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出戴手铐的女遗骨，鉴定后确定，她就是中央苦苦寻找的烈士

都说“青山处处埋忠骨”，可作为后辈，又怎么愿意让那些为了革命事业、为了祖国和人民付出一切的先烈们的遗骨流落在外呢？也正因此，一直到了今天，组织也都还是在寻找当年的那些烈士们。

1975年，重庆歌乐山的一个老农正在地里干活，突然，他的锄头一顿，被什么硬物硌住了。随后，他小心翼翼地扒开层层泥土，一副手铐赫然出现，手铐里还有半截纤细的腕骨。老农吓了一跳，赶紧将这件事上报给相关组织。

消息传出去之后，一个叫做李继业的女人心里猛然一紧，她苦苦寻找了母亲十几年，这具遗骨，会不会就是她的母亲？

这个让她牵挂半生的母亲，名叫杨汉秀。更让人惊叹的是，这位杨汉秀女士，生前还是四川军阀杨森的亲侄女，从小就养尊处优。那她的遗骨到底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1912年，杨汉秀出生在四川的“杨氏泽庐”，她的父亲是当地巨富，大伯杨森更是四川的大军阀。

在这样的家庭出生，杨汉秀可以说从小就是捧着“金饭碗”长大的，穿的是绫罗绸缎，吃的是山珍海味，身边更是佣人成群。按照杨家的规划，她本来应该向其他姐妹一样，嫁个门当户对的军阀或者富商，继续过养尊处优的生活。

可杨汉秀却靠着自己走出了一条不同的路。小时候的她，就爱跟着家里的长工下田干活，听他们讲地里的辛苦、世道的不公。不光如此，她还常常藏起进步书籍，在油灯下读到深夜。14岁那年，父亲在宜昌战役中重伤去世，临终前把她托付给伯父杨森。

从此，她就住进了杨森的军长公馆，成了众人眼中“最受宠的侄女”。

1926年，朱德受到党中央的指派，到了杨森的20军担任政治部主任，开展统战工作。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杨汉秀第一次了解到，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比家族利益更重要的事情，还有无数人为了摆脱压迫而奋斗。

不久之后，英帝国主义的轮船在云阳江面撞沉了杨森部的运饷船，46名官兵葬身江底，这就是著名的“万县惨案”。

当时正在云阳度假的杨汉秀亲眼目睹了江面的惨状，又看到朱德带领群众上街游行抗议，她再也坐不住了。跟着游行队伍高举标语的那一刻，杨汉秀心里的革命种子彻底发芽：她不想继续做温室里的大小姐了，要做能为群众做事的革命者。

22岁那年，大伯为她安排了一桩门当户对的婚事，对方是另一个军阀的儿子。这次，杨汉秀勇敢地站出来反抗：“我的婚姻我自己做主，我不嫁给他！”随后，她不顾杨森的怒斥和族人的劝阻，嫁给了小学教员赵致和。

随后，她就跟着丈夫一起去了上海求学。原本他们的计划是毕业之后就出国留学，可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们也不得不改变计划。

更不幸的是，丈夫赵致和在不久之后因病去世了，孤苦无依的杨汉秀不得不再次回到四川老家。回去之后，她认识了共产党员朱挹清，并在对方的影响之下，读了更多革命书籍，了解到延安是革命的圣地。

1940年，杨汉秀悄悄带着朱挹清写的介绍信，踏上了前往延安的路。这一路充满艰辛，要躲过国民党的封锁线，还要翻越崇山峻岭，好几次都差点被特务识破。就这么颠沛流离的大半年，她终于在八路军的办事处见到了阔别多年的朱德叔叔。

见到她，朱德十分欣慰，笑着说：“你这个军阀大小姐，敢来延安吃苦，不容易啊！”在朱德的建议下，杨汉秀改名为“吴铭”，寓意“无名英雄”，随后进入延安女子大学学习，后来又转入鲁迅艺术学院和抗日军政大学。

在延安的日子里，杨汉秀彻底褪去了千金小姐的娇气，和大家一起吃粗粮、住窑洞。她在鲁艺学美术，深夜里借着微弱的油灯，刻下了抬滑竿的脚夫、嘉陵江边补网的妇人、破屋檐下的孩童，这些她亲眼所见的底层百姓，成了她创作的灵感，也让她更加坚定了革命的信念。

1942年，经过多次申请，杨汉秀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杨大小姐”蜕变成了为理想奋斗的共产党员。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内的形势就越来越紧张。随后，党中央就决定派遣一批川渝籍党员返回故乡，利用本土优势开展统战工作和地下斗争。

杨汉秀的特殊身份让她成了最佳人选，既是杨森的亲侄女，又有延安的革命经历，既能接触国民党上层，又能联系底层群众。

1946年3月，杨汉秀跟着周总理乘飞机回到重庆。在红岩村短暂停留后，她换上旗袍、抹上胭脂，重新以“杨大小姐”的身份回到了杨森身边。

杨森对这个“浪子回头”的侄女半信半疑，但血缘关系最终还是让他放下了戒心，接纳了她。从此，杨汉秀开始了危险的双面人生。

平时，她是杨家公馆里风光无限的大小姐，出入各种宴会舞会，和国民党军政要员称兄道弟。暗地里，她利用这些场合收集情报，把自己听到的军事部署、官员动向都记在心里，深夜再偷偷用密写药水写在纸条上，通过地下交通员传递出去。

