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胆英雄徐会之：潜伏台湾建情报网，死后多年终获烈士名

前段时间热播的《沉默的荣耀》，让更多人了解到了吴石、聂曦、朱枫和陈宝仓等烈士。其实，在那个年代还有许许多多同样奋斗在隐蔽战线上的战士们值得我们铭记。

这位孤胆英雄徐会之，就是其中的一位。接下来，咱们就一起走进那段历史，看看这位徐会之烈士的英勇一生吧。

1901年，徐会之出生在湖北黄冈的徐家，家里靠种地和读书过日子。他3岁时父亲就没了，只能跟着母亲王氏去外祖母家生活。

小时候，徐会之在村里念私塾，认了不少字，后来去了黄州的高小和中学堂继续读书，之后还到武汉的湖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中法高等学校学习，只是没念完就中途停了。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热血青年都忙着为国家前途奔走，徐会之也没闲着，加入了恽代英和林育南领导的武汉学生联合会、湖北教育研史会，跟着大家一起搞学生运动，慢慢有了救国救民的想法。

1923年2月，京汉铁路大罢工爆发，他也参与其中，亲眼见证了工人阶级的力量，这让他更加坚定了要为老百姓做事的决心。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徐会之先加入了国民党。1924年3月，经中共武汉地区负责人包惠僧、马念一推荐，他去广州考上了黄埔军校第一期，被分到第一队。

在军校里，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很看重青年学生，徐会之跟着周恩来参加了“青年军人联合会”，学到了不少革命道理。同年6月，经董必武、陈潭秋介绍，他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把为人民谋幸福的信念刻在了心里。

从黄埔军校毕业之后，徐会之先在黄埔军校教导团3营当连队党代表，后来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成立，他又调到该军一师一团一连当党代表。

1925到1926年，他在国民第二军骑兵第一旅、第二军第十师当参谋，还参加了北伐东江战役，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抗击军阀势力。

1926年，蒋介石强行解散“青年军人联合会”，逼着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和黄埔军校，徐会之只能听从党组织安排，去北平、天津做地下工作。

不久北伐战争开始，他又奉命南下，在赣、浙一带参与攻打孙传芳等北洋军阀，先任第十五军中共党务科长，第二年升为该军第二师政治部主任。

后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到处抓共产党人，徐会之没办法，只能离开部队，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

1928年到1930年，他在天津公安局当特务大队长，期间还在1928年4月，和余洒度、韩浚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黄埔革命同学会”，担任宣传科长，公开反对蒋介石。

这年冬天，他在天津成立“黄埔革命同学会华北分会”并兼任会长，还和韩浚一起召开有200多人参加的中外记者招待会，把蒋介石破坏国共合作、违背孙中山三大政策的罪行公之于众。

1931年8月，蒋介石把“黄埔革命同学会”的主要成员包括徐会之在内，都弄到南京强制培训。

次年9月，蒋介石派他任五十六师政训处长；1933年，他又任军委会政训科长，后来被调到安徽刘镇华总司令部当党政处长，还兼任河南省经扶县县长；1935年，他调任安庆、芜湖市公安局长。西安事变后，他又被调到西安行营当政训处长。

抗战全面爆发之后，徐会之又去了庐山参加暑期训练团，担任第五大队教导员，还写了《民众训练须知》一书，成为全民抗战总动员的重要指导文件。

之后他从西安到保定，奉命组建保定行营政训处并任处长。

1937年，他参加了保定、石家庄的抗日战役，在8月保定行营召开的师以上政训处长工作会议上，他明确提出，现在国家面临大难，应该遵循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遗训，和东北军、西北军、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等友军团结协作，一起抗日收复失地。

9月，中央军事联合视察团到石家庄视察，他代表行营主任徐永昌欢迎，对中共代表周恩来、彭德怀等人格外尊重。

12月保定失守，徐会之担任军委政治部第一厅第一处处长，7月又担任第五战区政治部少将副主任，主持政治部工作还参加了武汉外围会战。

这年年底，他调任川鄂湘黔边区绥靖公署政治部中将主任。1940年初，徐会之又调任桂林行营政治部副主任，参与南宁、昆仑关会战，之后很快升任第四战区政治部主任，8月还兼任第四战区特别党部书记长。

后来徐会之去重庆，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第二厅厅长。1941年，他从重庆到了老河口，任第五战区政治部主任兼第五战区特别党部书记长，后来还兼任青年团第五战区支团部筹备主任。

