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0月，末代皇帝溥仪去世，最后陪在他身边的，是他的第五任妻子李淑贤。

溥仪去世后，李淑贤并没有改嫁，却因为遗产问题，打了十年的官司。

她是和谁打的官司，最终结局又如何？

温情婚姻

1962年，溥仪经人介绍和李淑贤认识，得知她在医院工作，他的心情有些许激动。

他在战犯管理所时，曾一心想学医，未能如愿，便一直希望将来能娶个医务人员为妻。

而此时的李淑贤，正过着另一种清苦日子，她出身浙江杭州，自小父母早亡，寄人篱下长大。

为了逃避后母要将她卖入大户人家做偏房的命运，她孤身来到北平，辗转成为一名护士。

她曾有过两段婚姻，一段因丈夫是反革命被枪决而告终，另一段则因家庭暴力草草收场。

37岁的她，经历了太多风雨，早已没了对婚姻的幻想，直到那天，她在政协文化俱乐部遇见了溥仪。

他并非她想象中的高高在上，反倒像个略显拘谨的中年男人，脸色苍白，说起话来温声细语。

第一次见面，溥仪一边翻着她手中的医学书，一边热切地讲述自己曾经的“行医梦”。

李淑贤静静听着，心中原本的那份戒备和自卑，竟渐渐化为某种理解与亲近。

他们并非一见钟情，也没有山盟海誓，只是在平实的几次见面中，彼此看到了对方的孤独与渴望。

1962年4月30日，在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政协俱乐部，两人举行了简朴而隆重的婚礼。

那一年，溥仪56岁，李淑贤37岁。

婚后，两人像普通工薪夫妇那样过日子，雨天时溥仪会提前下班，带把伞等在公交站台，发了工资，他会买雪花膏和香水哄妻子高兴。

李淑贤则细心操持家务，不离不弃地陪着他去看病、出席会议、做客采访。

她发现溥仪不能生育，一度情绪崩溃，但她最终没有离开，而是选择了理解和包容。

那是溥仪平生最真实、最贴近普通人的时光，可惜，这段温情脉脉的婚姻，只持续了五年。

1967年10月17日凌晨，溥仪因尿毒症病逝于北京医院，李淑贤守在病床前，一夜未眠。

此后数十年，李淑贤未曾再嫁，但却因为溥仪的遗产问题，打了十年官司。

但这份遗产并非是金银财宝，而是溥仪生前写的一本书《我的前半生》。

合作著书

实际上，《我的前半生》并非溥仪独立完成，而是与他人合作所著，此人就是李文达。

1960年，李文达受组织所托，帮助溥仪完成《我的前半生》出版前的润色整理工作。

最初拿到《我的前半生》油印稿时，李文达并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他以为不过是文字编辑的润色工作，稍加整理即可出版。

可越读越觉得头皮发麻，文字逻辑混乱，时间线错乱，人物关系模糊，史料更是漏洞百出。

尤其溥仪在战犯管理所撰写此书时，条件艰苦，没有任何资料参照，许多记忆都是靠零星片段拼凑出来的。

若照原稿出版，不但误导读者，更有可能在历史定位上造成偏差。

于是李文达决定重写，香山的春日午后，成了他们反复讨论的主场。

溥仪每天下午从植物园下班，便直奔饭店，与李文达一起逐章逐节商议修改。

有时坐在窗前的椅子上，有时围着小桌来回踱步，溥仪一边回忆，一边诉说，李文达则一边速记，一边追问细节。

为了求实，李文达不仅查阅了大量清末民初的史料，还亲自奔赴东北，拜访溥仪的旧臣、家仆、亲戚。

他与助手翻阅旧信札，记录人物口供，甚至还找到了当年伺候溥仪的老太监，听他们讲述关于御膳房、养心殿的冷暖往事。

最难写的，是溥仪的婚姻，溥仪历经五任妻妾，文绣、婉容、谭玉龄、李玉琴，直到李淑贤。

写作初期，他毫无保留地口述那些风流旧事，甚至还讲得津津有味。

但自从与李淑贤感情日深之后，尤其是婚后一年，溥仪主动向李文达提出，请将书中有关李玉琴的部分删去，不愿让“现在的妻子伤心”。

李文达明白，这是一个男人终于学会尊重爱情的体现，他没有反驳，也没纠缠，照办。

四年寒暑，三易其稿，书稿终成，字数从最初的24万，扩展到50余万，内容翔实，文字朴实。

但出版署名问题却成了临门一脚的博弈，李文达认为，自己虽笔耕不辍，但始终是“协助整理”，名字不应与溥仪并列。

更何况，为了书籍传播的影响力，让“末代皇帝”的名头一人独占署名，确实利于宣传。

出版社也采纳了这一建议，最终，《我的前半生》一书，作者栏上只有溥仪的名字。

出版社倒是没忘了情义，在稿酬分配上，溥仪与李文达各得五千余元。

对当时的人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李文达拿着这笔钱，悄悄给自己换了一副老花镜，又请家人去了一次前门楼子吃烤鸭。

可这份“隐身”的谦让，也为他埋下了日后的官司祸根。

十年官司

1984年，香港的电影圈突然冒出一条重磅消息，末代皇帝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即将被改编成电影，并由国际知名导演执导。

