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最大”汉奸，建立虚伪政权，为何现在还有人给他辩护？

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举行了还都典礼。汪精卫身后的青天白日旗，专门将满地红的底色去除掉，好似一块已经褪色了的裹尸布。观礼席上德国大使的西装领针闪烁着卐字徽的光芒。日本特使影佐祯昭的军刀始终没有解开。这一情景便是虚伪政权的隐喻：侵略者都不屑于掩饰自己的掌控欲望，叛国者偏偏要给自己缝制合适的新衣。

我认为国际社会的辩护词中存在地缘政治的黑色幽默。维希法国承认汪政权的时候，《费加罗报》的社论表示亚洲需要稳定力量。苏联和日本签订《中立条约》之后，塔斯社发布通告称尊重亚洲人民自主进行选择。最为绝妙的是美国驻上海领事给国务院发送的密电，一方面标注这个政权是傀儡，另一方面建议暂时保持领事级别的接触来保护美国的资本。这种精神分裂式的外交，如同在妓院谈论圣经的传教士一般。

记得在翻阅档案的时候看到一个细节。汪精卫的秘书黄秋岳在受审的时候进行辩解：我们所签订的《中日基本关系条约》里面，连日元贷款的利息都书写得非常清楚明白，这怎么能算作是傀儡？但是他故意忽略了附件里的那句顾问意见应当获得尊重。所说的尊重指的就是连南京市警察局长的任免都必须要日本特务机关进行盖章。这种经过精心设计的文字游戏，却成为了某些历史学者口中的弱势博弈的证据。

这么来看，轴心国之间的承认仿佛是一场共谋性质的表演。德国刚刚送去军火就催促索要淮南煤矿的开采权。意大利用三艘老旧的巡洋舰去交换江海关五年的关税权。在1943年的时候汪精卫访问日本，东条英机安排他去参拜靖国神社。在记者的镜头里面汪氏鞠躬的腰比日本议员的腰还要弯。这张照片后来被收入到日本小学的教材之中，标题是《大东亚共荣的典范》。

有些辩护包含着那种隔岸观火的算计。英国驻重庆的大使卡尔一边向丘吉尔报告汪系政权没有什么民意方面的基础，一边默认怡和洋行和伪政权进行医药方面的生意。他的日记当中这样写道：就好像对待威尼斯傀儡政府一样，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闻闻香皂，但是不要真的觉得它能够生产香皂。这种殖民者的傲慢，比直接进行谴责更会伤害民族的自尊。

或许可以这样来看，辩护声的本质如同利益换算器所发出的杂音。瑞士记者在报道南京政府辖区米价低于重庆情况的时候，故意将数据来源是日本陆军粮饷部宣传册这件事给省略掉了。泰国学者夸汪政权恢复秦淮河传统文化，却只字不提祭孔典礼的经费全部算在大东亚战争特别税科目里。这种选择性失明在纽伦堡审判的时候才被揭穿。纳粹外长里宾特洛甫说：我们当然知道汪是木偶，可是木偶戏台能够抵挡子弹！。

当我们在东京审判档案中看到法国维希政府向汪政权发出贺电的时候，就去对照同一时期戴高乐在伦敦的演讲。有些妥协如同湿棉被，看起来好像能够起到御寒的作用，最终却只会使人冻僵。这种认知方面的错位，难道不就是弱国在丛林世界里共同的悲剧？

当下在南京总统府展览厅之中，汪精卫的就职演说稿和延安《解放日报》的《枪决汉奸令》摆放在一起。两张呈现出泛黄状态的报纸彼此之间的距离仅仅有三米，但是却展现出背叛与忠诚的极为巨大的不同之处。或许历史的评判并不存在于外交照会之处，而是存在于时间的考验过程当中。所有虚伪的政权，最终都将会成为警示后人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