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音湖：关于明代土默特的几个问题

明代土默特是蒙古六万户之一，曾经盛极一时，在当时的北方历史上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这个部落已经有相当多的文章进行了论述，但彼此的观点仍不尽相同。下面拟就争议较大的几个方面略陈管见，以就教于大家。

一、土默特溯源

土默特一名经历了数百年的变迁流传至今，人们对它的由来有着浓厚的兴趣。大家都知道，漠南地区土默特部出现的时间约在明代中期，它是如何出现的，是否还可以上溯到前代，对此经过多年的探索，人们已经取得不少有益的成果。取得这些成果所运用的手段主要有两种:一是从语言学角度，依靠对音的方式探求土默特与前代某些部落的关系;二是在运用对音方式的同时还试图指出前代某些部落演变为土默特的历史踪迹。

应该承认，这些不懈的努力对于问题的解决都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同时不得不承认，除了靠对音方式所作的探讨之外，企图指出前代部落演变为后来土默特的历史踪迹的尝试都归于失败了。因为北方各部落在长期而纷繁的历史变迁中在血缘、地域诸方面的变化竟然如此之大，以至到了明代，连汗统的血缘关系也处于晦暗之中，更不要说不断处于分裂组合的其他大小部落了。

可以说，除了东蒙古、卫拉特蒙古和兀良哈蒙古这蒙古族的三大分枝之外，我们对于其他名目繁多的部落的演变过程，几乎一无所知。或者说，我们基本上只知道它们在达延汗(1474-1517)之后处于相对稳定状态时的分布，而不知其由来;只知道结果，而不知道造成这些结果的繁杂的历史原因。

浩瀚的历史典籍没有为我们提供解答上述问题的依据，这也就是寻找土默特历史踪迹失败的原因。因此时至今天，我们还不得不主要依靠语言学的方法对土默特的来源作有限的探求，因为这几乎是我们唯一可以使用的手段。

从语言学角度对土默特进行溯源，主要有如下几种观点，兹择要列举，并略附刍议。

01

土默特即秃马惕。秃马惕又译秃麻、途马等等，是成吉思汗以前居于贝加尔湖以西的古老部落。以往论者曾指出，将土默特与秃马惕视为同一，滥觞于清乾隆汉译本《蒙古源流》的误译。

因为该书卷三谈到蒙古孛儿只斤氏的始祖母阿兰豁阿时，说她是“两土默特地方郭哩岱墨尔根之妻”，而《元朝秘史》与此相应的地方(第八节)却说她是豁里秃马敦(惕)部的豁里剌儿台篾儿干之妻。

但是如果查阅《蒙古源流》的原文，可以发现将秃马惕译作土默特并非误译，因为无论是库伦本还是殿本，以及其他各种抄本，这个词都写作 Tumed(土默特)，而不是Tumad(秃马惕)。所以，认定秃马惕就是土默特的译法，《源流》的作者萨囊彻辰已肇其端。

至于将“豁里”译作“两”，大约可以看作误译，不过也确实有的本子上这个词原文写作qoyar(两)。后来的学者如屠寄，在他的《蒙兀儿史记》卷二八《博罗忽勒列传》及其他一些地方，则进一步指出归化城土默特就是秃马敦“遗种”;荣祥先生在《土默特沿革》中也认为土默特即前代的秃马惕;周良霄的《出使蒙古记》注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84页)观点亦同;金峰等人(《卫拉特历史文献》导言，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85年版)在指出土默特是秃马惕的错误音译的同时，还认为土默特是早期卫拉特联盟(1437一1502)中的组成部落。类似的说法尚有不少，不备举。

在缺乏其他更确切例证的情况下，将土默特比附为秃马惕还是可以接受的。二者在词性方面固然有阴阳之别，不容相混，但正如萨囊彻辰随意把阳性的“秃”(tu)写成阴性的“土”(tu)那样，由于年代湮远不谙其实而造成了阴差阳错，大概是难以完全避免的。

或者如村上正二所说的那样，秃马惕一词由于发音腭化而读成了Tumed(土默特，见《蒙古秘史——成吉思汗传说》(第一册)，第八节注九，东京，平凡社1970年版。作者认为秃马惕即唐代努图瓦地方的图瓦，属兀良哈族)。