这条消息一经曝光，瞬间引起了文艺界和出版界的强烈关注。

人们惊讶之余，却没人注意到，那份授权合同的签字人，是溥仪的遗孀，李淑贤。

消息曝光后，李文达气愤地站了出来，第一时间上书中央，直接点名李淑贤“擅自转让著作权，侵犯合作者权益”。

他详细列举了自己在写作过程中的所有参与细节，从采访、调查、写作到修改，一一罗列，无一遗漏。

而这一举报，立刻掀起了轩然大波。

1985年年初，李淑贤得知李文达的举报内容，反应极为强烈，她也上书中央，在信中写道：

“《我的前半生》署名作者只有溥仪一个人，李文达只是帮忙修改，他没有任何版权！我才是溥仪的合法遗孀，也是唯一继承人，这本书的一切权益都归我所有！”

李文达则冷静而坚定地反驳：

“《我的前半生》从头到尾，我参与了整个重写过程，是我查资料、跑东北、问口述、整理文本，溥仪虽为叙述者，我才是执笔者。没有我，这书根本不会存在。”

这场关于书名背后署名权和创作权的争执，迅速从舆论扩散到政府高层。

为慎重起见，主管单位公安部致函文化部，请求国家版权局对该案进行权威裁定。

几经调研与论证，版权局做出初步结论：

“《我的前半生》一书是溥仪与李文达合作创作，属于合作作品，溥仪与李文达应当共同享有该书的版权，溥仪已故，其经济权益应由其法定继承人李淑贤与李文达共同享有。”

按理说，这样的裁定已经足够圆融，也在情理之中，可李淑贤却无法接受。

她执拗地认为，既然署名上只有“溥仪”，那便代表李文达只是幕后工作者，与“作者”无关。

她甚至在公开场合反复强调：“若当初他想署名，为什么不提？既然默认署溥仪，那现在凭什么又想掺一脚？”

1987年6月，李淑贤将李文达告上法庭，正式提起诉讼，要求法院确认：“《我的前半生》唯一作者为溥仪，李文达无权干涉任何著作权事务。”

两年之后，她再度补充起诉，要求李文达“公开道歉、赔偿经济损失、撤销署名主张”。

这一系列举动，让原本隐忍多年的李文达不得不再次披挂上阵，可这场官司注定难以速决。

从80年代末打到90年代初，整整七年，法院三度开庭，卷宗多达数百页，证人证言更是纷繁复杂。

加之当年文艺作品署名制度不完善、版权意识尚未普及，案件一度陷入“历史与现实”、“署名与实际”、“道义与法理”的三重漩涡。

1993年11月，李文达因病离世，终年75岁，他未能亲眼看到自己最后的命运被如何裁定。

但这并未让案件终止，反而让舆论愈发关注结局，李文达的家属坚持继续上诉，希望为父亲正名。

而李淑贤，也不肯松口半分，直到1995年1月26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终于做出判决：

“《我的前半生》为溥仪的自传体作品，李文达虽在创作过程中协助整理，实为组织安排的编辑行为，不构成合作创作，版权归溥仪个人所有。”

这份判决一锤定音，李文达儿子继续上诉，但1996年7月17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维持原判。

李淑贤赢了，可此刻的她，早已不是当初那个意气风发的“遗孀维权者”。

多年诉讼让她精疲力尽，身体也在癌症中逐渐败下阵来。

再起风波

1997年6月9日，北京朝阳区的一家医院，李淑贤在病床上缓缓闭上了眼睛。

陪在她身边的，是医院里的一名老护士，也是她曾经的同事。

她和溥仪没有子女，也未曾留下确切的财产安排，李淑贤去世后，关于《我的前半生》的归属问题再次引起舆论。

这一回，溥仪的家族站了出来。

2006年，溥仪的弟弟溥任委托代理人向法院提出请求，表示作为“溥仪家族”的血亲，应当依法继承《我的前半生》的版权与相关经济利益。

他们认为，李淑贤与溥仪无生育关系，其去世后版权自然应由家族继承。

这份声明一经披露，舆论哗然，民众、法律界、出版界纷纷陷入争议：这部承载着中国历史转型期个体记忆的重要作品，它究竟属于谁？

就在这片喧嚣中，群众出版社作为最早参与本书出版，也见证了李文达与溥仪合作全过程的单位，在沉默多年后终于决定介入。

他们向法院提交诉状，请求认定《我的前半生》在溥仪和李淑贤相继去世后，应归为“无主财产”，依法由国家接管。

他们的理由并不复杂：第一，溥仪与李淑贤无合法继承人；第二，本书具有极高的社会价值与公共教育意义，不应作为私产流转于个人或家族之手。

这一观点很快获得社会多数支持，舆论终于转向。

2007年11月，《中国新闻出版报》公开发布声明：根据《著作权法》《继承法》相关规定，认定《我的前半生》为无主财产，依法归国家所有。

三位主角，皆已作古，胜负无凭，谁输谁赢，不过是后人评说时的一句轻描淡写。

而他们争执的那本书《我的前半生》，已不再属于某个女人，某个男人，甚至不属于某个家族，它只属于历史。

也许，这才是命运对“末代皇帝”故事最贴切的注脚：不管你曾是谁，写下多少篇章，到最后，都得学会悄无声息地，退出历史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