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毛泽东“打仗经济学”：赔本买卖不做，这才是红军生存的智慧

很显然，此时的打鼓新场已是危机四伏，蒋介石在打鼓新场及其近旁预设战场，并且将他在贵州的大部分兵力都集中于此，目的只有一个，那就要在这里聚歼红军。

毛泽东深感惊心，他据此认为，红军如果还是按原计划进攻打新鼓场，已不是在吃软柿子，而是在啃硬骨头，搞不好就会落入蒋介石的圈套，陷入敌5个纵队的围攻（中央军周、吴纵队，川军郭勋祺纵队，滇军孙渡纵队，黔军王家烈纵队），进而遭受土城战斗那样的败局。

解放后，毛泽东曾说过，他一生也打过败仗。第三次反“围剿”时的高兴圩血战，第四次反“围剿”前的水口圩激战，以及毛泽东复出后的首战——土城战斗，都属于他所认为的败仗之列。其实严格说来，这些所谓的败仗，并不是真的在战场上被敌人击败了，而是毛泽东自己有一个打仗的“经济学”：红军作战时，如果消耗的武器弹药与缴获的武器弹药相等，这叫“不折本”，如果缴获比消耗多，这叫“获利”，反之便都是“折本”。

对照毛氏“经济学”，高兴圩、水口圩、土城三战都是“折本”的仗，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这些仗就算是胜仗，甚至是大胜仗，也不值得打，“因为没有缴获或缴获不超过消耗，在我们看来是很少有意义的”。

毛氏“经济学”是根据实际情况总结出来的经验之谈。事实是，从江西的“围剿”与反“围剿”开始，敌我战争一直都是一种严重不对称战争：蒋介石拥有相对丰富的战争资源，可以保障其部队以逸待劳，不断补充；红军则没有这样的条件，所以必须在战争中极力避免过度消耗，并通过“以战养战”的方式，从对手那里获取武器弹药乃至俘虏等资源。

遵义大捷后，红军虽然靠“以战养战”得到了补充，提高了士气，但终究从江西出发时的8万人只剩下了3万多，几乎每支部队都不满编，兵力上根本没法跟前来围攻的白军相比，而且伤病员还不少。在毛泽东看来，如果要硬啃打鼓新场这块骨头，红军势必将步土城战斗之后尘，遭受不必要的损失，又因没有固定的根据地，这些损失还不易及时补充。

毛泽东、朱德意见相左，前敌司令部也因此一时难以对此作出决断。中央政治局获悉后，由当时负总责的张闻天主持，在苟坝召开临时会议，专门讨论是否进攻打鼓新场。

通过遵义大捷，红军不仅士气高涨，而且还借此改善了装备，战斗中共缴获各种枪支1000多支，子弹10万发，红军的再战能力由此得到大大增强。在这种情况下，听说打新鼓场的敌人，不过才区区一个师的“双枪兵”，绝大多数与会者都同意打，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坚决反对。

《走活了一盘棋3》，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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