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史笔记302 ：《1791年宪法》崩塌的长时效深层动因解析

1、《1791年宪法》没能稳住局面的短时效因素，具体说来分为内外两个因素：外因是法国与奥地利和普鲁士开战后，前线一败涂地；内因是王室逃亡失败后，主张废除君主制的丹东率领无套裤汉于1792年8月10日一举攻占了杜伊勒里宫。国王一家逃到国民议会寻求保护，却惨遭吉伦特派的背刺，他们投票把国王一家送进了监狱，用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取代了完成立宪还不到一年的法兰西王国。

2、问题是，《1791年宪法》崩塌的长时效深层动因又是什么呢？第一，就是中间派的政治投机性。中间派的根本缺陷在于缺乏稳定立场，始终在激进与保守间摇摆。1791年7月战神广场事件成为关键转折点：丹东与马拉组织数千人请愿要求废黜国王，斐扬派领袖拉法耶特下令国民自卫队开枪镇压，鲜血瞬间瓦解了中间派的政治认同。大量中间派议员因恐惧暴力脱离斐扬派，转而试图在保王党与激进派间投机。这种“风吹草动即变节”的特质，使宪法缺乏稳定的拥护力量——当激进派施压时，他们倒向保守；当保守派失势时，又迅速抛弃原则，最终成为宪法崩塌的“加速器”。

3、第二，是保王党内部的派系分裂。即便战神广场事件后，保王党在国民议会仍占多数，却因内部分裂丧失行动力。核心分歧集中在王权定位与制度设计：正统保王党主张恢复国王权威以平息动荡；“英国党”力推两院制，模仿英国君主立宪；奥尔良派提议废黜路易十六，拥立奥尔良公爵；还有派系坚决反对《教士公民组织法》，视教会独立为底线。各派固执己见，甚至互相攻讦，面对丹东派的街头压力时，只能仓促通过宪法以求自保，却未形成捍卫宪法的统一战线。

4、第三，是宪法制定的仓促性与滞后性。1791年宪法是典型的“应急产物”。自1789年8月启动起草后，因政治博弈反复搁置，至1791年9月才通过，两年间法国社会已发生质变：民众对王权的信任因国王出逃严重动摇，激进思想在底层快速蔓延。这部几乎完全照搬西耶斯设计的宪法，既未回应民众对平等的诉求，也未解决王权与议会的核心矛盾。其仓促出台的本质，是保王党为规避危机的权宜之计，而非基于社会共识的制度设计，从诞生起就埋下了合法性隐患。

5、西耶斯设计的宪法存在致命矛盾：表面标榜“君主立宪”，实则赋予国王过大权力。其核心条款显示，国王不仅掌握官员任命权，还可将议会法律悬置4年，且政府仅对国王负责而非议会——这与英国式“议会主权”背道而驰，既无法满足第三等级对权力制衡的期待，又让保王党担心王权仍受限制。更关键的是，一院制设计虽号称“代表全体人民”，却因选举资格限制（财产门槛）沦为精英工具，底层民众感受不到实际权益，自然缺乏捍卫宪法的动力。

6、第四，是源于启蒙运动的内在缺陷。启蒙运动将“万物皆可数学”的理性主义强加于人类社会，形成致命教条。法国革命者坚信其理念如“2+3=5”般普世，拒绝承认社会复杂性。他们将人类行为简化为理性计算，将历史传统视为“愚昧”，将多元诉求斥为“非理性”。这种思维使宪法制定者无视不同阶层的现实关切：农民需要稳定的土地政策，工匠关心行会权益，而宪法却用抽象的“自由平等”掩盖具体矛盾，最终因脱离社会实际而被抛弃。

7、革命者试图将宪法原则强加于被征服地区，却遭遇强烈反弹。1792年法军攻占布拉班特公国后，颁布取消特权、倡导平等的新宪法，不料当地底层民众涌上街头抗议，高呼“要旧宪法、要等级制、要传统生活”。革命者非但未反思理念局限，反而将反抗归因于“民众未启蒙”，更坚信需用强制手段推广“真理”。这种文化霸权思维映射到国内，便是对不同声音的压制——宪法因拒绝包容多元诉求，逐渐丧失社会基础。

8、启蒙运动对“理性计算”的迷信，在边沁功利主义中暴露无遗。边沁宣称“行为道德与否取决于能否增加多数人最大幸福”，并试图通过“幸福计算”量化这一目标，却连基础公式都无法确立。其所谓“参数设计”如同空中楼阁，本质是用“科学”包装主观判断。这种虚妄的理性主义渗透到宪法制定中：革命者沉迷于“制度完美性”的理论推演，却对税收、就业等实际问题束手无策，使宪法沦为空洞的理念宣言。