近来人们开始注意到蒙文史料《黄册》关于六万户的赞歌中土默特万户的颂词“羁马之系木，狙击之俘虏，蹑踪之食物，阿勒泰山十二通道之守护，山巅之敖包，平原之丰碑，此为十二土默特。”据说成吉思汗祭典中也有与此相似的词句。

这段颂词大概应当看作是对古老的土默特部落为蒙古帝国克尽职守情形的描绘，是弥足珍贵的史料。遗憾的是，目前我们还难以将这段描绘与以前的秃马惕或其他部落确切地联系起来，同时也还不能确定它所描绘的土默特是在哪一具体时代的情况。

有人认为这段颂词表示土默特属于卫拉特联盟(因为有的蒙文史料将土默特列为卫拉特成员之一)，所谓“守护阿勒泰山十二通道”反映了土默特在卫拉特诸部中的地理位置(金峰等人前引书).这种可能性十分有限，因为作为赞扬东蒙古而谴责卫拉特弑主纂权的《黄册》一书，不会将东蒙古的六万户之一土默特歌颂为卫拉特的守护通道者，相反，它歌颂的内容一定与正统的蒙古汗国有关。

土默特之外的五个万户的颂词也都大体反映了这种情况。今后我们或许会寻到恰当的材料揭示土默特颂词所表示的真实历史内容。

当然,也有人反对土默特源于秃马惕的观点。例如伯希和的《卡尔梅克史评注》(巴黎1960年版)首先对帕拉斯《蒙古民族史料集》关于土默特为卫拉特成员的记载表示怀疑，说“土默特人不会是卫拉特的一部分”(该书第一节)，然后又说“十三世纪的秃马惕也许不可与现代土默特人相混”(该书注六七)。不过伯希和没有对自己的观点进一步展开论证。

还有黄静涛同志的《土默特历史问题丛说》(载《土默特史料》第八集)也持同样的观点。其理由之一是秃马惕很早即已残破，不会全体南迁，蒙元时期塔察儿属下的秃马惕一百户“别居官山”并不能形成十二土默特(关于塔察儿的记载见《元史》卷一一九，官山在呼和浩特东北)。为此他提出另外的主张，即土默特应源于蒙元时期的秃别干。但他同样也没有找出秃别干确实迁居漠南而形成土默特的史料依据。

02

土默特即秃别干。此即前述黄静涛《土默特历史问题丛说》中所持的观点。秃别干是克烈(或作客烈亦惕)部内的部落之一，在《元朝秘史》中又作土绵·秃别干(第一五〇节)，在《圣武亲征录》中作土满，土伯夷(王国维校注本，卷首)，在《元史》中作土别燕、秃伯、拓跋(卷一三〇、一二〇、一二二)。

它的构拟应为Tumen.Tubegen-Tubeyen,其中的Tumen只表示人数众多的“万”之意,犹如斡亦剌也称作“秃绵·斡亦剌”那样，而Tumen -Tubeyen则与土默特一词的形式相去甚远，完全无法调合。为此黄静涛同志指出,秃别干在拉施特《史集》中作秃马兀惕(《多桑蒙古史》、《新元史》、《蒙兀儿史记》等除用字不同外，记载相同，但无一不是源于《史集》)，而这个词的读音与土默特相近，可看作土默特的原型，因此秃别干即秃马惕(或土马乌特、秃马亦惕等)，也就是土默特。

但是这样的解释并不能消除秃别干与土默特读音相差甚远的矛盾。大家知道，拉施特《史集》有多种抄本流传于世，此书对克烈部所属秃别干的写法有几种，其中塔什干抄本作tumawut(秃马兀惕)，而列宁格勒抄本、伦敦抄本，以及贝勒津本这个词作tubaut(秃别兀惕)，此外还有其他抄本的不同形式(见商务印书馆1983年汉译文本第一卷第一分册，210，232页)。

究竟孰是孰非，仅从《史集》本文很难作出判断，但对照《秘史》、《元史》、《亲征录》中的秃别干、土伯夷、土别、秃别、拓跋，我们可以认定这个词的第二音节辅音是b而不是m，即秃别兀惕比秃马兀惕具有更正确的形式。虽然蒙文第二音节的b与m常常可以互相转化，但在有确切依据的情况下还是应该作出适当的选择。

因此我们说，秃马兀惕这个词(部)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历史上只有秃别干、土别燕、土伯夷、秃别兀惕等等这些名称略异但无疑为同一的部落。