1942年后，他调任湖北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襄樊保安司令；1943年，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鄂北行署主任，还兼战时青年训练团鄂豫分团主任，参加了鄂北会战，同年获得忠勤勋章。

抗战胜利之后，国民政府行政院任命徐会之为汉口市市长。当时汉口被日军破坏得很严重，他上任之后，只用了短短一个月，就把城市恢复和治理的头绪都理清楚了。在接收汪伪政府、组建汉口市政府、调查日军暴行、发展实业、救济难民等方面，做了大量实在工作。

1946年，徐会之成为三青团中央团干事；1947年7月，国民党和三青团合并，他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这年汉口改成特别市，他继续担任市长。

1949年初，李宗仁任代总统，因为两人之前有旧交，3月2日任命徐会之为总统府参军处上将参军。到了12月，重庆解放，徐会之在当地迎接了解放军，开启了人生新的阶段。

别看那时候的徐会之对外还挂着“国民政府总统府参军”的头衔，可暗地里早就跟中共党组织接上了头。

那会儿，中共在台湾的情报网刚刚遭受毁灭性的打击，吴石等同志牺牲之后，整个情报工作几乎陷入瘫痪，急需可靠的人去收拾残局。党组织思来想去，最终选定了徐会之这位潜伏多年、在国民党内部根基深厚的“王牌”。

1950年3月，组织的指令正式下达：让徐会之继续顶着原有身份，秘密前往台湾。

他的任务很明确：重新搭建情报联络渠道，争取策反国民党高层人物，同时收集各类军政情报。明眼人都清楚，这就是趟九死一生的差事，没有同伴支援，没有固定联络点，甚至连条退路都没有，能不能活着回来，谁也说不准。

临走前，徐会之跟妻子刘先知和一双年幼的儿女告了别。看着身边还不懂事的孩子，他只说了句实在话：“等革命胜利那天，咱们一家人就团聚了。”

说完，他转身就踏上了经香港前往台湾的路，没带走太多东西，只留下了对家人的牵挂和对信仰的坚守。

当时的台湾，简直是座密不透风的“牢笼”。吴石案的血腥味还没散，全岛都处于戒严状态，特务到处都是，随便一个可疑的眼神、一句不当的话，都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徐会之虽然在国民党内部有不少老熟人、老关系，但在这种高压环境下，这些人脉用起来都得格外小心。

白天，他得装模作样地以“总统府参军”的身份参加各种会议，跟那些可能藏着坏心眼的同事虚与委蛇；到了晚上，他就躲在昏暗的角落里，悄悄寻找信得过的人，一点点尝试恢复中断的情报线，每一步都得提着心、吊着胆。

可即便如此谨慎，意外还是发生了。仅仅一年时间，徐会之的身份就被叛徒给出卖了。1951年11月，高雄“警备司令部”的人突然找上门，将他逮捕归案。台湾军法局给安的罪名是“预备颠覆政府罪”，一开始判了15年有期徒刑。

其实这量刑就是个幌子，敌人心里打着算盘，想通过轮番审讯，从徐会之嘴里撬出更多中共地下组织的线索。但这份判决送到蒋介石案头后，一切都变了。

蒋介石看了案卷，直接亲笔批注：“立即枪决可也。”

1951年11月18日凌晨，天还没亮，徐会之就被秘密押到了台北马场町，执行了死刑。这一年，他才50岁。没有公开的审判，没有家人的送别，甚至连他牺牲的具体细节，都成了说不清的谜团。

从那以后，徐会之的名字几乎彻底从公众视野里消失，组织上也没法确认他的生死，只能在暗中打探消息。

大陆这边，徐会之的家人日子过得格外艰难。妻子刘先知带着年幼的儿女回到武汉，因为丈夫的“罪名”，一家人被贴上了“涉案人员家属”的标签，走到哪儿都要受别人的白眼和歧视。

女儿那时候年龄小，对父亲的记忆只有些模糊的片段，唯一能念想的，就是当年父亲留下的一些小玩意，不算贵重，可只要拿着它，女儿就知道父亲从没背叛过心里的信仰。

日子一年年过去，家人在误解和煎熬中苦苦等待。直到1985年，随着历史档案的逐步解密，徐会之的真实事迹终于被完整还原。国家民政部正式追认他为革命烈士，这份迟到了34年的荣誉，终于还了这位英雄一个清白。

那些年家人所受的委屈、所扛的压力，在拿到烈士证书的那一刻，总算有了交代。徐会之用生命践行了自己的信仰，而这份迟来的认可，也让世人记住了这位在隐蔽战线默默牺牲的孤胆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