9、革命者强行用数学逻辑套解社会问题，形成认知偏差。他们试图用“精确性”定义模糊的政治概念：如将“平等”量化为纳税额相等，将“代表权”简化为人数比例，却忽视财富、文化、地域等隐性差异。这种思维导致宪法条文看似“科学”，实则脱离现实——例如规定“积极公民”（有财产者）才有选举权，却未考虑大量无财产的城市贫民与农民的政治诉求，最终激化了社会矛盾。

10、启蒙思想逐渐异化为类似宗教的绝对信仰，失去反思能力。雷纳尔教士宣称“哲学是唯一的神”，布里索主张“议员只需受启蒙，无需代表特定阶层”——将“哲学”“启蒙”替换为“圣灵”“福音”，其话语逻辑与天主教教义高度同构。这种“唯理念论”使革命者拒绝妥协：当宪法遭遇挑战时，他们不反思制度缺陷，反而认为是“不够革命”，最终在“追求绝对正义”的口号下，亲手摧毁了自己制定的宪法。

11、第五，是路易十六与贵族的失误。路易十六愚蠢地批准了《教士公民组织法》，成为失去民心的关键一步。该法将教士变为政府公务员，要求其向国家宣誓效忠，彻底打破了教会的独立性。尽管基层教士薪资有所提高，但超过半数拒绝宣誓——这意味着占人口多数的笃信宗教的农民，将国王视为“背叛信仰者”。农民本是王权的传统支持者，却因教会被打压而与国王决裂，使宪法失去最广大的社会根基。路易十六既想借革命打击旧贵族，又抛弃了教会这一重要盟友，最终陷入孤立。

12、当路易十六砍掉了自己的左右手，也就是穿袍贵族与教士之后，他能得到第三等级的忠诚吗？显然不能。因为宪法的捍卫者——第三等级代表，多为“半吊子哲学家”而非务实政治家。他们中鲜有商人、企业家或律师，更多是沉迷于启蒙理念的知识分子，将政治视为“理念推演”而非“现实治理”。他们热衷用“自由”“平等”等大词构建理论，却对税收征管、粮食供应等实际问题漠不关心。当宪法面临危机时，他们既无能力协调各方利益，又不愿放下理念妥协，最终在激进派的冲击下迅速瓦解。

13、这样，路易十六依赖的只有佩剑贵族了，但是在路易十四的打压下，佩剑贵族早就难当大任了。诸如拉法耶特，既无担当又缺智慧。拉法耶特作为国民自卫队领袖，本应成为稳定局面的核心力量，却屡屡犯错：1789年10月凡尔赛事件中，他消极跟随抗议妇女，坐视王室受辱，使路易十六对议会彻底失去信任；巴士底狱暴动后，他不仅不镇压暴力，反而将巴士底狱钥匙送给华盛顿“炫耀革命成果”，助长了街头政治的嚣张气焰。佩剑贵族的失职，使宪法失去了最关键的武装保护力量。

14、1792年8月杜伊勒里宫被攻陷后，局势本可挽回：国民议会中斐扬派仍有170名议员，超过布里索派的150名，争取中间派即可保住宪法。但此时在前线指挥的拉法耶特非但不率兵勤王，反而临阵叛逃奥地利。这一行为彻底摧毁了保王派的斗志——议员们失去军事后盾，纷纷倒向激进派，一场街头暴动由此升级为推翻宪法的政变。拉法耶特的背叛，成为压垮宪法的最后一根稻草。

15、宪法失败的核心在于“应然”与“实然”的割裂。革命者沉迷于“应该建立怎样的制度”，却忽视“能够建立怎样的制度”。例如，宪法规定王室年俸3000万里弗尔，却未考虑国家财政濒临破产的现实；赋予国王官员任命权，却未解决旧贵族与新官僚的权力冲突；标榜“全民代表”，却通过财产限制将多数人排除在外。这种脱离现实的设计，使宪法从颁布起就难以落地，最终被现实碾碎。

16、从巴士底狱暴动到战神广场开枪，再到杜伊勒里宫攻陷，暴力逐渐成为解决分歧的“常规手段”，而宪法本应是遏制暴力的屏障。但中间派的纵容、保王党的软弱、激进派的煽动，使街头政治不断升级：当请愿不成便付诸暴动，当辩论无果便诉诸武力。宪法所依赖的“法治精神”被彻底摧毁，最终在1792年的暴力政变中，这部本应维系秩序的宪法，沦为革命洪流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