秃别干既然与土默特在读音上有太大的差异，因此就无法将它们联系在一起，而寻找秃别干南迁的踪迹也就成为与土默特溯源无关的工作。

黄静涛同志在上述文章中还提出一个假设,即土默特源于秃别干，秃别干属于克烈部,而克烈可能就是唐代的葛逻禄,这样克烈的历史将能上溯到与蒙兀室韦一样的久远,按照这个说法,秃别干-土默特的历史也就大大地提前了。但这是不正确的。唐代史书中的葛逻禄(歌逻禄、割禄等),原属西突厥,居地在阿尔泰山与额尔齐斯河上游，约在公元八世纪中叶向西南迁至中亚楚河、塔拉斯河流域,百年后回鹘在他们的居地曾建立过著名的喀喇汗王朝,后臣属西辽。

葛逻禄在突厥文碑铭中为Karluk或Qarluq,在元代这个名称又以哈剌鲁、柯耳鲁、合儿鲁等等见于史书,是很著名的中亚部落,有许多人曾迁至中国内地，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7)还招集哈剌鲁军人建立万户府。这个部落与居于漠北地区的克烈(Kereyid)无论在对音上还是在史实上,都完全是两回事。因此将克烈(包括秃别干)的历史上溯到唐代是缺乏根据的。

03

土默特只表示“万”的意思。土默特一词的形式是蒙古语“万”加上复数词尾而构成的。因此格鲁赛《草原帝国史》在提及明代蒙古土默特的时候，就认为它的意思是“万”(巴黎1939年版，第三章第三节)。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存在土默特溯源的问题，因为从来没有只称作“万”的部落而所谓土默特万户也就成了“众万之万户”，于情理不通。因此这种说法已为大家所不取。

04

土默特无法溯源的观点。见于李绍钦《关于土默特渊源浅探》一文(载《土默特史料》第十五集)。作者综合考察了蒙古社会的长期历史变迁之后，认为土默特部名的来历，既不是秃马惕，也不是秃别干，很难得出肯定的结论。

对社会作综合考察对于了解部落变化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各个部落的命运都与整个社会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名为土默特的部落由多种部落成份组成是完全可信的。但这并不妨碍对土默特进行溯源，明代蒙古诸部的名称与实质并不一定完全一致，所谓溯源只是从语言学的角度找出当时某部落的名称与前代某部落的名称或某种专有名词的联系而已，例如苏尼特即元代的雪你惕，克什克腾即元代的怯薛等等，这些都是无可怀疑的，关键是是否自之有据。

该文作者甚至还认为土默特万户之下的多罗土蛮、畏兀儿、摆腰、兀甚、兀鲁、土(王)吉刺也都不是部名，而只是俺答子侄之名。这是由于没有看到当时明人常常习惯以部名(还有官职)当作人名或冠以人名之前的情况，其实这些名称都可以在前代找到。

二、土默特部积极与明朝建立通贡互市关系的原因

十六世纪七十年代，俺答汗统领下的土默特与明朝化干戈为玉帛，建立了通贡互市的关系。对此和平之举及其对土默特地区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论者均无异词，但土默特何以积极主动地以和平贸易代替战争掠夺，彼此看法却远不一致。

一些文章认为，在土默特与明朝正式通贡互市之前，这一地区的畜牧业、农业和手工业已有了相当的发展，正是由于经济的繁荣促使土默特要求以剩佘产品去交换明朝的农业和手工业产品。然而这种观点并不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况。

众所熟知，在远古时期出现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是牧业同农业的分离，“在适于畜牧的地方导致了游牧生活。”(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我国北方高原干早的气候地理条件，哺育了游牧民族，牧民一步步地放弃不适于游动放牧的生活方式，原始的农耕、定居的生活都逐渐披淘汰了。

游牧经济这种单一化的经济发展趋势，产生了同农业居民交换产品的客观要求，这样，“自从游牧部落分离出来以后，……各不同部落的成员之间进行交换以及它作为一种经常制度来发展和巩固的一切条件都具备了。”(恩格斯前引书)作为社会分工反映的游牧民族与定居民族之间的频繁交换活动，自匈奴以降至蒙古民族的出现，沿续了一、二千年，可以说，只要存在着社会分工，交换是不可免的。

