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女子监狱，天津市唯一关押女性罪犯的功能性监狱

天津监狱：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步

天津监狱的故事，得从1904年6月那个夏天讲起。那会儿，天津红桥区芥园道上盖起了一座特别的建筑，叫天津习艺所，正式名字是天津罪犯习艺所。这地方可不是普通的牢房，而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新式监狱。地址选在了红桥区西营门外，就是现在人民医院那块儿。天津人管这片儿叫“小西关”，一个挺接地气的名字。后来不管官方怎么改名字，天津人还是习惯叫它“小西关监狱”，一提这地儿，大家心里都有数。

那时候的天津习艺所，跟老式监狱比起来，多了不少新花样。建筑是砖石结构，围墙高高的，里面还分了不同的区域。犯人进去了，不光是蹲着，还得学点手艺活儿，比如木工、织布这些，算是给日后出狱留条路。选址在芥园道这儿，也有点讲究，离市区不算太远，但又有点偏，能管得住人。1904年6月刚建好的时候，这地方就成了天津的一大新鲜事儿，附近的老百姓没事就爱聊上几句，说这监狱看着挺气派，不像以前那种阴森森的牢笼。

到了1911年，天津习艺所又搞了个大动作，专门设了个女子习艺所。这可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女子监狱，在当时绝对算得上超前。女子习艺所就在原来的地盘上，分出一块地方来，单独盖了几栋房。房子的窗户比男犯那边小点，铁栏杆焊得密密的，门口还有女看守站岗。

里面关的都是女犯，待遇跟男犯差不多，也得干活儿学手艺。不过听说那时候女犯学的多是针线活儿、缝纫这些，活儿细致，成品还能拿出去换点经费。女子习艺所一开，天津人又多了一桩谈资，说这监狱还真会玩，连女的都单分出来了，挺洋气。

名字换来换去，监狱不离小西关

到了1913年8月，天津监狱的名字开始跟着时代变了起来。那时候北洋军阀政府管事儿，他们觉得“天津习艺所”这名字听着不够硬气，就下令改成了“天津监狱”。改名的那天，监狱门口的牌匾被摘了下来，换上了一块新的，上头用黑漆写着“天津监狱”四个大字，旁边还刻了些小字，标明了管辖范围。

监狱的围墙还是那堵老墙，红砖砌得整整齐齐，门口的卫兵站得笔直，枪杆子扛在肩上。改了名之后，监狱的活儿没啥大变化，犯人还是照旧干活儿，木工房里锯子拉得吱吱响，织布机那边也咔嗒咔嗒地转。

没过几年，到了1917年2月，名字又换了一回。这次改成了“直隶第一监狱”，听着比之前气派了不少。门口的牌匾又被卸下来，新挂上去的匾额上，“直隶第一监狱”几个字写得龙飞凤舞，底下还刷了层红漆，看着挺显眼。监狱里的规矩也稍微紧了点，卫兵换了新制服，腰上别着皮带，走起路来脚步声格外响。名字变了，监狱的地位好像也跟着抬高了点，管的事儿多了，连外地送来的犯人也有了。

时间再往前推到1928年7月，国民党政府接手天津后，司法行政部发了份正式文件，把监狱改成了“河北省第三监狱”。这回改名挺隆重，门口立了个告示牌，上头用毛笔写得工工整整，旁边还贴了张纸，写着新名字的由来。监狱的铁门被刷了层灰漆，围墙上多挂了几块标牌，标着编号和区域。犯人干活儿的车间也翻新了一下，屋顶换了新瓦，窗户装上了厚玻璃。

再后来到了日伪时期，监狱的名字变成了“河北天津监狱”。日本人占了天津后，派了伪警察守在门口，原来的卫兵被替换了个遍。监狱的围墙上多了几道铁丝网，顶上还扎了刺儿，门口的岗亭也刷成了土黄色。日军有时候会过来巡查，开着军车，车轮子压得地上吱吱响，进门就挨个儿查监房。

等到1949年1月，天津解放那天，解放军进城，监狱也跟着改了名字，叫“天津市人民法院监狱”。那天门口的牌子被摘得干脆，伪警察早跑光了，新挂的牌匾上写着红字，油漆味儿还没散。解放军进了院子，把围墙上的铁丝网拆了，铁门也打开了大半。监狱里的犯人被重新登记，名字写在本子上，旁边还盖了个红章。1954年12月，名字正式定成了“天津市监狱”，这回牌匾做得更大，挂在门口正中央，底下还刻了年份。

别看是监狱，里头可不差

天津监狱的环境，几十年前就让人觉得有点意外。那时候的监狱可不是脏乱差的地方，窗户擦得透亮，屋里收拾得整整齐齐，连地上的灰都找不到一点。整个地方看着跟学校或者大礼堂差不多，要不是墙上挂着改造标语，窗子上焊着铁栏杆，谁也不会把它当成关人的地方。

