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人口也是这个国家发展的关键要素，但是随着现在社会越来越大的压力，很多国家的人们都不愿意生育了。

中日韩是亚洲国家国家发展最好的了，但是这三个国家也面临着新生儿的人口危机，根据2024年的数据来看，日本有72万的新生儿，韩国才有23万，中国的人数更让人意外。

2024年中国新生儿的人口数是多少？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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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娃成了奢侈品

中日韩3个国家每个都非常内卷，而且养育一个孩子早已不是添双筷子那么简单，它是一种普通人难以企及的奢侈品，所以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愿意生孩子。

东京、大阪和首尔昂贵的房价让年轻人“望房兴叹”，连一个安稳的家都难以负担，又怎么有钱养孩子？而且养孩子还不止这些，教育更是一个漫长的无底洞似的投资。

在日本把一个孩子抚养到大学毕业，成本动辄数千万日元，在韩国补习和私教的费用更是天文数字，养一个孩子的教育投入高达数亿韩元是常态，巨大的成本之下是更沉重的机会成本，这把枷锁尤其精准地套在了女性身上。

社会对女性“贤妻良母”的传统期望并没有消散，许多日本女性在生育后仍被迫中断职业生涯，回归家庭，但是现代女性的教育水平和职业追求都在提升，她们越来越看重事业发展，这样一来生育往往意味着她们职业生涯的降级甚至终结，这种代价对她们来说太大了。

而且现在人口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日本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比已超过30%，位居全球第一，中国的这一比例也已接近20%，并预计到2035年将超过4分之一，所以年轻人们清醒地预见到未来自己将背负沉重的养老负担。

太多的不确定性

2024年中国的新生儿人数达到了954万，或许因为是龙年的原因，所以去年的数量还是比过去7年都高的，但是整体来看，新生儿的人口数量还是呈现下跌的趋势，在连自己的未来都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候，谁还敢轻易地生养孩子？

现在的经济是很发达，可是部分人们还是保留着传统理念，这让现代个体与传统期望之间产生了剧烈的脱节，成为了阻挠生育的重要原因。

首当其冲的是那种令人窒息的工作文化，日本盛行的加班文化，韩国“996”式的疯狂工作模式都在无情地压榨着年轻人的时间和精力，当一个人结束了一天身心俱疲的工作，回到家里的时候，哪还有力气去思考恋爱、组建家庭和抚养孩子这些复杂又耗能的事情？

日本社会一方面鼓励女性在职场上拼杀，实现经济独立，另一方面又默认她们需要承担主要的育儿和家庭责任，这种矛盾让生育对许多职业女性而言不像是一种幸福的体验，反而更像是一种“惩罚”，她们被要求既是职场上的“拼命三郎”，又是家庭里的“全职妈妈”。

与此同时年轻一代的价值观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他们不再将“传宗接代”视为人生的必选项，而是更看重个人的生活品质和自我实现，环游世界、追剧消遣、精心饲养宠物等这些能够带来即时满足感的生活方式，在他们的优先序列表中远远超过了养育后代。

当生育不再是义务，而仅仅是一个选项时，越来越多人选择了“不”，但是面对这场危机，各国政府并不是无动于衷，相反他们还出台了很多措施，补贴钱和假期，但是这些看似直接的激励措施却还是没有让年轻人们满意。

日本政府现在将儿童津贴提升至每月1.5万日元，韩国也为新生儿家庭提供一次性奖励，但这点钱和动辄数千万、数亿的养育成本相比，又能解决什么问题？这根本无法动摇年轻人基于现实考量做出的“不生”决定。

延长产假听起来也很美，但如果缺乏强有力的职场反歧视措施和普惠的托育服务作为配套，它反而可能加剧女性的就业困境，企业管理者会担心女性员工“有假就休”，从而在招聘和晋升中产生隐形歧视，最后就会演变成女性“有假不敢休”的情况。

需要共同努力

或许中国的区域差异能给其他国家带来一些启示，当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生育率持续低迷时，广东省在2023年的新生儿数量却超过了百万，成为唯一破百万的省份，这背后除了人口基数大，也反映出不同区域的经济活力、生活成本和公共服务配套的巨大差异。

这也说明了决定生育意愿的从来不只是现金补贴，而是这个地区的人们是否可以负担的住房、完善的托育、均衡的教育资源等等，政策的重点或许应该从“现金激励”转向艰难但正确的“环境营造”。

东亚的生育危机从来不是一个孤立的人口问题，它是一场深刻的系统性危机，是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失衡后发出的最响亮的警报，解局的关键不在于花样翻新地“圈生”或“催生”，而在于对我们身处的这个高压社会进行一次彻底的反思和改革。

这需要我们整个社会共同努力，切实降低年轻人的生活成本，在制度上保障真正的性别平等，并建立起覆盖全民的、可负担的公共托育服务，最终的目标是构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生育友好型”社会，现在中国已经在这条路上迈出了实质性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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