怨恨、地位不满与日本安全政策变化的情感基础

怨恨、地位不满和日本安全政策的情感基础

Thao-Nguyen Ha

乌普萨拉大学和平与冲突研究部研究助理

Linus Hagström

瑞典国防大学政治学教授，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lcac006

导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安全政策一直是国际关系学者困惑的对象。日本在1960年末成为经济强国之后，直到21世纪初，大多数学者都在问为什么日本已经成为经济“巨人”，但在政治和军事上仍然是“侏儒”。在中美战略博弈加剧、中国综合国力和影响力不断上升的大背景下，日本对国际和地区安全形势判断不乐观。近来，日本政府继续推动安全政策调整，进一步提升自主防卫能力，着力建设“多域联合防卫力量”，同时继续强化日美同盟，提升日美同盟的威慑力和应对力，深化地区双多边安全合作，构建并拓展“印太安全合作网”，试图联手遏制中国的发展。是什么解释了日本近几十年来的安全政策变化？本文关注国际关系中的“情绪转向”，采用了基于怨恨的分析框架，这一框架将怨恨定义为持久的愤怒形式与对地位不满的产物。文章通过对18位日本保守派议员和高级官员的采访，讨论了怨恨情绪在以修宪为前提的日本安全政策重塑中的角色、作用和普遍性。分析表明，保守派精英具有强烈的地位意识；那些将日本地位低下归咎于所谓“和平主义”的人更有可能将修改宪法第9条本身视为目的。然而，对于一部分保守派来说，其目标是扩展宪法以增强日本对恐惧对象的威慑或加强盟国团结的手段。总的来说，怨恨为分析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不满提供了一个富有成效的视角。

简介

日本是否终于开始通过重新军事化来满足新现实主义的期望是最近国际政治中的难题。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这一行动从21世纪初才开始？大多数学者承认日本的安全政策确实发生了变化，其中一个阵营的支持者是现实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的混合体，他们认为变化是渐进式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到和平主义或反军国主义的限制。第二个阵营分为现实主义者和批判性建构主义者，认为日本过去十年左右的安全政策与以往的做法形成了更彻底的决裂。现实主义者将日本安全政策的变化解释为对中国崛起和朝鲜威胁的自然反应。反过来，批判性建构主义者认为，如果只考虑与相对物质能力相关的因素，那么日本本来会在更早的阶段进行再军事化。批判性建构主义者已经证明了日本是如何通过持续的话语或叙事谈判来构建自我的，尤其是针对中国，还有朝鲜、韩国以及日本自身过去的迭代。本文通过展示保守的日本政治家和负责制定安全政策的高级政府官员的身份叙述的经常性变化，填补了现有文献的空白。文章认为，地位不满和怨恨是日本安全政策变化的重要驱动力。

国际政治中的怨恨与地位

怨恨情绪带来的尖锐后果引起了政治学家和国际关系学者的应有关注。有些学者用怨恨来解释世界各地的激进和暴力运动。例如，在英国，不确定的生活前景和不断恶化的物质条件激起了去工业化工人阶级的不满情绪。尽管怨恨的表达可能会让人觉得语无伦次，但它们仍然为激进政党（例如英国独立党）的流行提供了基础。类似的例子在世界各地的选举中比比皆是，例如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后的选举暴力浪潮。

然而，到目前为止，只有少数研究明确涉及国际政治中的怨恨。虽然怨恨通常与国内的种族和社会阶层有关，但有学者认为，这种情绪往往更多地源于对国际政治中的地位认可和声望的担忧。在这种情况下，地位是指一个国家“在地位共同体中的地位或等级”，本质上是位置的、感知的和社会的。因为怨恨主要是一种道德情感，我们应该期望它针对社会地位上升但“道德地位”没有相应提高的国家。此外，对什么是“道德的”或“正义的”的分析不能脱离现有的国际等级制度。民主、人权和经济自由主义的规范目前体现了国际地位等级中最突出的标准。推而广之，其他“俱乐部”也可能传播其他特征，国家可能将其视为成员。

理性行为者往往偏向以地位为基础的解释，并避免该现象的更“非理性”方面。例如，虽然地位不一致理论认为战争是身份否认的合理结果，但有学者认为挫折是非理性的，与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的战略性质不相容。事实上，情绪一直是国家身份被否认的核心原因。根据Ringmar的说法，它让我们感到“被轻视、被侮辱和被贬低”；“我们的自尊受到了伤害，我们失去了地位，失去了面子”。尽管如此，大多数关于国际关系地位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都认为这种情感结果是理所当然的。古斯塔夫松认为，如果通过国家之间的定期交流来确认地位，那么地位的不满也应该是多次事件的结果，而不应该仅仅归咎于一次事件。