服刑人员被分成一到五个大队，各干各的事儿，其中四大队专门管女犯，集中了全市的女服刑人员。监狱不光想着把人锁起来，还琢磨怎么让他们改好。

到了1988年3月，监狱里挑了些会唱歌跳舞、有文艺特长的服刑人员，攒了个“新生艺术团”。这帮人挺有想法，自己写词儿，自己排节目，创作了不少歌颂美好生活的作品。演的时候，他们就在监狱里搭个台子，唱得还挺齐，跳得也带劲。

后来，这个“新生艺术团”慢慢演变成了女子监狱的“好好艺术团”，名字改了，事儿没断，一直延续了下来。1988年那会儿，监狱就开始组织文艺活动，每逢节假日就演一场，服刑人员自己上手，连服装道具都是自己做的。节目内容多是劝人向善的，歌词里常带着“新生”“希望”这样的词儿。

到了90年代，这艺术团的名气更大了，外头还来人录过他们的演出，磁带传出去后，连附近的老百姓都知道监狱里有这么个团。四大队的女犯也参与了不少，排练的时候她们分工明确，有的写剧本，有的练唱歌，忙得不亦乐乎。监狱管教看这法子管用，就把文艺改造当成个长期项目，服刑人员一边干活儿一边排节目，日子过得没那么单调。

从小西关到凌庄子，女子监狱的新家

1999年，天津市女子监狱收拾东西，从小西关搬到了南开区凌宾路凌庄子道199号。这新地方比原来宽敞多了，面积大了好几倍，能关的人也多，一度被外头叫成“华北第一女子监狱”。从那年开始，女子监狱在这儿扎根，整整干了18年，攒下了一堆故事。

搬过去之后，监狱的四大队还是主力，集中关押全市的女犯，人数最多的时候有好几百。凌庄子道199号的地儿成了新家，监狱盖了新楼，围墙也拉得更高，管理上比小西关那会儿严了不少。

到了2024年2月，监狱办了场假释仪式，10个服刑人员排着队过安检门，狱警拿着本子挨个儿核对身份信息。其中有个叫王芳的，手里攥着张缝纫技能证书，这证书是她在监狱缝纫车间攒了79000针脚换来的。

出狱前三个月，监狱给她安排了份活儿，去“凌通纺织”干来料加工。这公司是监狱对外投资搞起来的，专门给刑释人员搭个就业的桥。王芳在那儿学了真本事，出狱后跑到滨海新区开了个小裁缝铺，靠着缝纫手艺吃饭，每个月还给监区寄改造心得，字儿写得歪歪扭扭，但挺认真。

2024年那场假释仪式上，除了王芳，其他9个服刑人员也有自己的故事，有的拿了烹饪证书，有的学了修理技术，监狱还请了人给他们讲就业政策，忙活了一整天。凌庄子道199号的18年，女子监狱不光关人，还真送出去不少重新开始的人，王芳的裁缝铺就是个活例子，监狱的路子也越走越宽。

透明审批，监狱也有“人情味”

天津监狱里发生过一件挺特别的事，涉及到一个65岁的服刑人员叫苗佳梅。她是因为走私文物被判了刑，进了监狱后身体不太好，得了尿毒症，每周得跑医务室透析三次。监狱的医务室专门给她留了个档案，记录她每次透析的时间和身体情况，监控屏上她的动态都写得明明白白。苗佳梅年纪大了，又有重病，监狱的医务人员得定期给她检查，透析设备也得随时准备着。

她入狱那会儿是2010年代后期，走私文物的事儿牵扯了不少东西，判得挺重。监狱里给她安排的活儿不多，主要是让她养着身体，隔三差五就得去医务室挂水。到了2023年，她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尿毒症拖得她走路都费劲，监狱的医生检查后发现她符合监外执行的条件。这条件得经过严格审核，不是随便就能批的，监狱就启动了一个叫“阳光审批”的程序。

这个程序是天津司法系统推出来的，把苗佳梅的案情整理成材料，挂到了司法局的官网上公示。材料里写得清清楚楚，她的罪名、服刑时间、身体状况，还有医生的诊断报告，全都公开让人看。公示期有好几天，社会上谁都能上网查，监督这个事儿做得公不公平。监狱这边还通知了苗佳梅的家属，把情况跟他们讲了一遍，家属那边也没啥意见。

公示结束后，司法局批了她的监外执行申请，苗佳梅就从监狱里出来了，回家养病去了。她出狱那天，监狱还给她开了个证明，盖了章，写明了监外执行的期限和条件。没想到这事儿还有后续，苗佳梅的儿子看到母亲的情况，又听说案情公示的事儿，觉得挺透明，主动联系了司法局，把家里藏的三件清代瓷器交了出来。这三件瓷器是她走私案的一部分，当年没全查出来，留在了家里。

儿子交的时候还写了个说明，说是支持司法公正，东西交到文物部门后，鉴定出来是清代的真品，后来进了博物馆。这事儿传出去后，监狱的“阳光审批”得了不少好评，司法局还把这个案例写进了年报，说是透明化处理的典型。

参考资料：[1]天津女子监狱[J].环渤海经济瞭望,2006,20(4):I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