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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慧心引力佳

编辑/慧心引力佳

苏联解体之后，中俄边境一下子出现了4万人，他们高喊“我们是中国人”，想要跨国那个边境线回到中国，然而他们却全部被挡在了门外，这是为何？

邻居的诱惑

1962年的伊犁和塔城，那里的空气混杂着贫瘠与焦躁，持续数年的天灾让人家家户户的粮仓见了底，人们对未来的盼头，几乎只剩下炕头那一点点余温。

就在这几乎走到绝境的当口，一股“暖风”却从边境那头吹了过来，苏联的广播电台成了黑夜里唯一的慰藉，里面用花哨的词汇描绘着一个天堂般的国度：高耸的楼房，吃不完的牛油面包，孩子上学和家人看病全都不花一分钱。

这种宣传并非凭空而来，就在十多年前，苏联还是“老大哥”，他们的专家援建了工厂，俄语是学校里的时髦课程，去莫斯科看看是许多孩子的梦想。

尽管后来两国关系急转直下，苏联一夜间从朋友变成了需要提防的对手，但那种对富足生活的朦胧向往，却早已在人们心中埋下了种子。

现在，这颗种子被刻意地浇灌，苏联不仅播放诱人的宣传电影，还派人私下许诺：只要跨过边境，每个人都能分到大片肥沃的土地，工资是国内的好几倍。

这对于那些终日与土地搏斗却依然食不果腹的边民来说，这无疑是致命的诱惑，于是，一场静悄悄的迁徙开始酝酿。

人们变卖家产，将牛羊牲畜和锅碗瓢盆换成方便携带的行囊，起初只是几户人家结伴而行，很快就演变成成百上千人的洪流。

队伍里有拉着全部家当的农民，有抱着课本哄着孩子的教师，还有刚刚生产完、身体虚弱的妇女，他们眼神复杂，既有对未来的憧憬，也有对故土的不舍，但对“好日子”的渴望压倒了一切。

1962年4月，事态彻底失控，在一些人的煽动下，数千人冲击边防哨所，徒手去拆边境的铁丝网，孩子的哭喊声和成年人沉重的喘息声混杂在一起，场面一片混乱。

中国边防出人意料地保持了克制，没有鸣枪示警，或许是不愿让同胞的血染红边境线，只是静静地看着这股人潮涌向对面。

而在另一边，苏联早已准备好了长长的车队，仿佛迎接一场策划已久的胜利，短短十几天，超过6万边民就这样离开了生养他们的土地，留下了二十多万亩无人耕种的农田和一个个空荡荡的村庄。

到了以后才发现是一场骗局

他们以为自己奔向了富足，谁知等待他们的，是另一场骗局，苏联人当初的天花乱坠，不过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劳动力引进计划。

当时，苏联地广人稀，尤其在西伯利亚、乌拉尔和远东地区，有大片荒地等待开垦，这批吃苦耐劳的新疆边民，正是他们眼中最理想的“开拓者”。

所谓的分配住房和土地，变成了西伯利亚寒风中摇摇欲坠的木板房，承诺的高薪工作，则是在矿井深处或原始森林里每天超过十小时的苦力。

他们被编成“突击队”，像蚂蚁一样被扔进荒野，得到的报酬少得可怜，更残酷的是社会性的排斥，说好的免费教育和医疗从未兑现，孩子想上学，被学校以“不收外国人”为由拒之门外。

家人生了病，最基础的药品都要自费，在当地人眼中，他们是抢占资源的“外来麻烦”，在工作和生活中处处受到歧视与排挤，他们满怀希望地放弃了一个家，却发现自己在新世界里成了无根的浮萍。

苏联解体，归心似箭

日子在煎熬中一天天过去，三十年间，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这里结婚生子，皱纹爬上了眼角，乡音也渐渐变得模糊。

然而，命运的玩笑还未结束，1991年，那个曾经强大到让他们抛弃一切的苏联，在一夜之间分崩离析。

随着新国家的建立，他们这些“历史遗留人口”的处境变得更加尴尬，被贴上了“非法移民”的标签，许多人失去了工作和仅有的住所，沦落街头。

这时，他们才不约而同地想起了那片被他们抛在身后的故土，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早已不是他们记忆中贫穷落后的样子，那里似乎才是真正的避风港。

于是在1992年，那场规模浩大的返乡潮发生了，四万多人，带着三十年的风霜与悔恨，重新聚集到边境线上，他们以为，无论走多远，家的大门总会为他们敞开。

出去容易回来难

可这一次，国门紧闭，边防战士拦住了他们，理由清晰而坚定：你们当年主动放弃了国籍，如今已不再是中国公民。

有人当场跪地痛哭，高喊着“我是中国人”，但这句迟到了三十年的表白，已经无法改变既成的事实，情理和国法，终究是两回事，个人的悲剧背后，是国家不容挑战的原则。

如果说，第一次离开是源于对美好生活的幻想和对现实苦难的逃避，那么这一次试图回来，则充满了想家的痛楚、羞愧与恳求。

可历史从不给人轻易反悔的机会，有些选择一旦做出，便再无回头路，当他们背起行囊离开时，或许家门口的杏花开得正盛。

而当他们白发苍苍想要归来时，那棵老树可能早已换了主人，究竟什么是家？什么又是国？是在富有时可以随意离开，贫穷时才想起依靠的港湾吗？

这些沉重的问题，或许在每个被拦在边境线外的归乡者心中，都有了最痛苦的答案，那道曾经轻易跨过的界线，最终成了他们终生无法逾越的鸿沟。

参考资料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2012-12-21《新疆“伊塔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