作者认为，怨恨的概念可以帮助解释支撑地位不满的情绪过程，从最初的感知状态否认行为到行动—结果。虽然现有的研究表明，国家对身份否认有可能会做出多种情绪反应，但其中许多可以归类为怨恨。当怨恨在国际政治中表现出来时，各国通常已经用尽了大多数可用的选择，国家可能会采取更极端的措施。简而言之，当国家反复出现未解决的身份否认事件时，就会出现不满情绪，并促使它们寻求重新获得所需地位的方法。如果这些举措失败，不满情绪可能会表现出刻薄的性质，因为该国开始憎恨阻碍它获得更高地位的行为者，这可能导致代价高昂的军事化冲突。作者推测，当自我的不足归因于难以改变的系统性因素时，怨恨最为严重，从而加剧了挫败感。还需要指出的是，对于没有明确涉及地位的问题，例如没有得到充分承认或赔偿的严重人道主义暴行，也可能会产生怨恨。同时，很难将任何一种行为与地位分开，因为地位决定了一个国家可采取的行动的范围。

对怨恨的解读：一种经验策略

本文没有关注通常经过修饰的公共话语，而是在2013年和2015年两次访问东京期间对日本保守派立法者和一名高级政府官员进行了18次半结构化的面对面访谈，并进行了分析（见表1：受访者名单）。本文战略性地选择了受访者，他们中的许多人目前在政府或主要政党中担任或曾担任重要职务，并且大多数人都将外交和安全政策作为特别关注的领域。作为一种方法，与公共话语分析相比，深度访谈有以下几个优势。首先，它们要求研究人员探索受访者给出的答案中的细微差别，并提供提出后续问题和寻求澄清的机会。其次，可以鼓励受访者公开谈论在团队环境中可能会被认为是敏感的话题，并反思通常不会一起讨论的问题。当然，这种方法可能会受到批评，因为受访者可能容易夸大或沉默寡言。然而，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试图将这种潜在的弱点转化为力量的源泉，因为本文希望调查的不是事实情况，而是受访者的认知和情感。出于这个原因，任何夸大或沉默本身就可以说明问题。此外，了解受访者的情绪和立场的具体内容，不仅可以阐明日本当前的安全政策，还可以预测该国未来的潜在发展方向。

表1：受访者名单

来源：笔者译制，出处见原文第12页

表2列出了指导所有访谈的问题。总体而言，目标是促使受访者谈论与日本与其他参与者的关系、其身份和安全政策相关的话题。在分析材料时，专门寻找对地位的不满、要求承认和怨恨的表达，以及这些困境的感知原因，重点关注日本安全身份的两个不同领域：（1）与其他国家的关系；（2）围绕宪法第9条和日本所谓的“异常情况”的辩论。

表2：指导面试的示例问题

来源：笔者译制，出处见原文第16页

1. 日本对他国地位的不满和怨恨

日本的三个最近邻国——中国、韩国和朝鲜在采访材料中脱颖而出，尽管日本对这三个国家的怨恨程度不同。除了表达对它们作为潜在安全威胁的恐惧或对它们缺乏合作的失望之外，材料中的13位受访者还表达了对这些国家的地位担忧，并希望这些国家承认日本的身份、价值观和权力地位。作者确定了受访者认为特别重要的三种广泛的认同结构：（1）日本作为经济强国的认同或地位；（2）作为一个寻求忏悔其战时不当行为并在全球促进和平的拥抱和平的国家；（3）作为一个主权国家。

在关于日本经济地位的讨论中，受访者既有自豪感，也有焦虑感。至少三分之二的受访者对日本在克服战时破坏和战后挑战以及随后的经济和技术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表示自豪。同时，超过三分之二的受访者对日本为国际和平与安全做出的贡献表示自豪。例如，他们提到日本参与了数个维和任务，即使是在有限的配角中，并吹嘘自卫队（SDF）的纪律性，认为这激发了当地民众的信心（例如对佐藤正久和渡边修的采访）。然而，在几次采访中，在表达对日本的自豪后紧随的是对中国的负面描述。

日本不仅存在与中国和韩国有关的地位自卑感，而且还认为日本缺乏认可是受到了这些国家的影响，近年来日本与中韩的外交和安全冲突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情况。此外，虽然一些保守的精英成员对日本的邻国感到不满并表达了对邻国的恐惧，但其他人主要将其归咎于日本自身的缺陷，例如鸽派和日本民主党（DPJ）政府（2009-2012）认为日本长期以来无法采取行动自卫，以及纵容其经济衰退的自满情绪（采访平沼武雄和松原仁）。下一节分析正是源于这种反省的怨恨类型，以及它如何帮助我们理解日本不断变化的安全政策。

2. 对日本和平主义和“异常”的反感

日本宪法第9条规定，“日本人民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款的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因此，宪法第9条为成为日本战后安全身份特征的和平主义奠定了基础。尽管这种身份施加了限制，四位保守派立法者依然对日本自二战结束以来“坚定不移的和平主义道路”表示自豪（对匿名者的采访；另见对江藤诚四郎、萩田光一和努卡加福四郎的采访）。然而，这种和平主义身份及其主要来源——日本宪法——也激发了保守派政治家修改第9条的目标。

