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万人连夜集体大逃亡！以色列，万万没想到，历史会又一次重演？

文 、编辑|朝暮古今

整整47万人连夜逃离以色列，瞬间以色列通往国外的机场等地方被围地水泄不通，机票也几乎全部售罄。

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出逃的人并非是一般的难民，大部分都是高等人才，比如医生、工程师、教授等。

这些人本应该是国家栋梁，在以色列危急之时应当出手帮助国家。

为何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集体出逃？

这一幕让人想到了80年前的欧洲，也出现了类似的一幕，难道历史又要重演了吗？

根据以色列中央统计局及国际媒体报道，截至 2025 年 6 月，已有 47 万以色列公民选择永久离境，占全国总人口（约 995.8 万）的 4.7%。

这一数字在 7 月第一周达到峰值，单日最高离境人数达 3 万人，创历史纪录。

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成为核心枢纽，所有国际航班连续多日售罄，候机大厅日均滞留超 5 万人，排队队伍延伸至机场外 3 公里。

这一群体中，工程师占 15%、医生占 12%、大学教授占 8%、企业家占 20%，几乎都是持有双重国籍、拥有海外资产及国际迁移能力的人。

他们的离开直接导致海法大学实验室空置率超 60%，特拉维夫 Sourasky 医疗中心手术等待时间从 3 天延长至 17 天，英特尔以色列研发中心项目进度滞后 40%。

更严重的是，约 25% 的离境者为持有双重国籍的企业高管，他们将总部迁往柏林、里斯本等地，带走每年约 35 亿美元的税收贡献。

而且他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战争难民，而是主动选择离开。

其实这些人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如今以色列同时在加沙、黎巴嫩、叙利亚、也门四线陷入军事冲突。

防空警报在特拉维夫等城市常态化响起，当地居民需随身携带防毒面具，长期的安全威胁导致民众心理防线逐渐瓦解。

在这种局面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居然还贪腐，公开的内容有收受以色列商人阿尔农・米勒汉价值约 28 万美元的奢侈品，包括雪茄、香槟、劳力士手表和钻石珠宝。

澳大利亚亿万富翁詹姆斯・帕克向内塔尼亚胡夫妇赠送价值19.5 万美元的雪茄和香槟，另向萨拉赠送价值3100 美元的钻石项链。

剩下还有大量未公开的内容，2025 年 7 月民调显示，内塔尼亚胡支持率跌至 32% 的历史冰点，73% 民众认为他 “为保权力不择手段”。

再加上7 月，其执政联盟因 “哈瑞迪教徒兵役特权” 争议出现裂痕，极右翼政党退出后，政府陷入瘫痪状态。

因此以色列货币谢克尔汇率大幅下跌，科技领域投资骤降 43%，包括英伟达、谷歌在内的国际企业将研发团队从以色列迁至美国硅谷，特拉维夫办公楼空置率飙升，曾经的 “创业之国” 光环不再。

社会层面的撕裂进一步加剧了局势恶化。国内 150 万哈瑞迪教徒享有免服兵役特权，引发前线士兵强烈不满。

政府呼吁 “全民团结”，但精英群体选择以离开的方式表达态度，普通民众则因缺乏迁移能力而被困。

此次撤离还引发了连锁性的人道危机。加沙地区有 47 万人处于联合国定义的最高灾难级（IPC-5 级）饥荒状态，以色列军队多次轰炸援助点导致 800 名平民死亡，这一行为遭到 28 个国家的联合谴责，以色列的国际形象受损，进一步加速了精英群体的离境。

从历史看，以色列此次大规模撤离事件并非第一次。

1948 年，巴勒斯坦地区发生 “大流散”（Nakba）事件。

在以色列建国战争中，75 万巴勒斯坦人被驱逐或逃离家园，成为难民。

这一事件的背景是联合国 181 号决议对巴勒斯坦地区进行强行划界，阿拉伯国家在战争中战败，巴勒斯坦人因此失去土地。

彼时，犹太人以 “回归者” 的身份进入这一地区，而如今却成为了导致人口迁移的一方；当年巴勒斯坦人是被动流亡，如今以色列精英则是主动逃离。

更早的 1938 年，欧洲犹太人因纳粹迫害加剧，数十万犹太人携带财物逃离德国及东欧，其中多为富裕阶层，如银行家、学者等。

由于缺乏接收国，许多人最终死于集中营。

80 年前，犹太人是为求生而逃向以色列；80 年后，部分以色列人却为寻求安稳而离开以色列。

对比这几次历史事件，异同之处显著。

1948 年巴勒斯坦人的逃离源于外部军事压迫，而 2025 年以色列精英的离开则是内部系统性崩溃的结果。

从群体构成看，1948 年的巴勒斯坦难民以底层平民为主，2025 年以色列离开者则主要是中产以上精英阶层。

大国干预的阴影在这几次事件中均有体现。

1948 年，以色列建国得到美苏支持，阿拉伯国家战败后，巴勒斯坦人成为地缘政治的牺牲品；2025 年，以色列因过度依赖美国每年 38 亿美元的军援，外交自主性受限，被卷入代理人战争的泥潭。

同时，这几次事件中，政治领袖均存在将内部矛盾外化为军事冲突的倾向。

1948 年，阿拉伯国家以 “驱逐以色列” 为名转移国内压力；2025 年，内塔尼亚胡政府则通过扩大战争来应对内部司法危机，延续个人权力。

不过，不同历史事件的驱动因素存在明显差异。

1948 年巴勒斯坦人的逃离是外部军事压迫的结果，2025 年以色列精英的离开则是内部安全、政治、经济、社会等多重系统崩溃的产物。

当前，以色列面临的局势折射出其国家发展中的深层困境。

随着精英群体的持续离开，其经济、科技等领域的发展动力可能进一步削弱，而政治僵局、社会撕裂与国际形象受损等问题相互交织，使得以色列的未来发展充满不确定性。

历史的回响与现实的困境交织，让这片土地的命运再次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