趁着大伯不注意的时候，她还会悄悄粗布衣裳，到乡下联络进步群众。她卖掉了自己的田产和嫁妆，把换来的钱换成枪支弹药和粮食，偷偷送到华蓥山的游击区。

有次游击队急需粮食和武器，杨汉秀连夜组织长工，把粮食和武器装在挑担里，趁着夜色往山上送。

路过同村的一个婆婆家时，她看到婆婆的孙子饿得直哭，从怀里掏出一包桂花糕塞过去：“娃儿嘴馋，让他尝个甜。”李婆婆后来总跟人说：“杨大小姐看着娇贵，心却比谁都善，她是真的疼我们老百姓。”

可杨汉秀的行动很快就引起了特务的注意。1947年，中统特务告密，杨汉秀第1次被捕。由于没有确凿证据，再加上杨森的姨太太出面周旋，没过多久她就被释放了。

但特务并没有放松对她的监视，1948年8月，军统特务再次告密，杨汉秀第2次被捕，这一次，她被直接关进了歌乐山渣滓洞集中营。

渣滓洞的女牢阴暗潮湿，冬天冷得直冒白气。杨汉秀刚进去时，不少难友都对她“杨森侄女”的身份心存怀疑。

但她用行动打消了大家的顾虑：特务送来的食物，她分给大家一起吃；牢里缺水缺药，她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找看守所长交涉；她教大家用米汤在圣经的空白处写字传递消息，棉签磨秃了，就用自己的头发当笔。

1949年春节，她带头提出要和男牢的难友联欢，看守一开始不同意，她据理力争：“过年过节，连基本的人权都没有吗？”

最终，看守妥协了。那天，杨汉秀腰系红绸，带头在坝子里扭起秧歌，女牢的难友们跟着唱，歌声传到男牢，大家纷纷跟着合唱，镣铐声成了最特别的伴奏。

1949年，杨汉秀在牢里生了一场大病，高烧不退。杨森或许是念着那一丝亲情，或许是怕自己的侄女死在牢里影响不好，最终还是出面将她保释出狱了。名义上说是“疗养”，但其实就是把她软禁在一家医院的高级病房里，派人全天监视着。

9月份的时候，重庆发生了一场震惊全国的“九・二火灾”。大火烧了十几个小时，烧毁了大半个重庆市区，近万人伤亡。这场灾难，却被国民党当成了抹黑共产党的工具。

时任重庆市市长、重庆卫戍司令的杨森，蓄意制造舆论，声称火灾是中共地下党放的，还派特务随便抓老百姓，诬陷他们是“纵火犯”，当场枪杀在街头。

在医院的杨汉秀听到消息，气得浑身发抖，她知道这是大伯为了讨好蒋介石的阴谋。她忍不住冲到杨森公馆前面，愤怒地大喊：“这是国民党当局的阴谋！是杨森在溃逃前的大破坏！”

这话很快就传到了杨森耳朵里，他本来就对这个“叛逆”的侄女心存忌惮，现在她公然拆自己的台，彻底激怒了他。杨森觉得，杨汉秀不仅是家族的“逆子”，更是自己政治道路上的绊脚石。

最终，他下定决心，要除掉这个心腹大患。

9月17日深夜，特务闯进了杨汉秀的病房，再次抓住了她，杨森本来想把“纵火犯”的罪名安在她头上，公开枪杀她，这样既能讨好蒋介石，又能推卸火灾的责任。

但无论特务怎么审讯，杨汉秀都大义凛然，拒不承认莫须有的罪名。杨森怕公开审讯会泄露更多秘密，只好下令将她秘密处决。

次日上午，重庆卫戍司令部刑警处长张明选带着几个特务，把杨汉秀拖进一辆小轿车里。车后座的特务拿出一根绳子，猛地套在她的脖子上。

杨汉秀奋力反抗，指甲抠进了车座的皮革里，却终究敌不过几个壮汉。几分钟后，她停止了呼吸。特务们把她的遗体抬到歌乐山金刚坡的一个破碉堡里，简单挖了个坑埋了。

那时距离重庆解放只有2个多月了，杨汉秀最终还是没能看到她为之奋斗的新中国。当时她的小女儿李继业才1岁多，还在邻居家嗷嗷待哺。这个可怜的孩子就此成了没有母亲的娃娃。

李继业在养母的照顾下长大，从小就不知道自己的亲生母亲是谁。直到小学毕业，老师让填“是否烈属”的表格，她毫不犹豫地填了“否”。没想到老师特意找到她，让她改成“是”。

这时她才知道，自己的亲生母亲是革命烈士，当地派出所、学校和邻居都知道，只是怕影响她成长，一直瞒着她。从那天起，李继业就踏上了寻母之路。

她四处打听母亲的消息，可得到的线索少得可怜，只知道母亲叫杨汉秀，曾经被关押在渣滓洞，后来被释放了，再之后就没了音讯。再加上当时杨汉秀在革命工作中一直都用的是化名，李继业的寻找就因此一次次陷入僵局。

直到几年后，她找到母亲生前的一位好友，拿到了一张母亲的照片。凭着这张照片，她终于找到了生父和哥哥姐姐，也慢慢了解到母亲的生平，可母亲的遗骨在哪里，始终是个谜。

1975年，当歌乐山发现戴手铐的遗骨的消息传来，李继业立刻赶了过去，经过专业人士的鉴定，最终确认那具遗骨就是母亲杨汉秀。

1980年11月25日，重庆“一一・二七”烈士陵园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杨汉秀的遗骨被移葬在这里，与江竹筠等渣滓洞烈士长眠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