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被《范进中举》所影响，以为中了举人就有官做。其实在王朝前期，举人授官还是及时的，但到后期，举人授官要候补很长时间，如果没有使钱，到死都不一定有官做。

举人刘大鹏的科举之路：三次会试不中

刘大鹏1857年出生在山西省中部一个村庄，全家居住在一个狭小的、破败不堪的院子里,仅有两三间房子。后来,其父刘明定居太谷县,从事木材生意。刘大鹏幼时以耕读为业。

刘大鹏八岁进学,师从生员刘午阳,从四书五经学起,然后在15年的时间里背诵《诗经》《尚书》等，这些内容有62万字，大多要背诵下来。参加两次童生试，于1878年通过考取秀才，1894年第五次乡试通过成为举人。

在当时科举制度下，他37岁的年纪并不大。按照传统的科举路径，自然要参加会试，成为进士。

1895、1898、1903年三度进京参加会试,均以失败告终。1903年会试，他的儿子和他一起赴京，均没考中进士。

举人授官没有想的那么容易

清代举人身份便拥有参与选官资格,可以通过拣选、截取、大挑等方式入宦。工作人员在会试场与乡试场对考试士子的称呼不同,乡试场中一切官员与一切号军差役呼应试者皆称先生;会试场中一切官员与一切号军差役呼应试者皆称老爷。可见，晚清时期举人的地位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高。

1891年,在第四次乡试未中后,刘大鹏离开书院去一个富户家中做馆,靠教书维持生活。尽管待遇优渥,他还是慨叹“读书一场未能身登仕版,上致君而下泽民,而乃流落教学一途,受东家之气,被弟子之恶,真有负于读书矣。”作为举人，不仅没官做，也只能去私塾做个经师。

成为一个举人需要经济、信息的支撑，能授官则不是靠自己考试

从家庭背景上看,刘大鹏家虽不处于社会优势地位却不属于真正的寒门,其父做生意为他私塾、考试提供经费支持,他考取一定功名后直至第五次乡试中举一直担任塾师。进书院学习和维持每日生活需要钱财,就连参加考试的路费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清代贫苦农民的子弟,不仅没有条件读书应考,甚至连生存都十分艰难。三次赴京赶考,每次进京已需半月有余,费用自然不低。

晚清捐纳为官的比重不断上升,依靠个人才能苦读登科的学子缩减,就像现在寒门难出贵子。在当时只靠个人的才能就能有官做，基本不大可能。

在县城生活的刘大鹏也缺乏很多信息。第一次入京会试,刘大鹏才感受到书法的重要性:京都习尚写字为先,字好者人皆敬重,字丑者人都藐视。他才知道科举考试写字很重要，其次是诗赋，而经史则没有想的那么重要。但对很多底层的读书人来讲，“翻经阅史”死记硬背是他们应对科举的唯一方法。

1905年，科举停废，做官目标之不存。1913年,民国建立后,曾经同为举人又两次赴会试的儿子刘玠当上了本县高中教员。

终其一身，一家两举人也没有获得一官半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