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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徐 来

编辑|徐 来

《——【·前言·】——》

“虎豹嬉春”听起来像什么艳情戏名，实则连“艳”都配不上。

这是一个专门设计给女人的折磨工具，不杀人，却能剥光尊严。

名字背后的阴影

第一次听见“虎豹嬉春”这四个字，是在旧刑牍残页上。

纸张泛黄，边角烧焦，字迹却依旧清晰，几个字轻描淡写，底下的记载却写满皮肉。

没有老虎，没有豹子，春也不见得是春，麻袋、猫、老鼠、女人，这才是这个名字的真身。

刑名以美掩恶，早已不是稀罕事。

“嬉春”听着柔媚，实际是羞辱的反讽；“虎豹”看似凶猛，实则代指猫与鼠——两个最常见、最廉价的家畜，被迫成了施刑的主角。

甚至连“游戏”的含义都被颠覆——猫戏老鼠，原本是捕食本能；但在这个刑罚中，这种天性被人为诱发、强化，最终变成施暴手段。

重点不在死，而在“羞”。

女子被剥衣、囚于麻袋，头露在外，身却被关进一个封闭、粗糙、充满撕咬的空间中。

礼教之下，女子的贞洁不容玷污，正是看准了这点，才设计出这种，“不杀人却能杀心”的刑。

剥夺遮体之物，就等于剥夺了尊严，尤其在众人围观时，这份羞辱被无限放大。

有人说这刑不常用，甚至有人怀疑是否存在。

可问题不是多不多，而是它曾经真真切切地，出现在历史上，还专门针对女性，建立了一整套施刑逻辑——撕咬皮肤的是猫鼠，啃咬意志的，是整个社会。

麻袋里的地狱

设想这样一个画面——麻袋放置在地上，粗麻纤维已经被鲜血浸透。

旁边一个瓦罐，塞满火药的纸捻还没点燃。

三只猫关在竹篓里，毛发因饥饿扭结，老鼠也在另一个笼子，密密麻麻，有的已经咬死同类。

女子早已被脱光，全身赤裸，手脚反绑，周围人不说话，只冷冷看着，这不是斩首，不是游街。

没人喊“赦罪”，没有官吏读罪状。

行刑人先将她塞进麻袋，她哭喊，但嗓子像被撕开。

猫放进去，老鼠也放进去，袋口缝紧，只留头部呼吸孔，像是牲口待宰前的束口袋。

毛发、利爪、尖牙，开始在那狭窄空间内乱撞。

猫先咬老鼠，老鼠窜动，惊动猫，女人的身体成了它们唯一的逃路与猎场。

接着是爆竹，那一捻火光烧到纸尾时，周围人退后两步，麻袋内传来一声巨响，猫乱跳，鼠尖叫，肉体开始被抓挠、撕裂。

没有人能完整记住，袋子里具体发生了什么，但可以记得出来的模样。

麻袋解开，女人浑身血污，脸色灰白，嘴角流血，有的自己咬断舌头，有的已经昏迷。

身上满是伤痕，猫爪留下的条状撕裂，鼠牙咬出的碎洞，像是用火点出来的，一些地方甚至能看到骨头。

她睁开眼时，只剩一个愿望：死。

但“虎豹嬉春”不是为了让她死，是让她活着，带着这副身体活着。

行刑并未结束，接下来，是盐水，那不是医治伤口，而是让痛感再次覆盖全身神经。

伤口被撒盐，或直接扔进稀释盐水中，等同再进行一次折磨，女人的叫喊声，已经不再像人的声音，像畜牲断气前的破叫。

这一套流程，是制度化的，不是即兴施暴，而是被写进刑律、被记录、被传承。

而猫鼠携带的病菌，往往是致命的。

溃烂、感染、败血，有的几日后就死了，有的拖上半月才咽气，死得慢，是这个刑罚最残忍的部分。

即使侥幸不死，面容、皮肤、名声、婚嫁……一切都没了。

在那个时代，一个失去“清白”的女子，等同被从人群中剥离。

而真正吊诡的，是那些围观者——有女眷，也有年幼的孩子，她们看着，不敢说一句，下一次，也可能轮到自己。

