明，也莫名出现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动荡。

自1986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在三星堆遗址附近累计发现了8座祭祀坑，这些祭祀坑中埋藏着众多被人为损毁的青铜器、玉器等珍贵文物。

经碳十四测定显示，1号、4号、6号、8号坑埋藏年代有95.4%的概率处于公元前1201年至公元前1012年，相当于商代晚期。北京大学通过对坑中碳化竹子的进一步分析，又得出公元前1100年的结论，即祭祀坑形成时间在公元前1100年至1012年之间。

而1号、2号、3号、4号、7号、8号坑又发现可拼对的同一器物残片，表明不同坑的埋藏年代基本相同。诸多证据显示，三星堆祭祀坑可以视为同一时期所形成。

换言之，类似这种先打碎后焚烧的祭祀行为，并非三星堆人祭祀的常态，而是单一历史事件的产物。也就是在这次祭祀活动结束后，三星堆为核心的古蜀国出现人口锐减，文明走向衰亡。

随后，距离广汉三星堆遗址40公里外的成都金沙村突然出现了一支与三星堆高度相似的文化族群。此时，历史的年轮已经进入西周纪年。

如果我们把目光聚焦三星堆古城北部一处名为“青关山一号大房子”的遗址，就会赫然发现，那些被砸碎后埋入古城南部8个祭祀坑中的诸多国宝重器，其实原本是摆放在这座大房子中的，也就是说，一号大房子正是三星堆人的神庙。

那么原本我们所认为的祭祀坑，还是不是三星堆人祭祀的产物呢？

答案是否定的。不久前在四川德阳举行的2025三星堆论坛上，来自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专家孙华公开表示：

“三星堆遗址在第三大期之初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些变化使得三星堆城从国家中心都城下降成为普通城邑。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曾经发生过争夺都城的战争……种种迹象表明，这场战争似乎是三星堆国家的内部斗争。受到最严重打击的应该是掌管宗教祭祀活动的神权贵族集团。战火熄灭以后，留在三星堆城中的人们主要集中在三星堆城的西北小城，另有一些人群迁往他处”。

为什么断定是内战而非外敌入侵呢？这是因为三星堆祭祀坑挖掘规整，坑中器物摆放又呈现一定的次序性，比如象牙均埋藏在其他质地遗物之上，并整齐地码放在同一水平。

而在处置原本供奉在神庙中的青铜器时，三星堆人也表现出一定的从容性，他们先是把所有金器、青铜器摆放在8号坑附近，统一砸碎后再焚烧，最后分别埋入多个坑中。其中8号坑中还出土了红烧土块，与清关山1号大房子发现的红烧土墙基吻合。

显然，如果是外敌入侵，敌人不会大费周章的把整个神庙从城北搬到城南，然后再按照一定的流程和次序去处置这些祭祀器物。

要知道，在此之前，三星堆是一个典型的神权至上的文明体系。三星堆出土的所有青铜人像大体可以分成两类人员，一类是笄发者（头发盘在脑后），他们出现在各种祭祀场景中；另一类是辫发者（头发编成辫子），他们代表着世俗权力。

但三星堆消亡之后，在成都金沙村出现了与三星堆神权文明高度近似的金沙文化（即三星堆四期文化），只不过，金沙文化中仅见神权不见世俗群体，也就是所谓的辫发者，反倒是在陕西宝鸡周原遗址发现了一个名叫“弓鱼”的伯爵诸侯国，遗址中出土的“鸭首”形铜旄与三星堆器物坑的饰“鱼凫”纹金杖高度相似。

种种迹象表明，在商朝崩盘的这个大时代背景下，三星堆也同样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原本和平共处了500余年的神权集团和世俗集团爆发内讧，神权集团被迫西迁至成都的金沙遗址；而世俗集团则北上投靠西周，摇身一变成了世俗权力治下的诸侯国。

所以，那些出土了青铜大立人、纵目面具的祭祀坑，已经不能视为是祭祀之后的产物。

根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发布的《八号坑发掘简报》研究显示，8号坑是在较短时间内经历了挖坑、填放和掩埋过程，掩埋因某种原因被破坏的祭祀器物的遗迹。象牙上的烤黑层是三星堆人从坑的南、北两个方向倒入尚在燃烧的灰烬所导致的。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研究员赵殿增在讨论三星堆古国消亡的原因时曾推测，三星堆发生了一场超大型的瘟疫，导致三星堆人的信仰崩塌，他们尊奉了数百年的“神”已经彻底“失灵”，只好以燎祭的方式将所有的神器掩埋送回天界。

事实上，《蜀王本纪》记载的“鱼凫田于湔山，得仙，其民亦颇随王化去”的内容，其真实的背景可能正是人口的大量死亡。被神权集团压制了数百年的世俗集团趁势崛起，三星堆古国遭遇严重撕裂。从这个角度来看，三星堆祭祀坑更像是一次“灭神”行为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