在样本中的精英成员中，对宪法表现出不满的九人通常抱怨日本未能对安全威胁做出反应。然而，他们对宪法的挫败感不仅仅是恐惧或焦虑。在他们看来，第9条限制了日本与其他国家打交道的行动范围，并且有时让日本束手无策。首先，一些保守派指出，日本战后宪法的前提是日本必须忏悔过去的战争罪行，转而以和平与繁荣为目标（采访平泽胜荣和渡边修）。然而，尽管日本在战后一直朝着这个目标努力，但并不能保证日本能够避免来自其他国家的侵略。渡边指出日本因为坚持和平主义而忽视其他国家的不法行为。而大多数受访者理解日本独特的军事安排的“异常”，认为日本无法组织一支具有进攻能力的军队，但这似乎也有解释的余地。例如，前防卫厅厅长（1995-1996）和下议院前副议长（2009-2012）江藤诚四郎将正常国家定义为遵守《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规则和规范的国家，特别是第51条，该条规定了一个国家有权参与集体自卫。其他人则认为，一个异常国家是一个无法保护自己（采访平泽胜荣、岸信夫、松原仁和佐藤正久）或者为了安全目的与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无缝合作的国家（采访岸信夫）。

结论

几十年来，日本安全政策变化的问题一直备受关注。学者们一直在争论日本作为一个经济强国是否必须获得相应的军事能力，他们还讨论了自21世纪以来日本安全政策发生变化的程度以及其驱动因素。有一种趋势是将日本安全政策朝着重新军事化方向的变化解释为对现实主义理论的辩护，这倾向于唯物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解释。然而，更强有力的安全政策并不能立即证明现实主义的正确性，批判性建构主义者提供了一系列相互矛盾的解释，其前提是日本与日本重要的“他者”的身份建构。同时，建构主义文献很少关注身份建构是如何与日本安全政策中的地位担忧和情绪交织在一起的。作为一种与地位问题密切相关的情绪，偶然提及的怨恨似乎值得进一步探索，也是本文特别有希望的起点。

译者评述

本文关注国际关系中的情绪转变，为国际关系理论做出了贡献，首先是建立了一个明显基于怨恨的框架，其次是证明怨恨为分析地位不满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提供了一个富有成效的视角。对情绪转向本身的第三个贡献是证明了与传统使用公共话语作为分析政治情绪的手段相比，半结构化访谈可以提供一个独特的角度。

这篇文章还通过使用怨恨框架分析来自18位保守的日本立法者和一名高级政府官员的罕见采访材料，为日本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文献做出了贡献。分析表明，大多数受访者都具有强烈的地位意识。此外，该材料还显示，日本存在的不满包括对自身地位、对其他国家（主要是中国和韩国）、对基于宪法的和平主义还有对日本的涉嫌“异常”。那些将日本的和平主义视为低下地位的人可能会认为修改第9条本身就是目的。然而，对于一部分保守派来说，其目标是务实地扩展宪法，以帮助增强日本的威慑手段，无论是出于对中国和朝鲜的恐惧，还是为了与盟国团结一致。因此，尽管日本保守派似乎一致认为中国是一个威胁，但对地位的不满和怨恨在很大程度上支撑和推动了这些观点，让我们能够辨别日本保守派精英的更加多样化的想法。因此，该文章支持批判性建构主义学术，假设仅用相对物质能力不能解释日本安全政策的变化。它通过扩展对地位不满和怨恨是日本安全政策变化的重要驱动力这一概念作出贡献。

此外，本文的研究结果可能会为日本未来几年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提供一些见解。怨恨是一种尖锐的感觉，可能会导致人们意识到需要进行报复或攻击。即使近期领导层发生了变化，自民党的关键人物仍在继续推动修正主义议程；有些人利用COVID-19大流行和俄乌冲突带来的挑战来提高紧迫感。也可能是基于怨恨的修正主义呼声更强烈，并带有更连贯的叙述，因此得到了更多的关注。未来的研究应该继续调查情绪和地位问题如何影响日本不断变化的安全政策，并且继续将怨恨作为国际政治中一个潜在的重要因素，例如怨恨是近几十年来在俄罗斯激起的情绪之一，这一理论可能有助于解释其最近的俄乌冲突。

译者：张钰晗，国政学人编译员，就读于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系，研究兴趣为国际关系理论、全球政治经济学、政治哲学。

来源: Thao-Nguyen Ha, Linus Hagstrom, "Resentment, status dissatisfaction, and the emotional underpinnings of Japanese security polic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a-Pacific, lcac006,
https://doi.org/10.1093/irap/lcac006

审校 | 李珞霏 聂涵琳

排版 | 殷晨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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