从谁开始的

不是所有酷刑都有出处，但“虎豹嬉春”不是空穴来风。

翻回到最早的雏形，线索指向商代。

《竹书纪年》里记载过一件事——纣王围观女子受刑为乐，命人“剥衣置铜柱炙日”。

这不完全是“虎豹嬉春”，但精神核心一致：展示女性身体，用羞辱代替惩罚。

再看秦朝，秦始皇定律极严，注重效率与震慑。

他不再用耗资巨大的“炮烙”，而是推广简便易行的新型酷刑，此时“猫鼠戏春”被正式编入典籍。

“嬉春”这个名字，或许也是从那时被官方化——装饰其真实内容，使文书记录看上去没那么惊悚。

用猫、鼠取代猛兽，不仅降低成本，还能反复使用。

汉以降，多有改动，部分朝代虽下令禁止，但私刑横行。

尤其是在地方豪族、偏远地带、富商之家，这类刑罚依然暗地使用。

权贵之中，女性往往不是人，是财产，失宠、犯错、违命，动辄可被处置，无须公审，也无须理由，刑罚成了一种“清理障碍”的工具。

明末文人计六奇在《明季南略》里提到：有富商之妻，疑其私通，唆家仆以“袋鼠惩之”。

袋即麻袋，鼠即老鼠，妻疯而死。

更早，宋朝时期，太学生余景在奏章中写：“尝闻民间有施‘猫袋’之术，尤用女子，泯人伦纲常。”

写出这些话的人，知道此刑可怕，却无力阻止。

因为它从未作为公开审判的一部分，它藏在阴影里，靠羞耻维系，靠沉默存活。

而“法律禁止”与“实际使用”从未对等。

在很多偏远地带，甚至没人听过律法，只认得拳头与家族，女儿犯错、媳妇失德、妾室顶嘴，都可能沦为受刑对象。

永不平等的身体

回头看“虎豹嬉春”，它的重点不在是否致命，而是对象。

它只用于女性，男犯有斩、有杖、有流放。

女犯则有“骑木驴”“浸猪笼”“裸鞭巷游”，共同点是：羞辱性远大于杀伤性，这不是偶然，而是设计。

封建伦理构建了一种逻辑：女子的身体不是她自己的，是夫家的，是父兄的，是礼法的器皿。

一旦“污损”，就等于“坏了名节”，坏了名节就要“罚得彻底”。

“彻底”不是杀死，而是让她活不下去。

这是典型的“性别规训”，用公开的羞辱与伤害，树立威慑，尤其是在小社区、小家族中，一次“嬉春”，能压住几十个女人。

有人说欧洲也残酷，确实，古罗马曾有“老鼠锅刑”——铁锅盖上，老鼠放进，再加热。

老鼠乱窜，只能咬穿犯人腹部逃生。

听着相似，但那是对“叛国者”“谋逆者”，没有特意限定为女性，更没有与贞洁挂钩。

而在东方，这类针对女性的“羞辱刑”层出不穷，从形式到文化，全方位压迫。

比如“骑木驴”——强迫女子骑上三角尖木，以体重压迫，血肉模糊；比如“浸猪笼”——犯妇被捆入竹笼中沉入水中，全族围观，若死不救。

这些刑罚里，几乎都写着同样一句话：“因私通之罪”，“坏风俗之妇”。

从不追问男人在场，只有女人必须负责。

到了清末，虽有法制改革、禁私刑条文，但实际成效不大，旧风俗如顽疾，在角落里苟延残喘。尤其在内陆偏乡，几乎无人管辖。

甚至在民国初年，还有民间笔记记载，“湖南某地乡绅私审通房，施袋猫，三日溃死。”这已是近代，却依旧有“嬉春”的变种在行使。

为什么？因为它不需要正式程序，不需耗费公力。

一只猫、一只鼠、一口麻袋，足够毁掉一个女人。

“虎豹嬉春”，是被尘封的真实，是一整套制度，对女性施加的残酷意志，用羞辱控制，用肉体剥夺，用沉默延续。

今天看这些刑罚，或许会觉得荒唐、难以置信，但这些曾是真实存在的统治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