同时，单一的游牧经济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也在于游牧民族的毗邻就是定居民族，它可以通过和平交往或战争形式取得所需要的定居民族产品。

这种由于社会分工所带来的必然交换关系，在明代蒙古族与中原民族之间仍然存在着，大量的史料记载表明，土默特部领主俺答汗及其前后各代，蒙古地区对中原地区的积极的贸易要求，决不是因为那里的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已十分完备，有足够的剩余产品，恰恰相反，“人不耕织，地无他产”，(《明经世文编》卷三一七，王祟古《确议封贡事宜疏》)游牧经济的单一化，才是促使蒙古封建主及一般牧民向明朝索取自己难以生产的农业和手工业产品的推动力。

当然，由于俺答汗的倡导，土默特地区的农业曾经具备一定的规模，手工业也有过一定的发展，但如果我们承认当时的土默特经济形态仍然以游牧业为主，那就不能给予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以过高的评价。

另一个问题是，当时包括土默特在内的蒙古地区，是由于畜牧业繁荣昌盛而提出对明朝的交换要求，还是由于社会经济衰敝、人民贫饥冻馁才提出这样的要求，对此，两方面的材料都有一些。

例如史料曾记载俺答汗及蒙古大汗都拥有相当数量的牲畜，而没有畜牧业的发展这是不可能的:但如果我们对蒙古经济作全面考察的话，就应该看到，游牧经济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所表现出来的脆弱性是十分明显的，灾荒疾疫、食物奇缺的记载史不绝书，“富者十二而贫者十八”(《明世宗实录》卷三七六，嘉靖三十八年八月壬戌条)的现象才是当时社会生活的本质写照。

牧民向以食肉为生，在牲畜充裕的情况下，他们不会提出以牛羊及其他畜产品换取菽粟等农产品的强烈要求。事实上，正是由于生活所迫，他们才宁愿失掉部分肉食而去换取大数量的粮食，不然我们就无法解释蒙古牧民在互市未开时竟然冒着生命危险去冲破明军的贸易封锁;当然也就无法解释在互市上牧民们对于交换中原地区产品的不可遏止的积极性。

三、以土默特部为首的右翼蒙古与左翼蒙古的分裂问题

俺答汗在十六世纪初成为土默特的首领之后，势力急剧膨胀，在其兄衮必里克墨尔根济农死后，他更成为独尊右翼蒙古的霸主。在这种情况下，他开始与以察哈尔宗主汗为首的左翼蒙古分庭抗礼，甚至不惜以武力相逼，迫使察哈尔自宣府以北地区(今锡林郭勒盟西南)东迁至辽西之地。

他牢固地控制了蒙古右翼各部，右翼三万户的共主济农也只能空名其上。史载他极盛时的疆土“南至大同山西边，北至永邵卜，东至喀喇沁，西至鄂尔多斯”。(《大清一统志》卷四〇八之三)此外，他的势力还延伸至青海地区。俺答汗既拥有广袤的领地和显赫的权势，他便俨然以一代君主的姿态行事，甚至自比为元世祖忽必烈，由于这样，他曾被指斥为霸权主义者，蒙古内部的分裂分子。那么应该怎样看这个问题呢?

笔者认为应该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分析，以求得出更为公允的评价。蒙古帝国在成吉思汗死后，从来就没有真正统一过，帝国一直分裂为几个国家或封建联合体，即使在享有宗主权的元朝内部，也存在一些半独立的藩王及宗王。这除了地理的、经济的原因之外，还由于帝国是以封建原则作为基础的，因此它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

到明代达延汗(俺答汗祖父)时期，这种封建化的过程并没有终止，典型的例证就是达延汗统一东蒙古后，曾经试图合并各个万户，建立专制政体的国家政权，但他并没有将这个想法付诸实践，原因就是“没有可以这样作的任何前提”。(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第二编，第五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汉译文本，241页)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各个兀鲁思(万户)，彼此隔绝，商品交换发展迟缓，只有兀鲁思内部的各封建领地才存在着较为密切的联系。

在这种情况下,达延汗建立的封建游牧联合体即六万户制是唯一可行的办法。这种主要以共同的氏族相联系的联合体,冲突的因素当然要远远超过联合的因素,因此在达延汗分封诸子之后不久分裂的趋势即已显露端倪。

达延汗的后继者博迪汗、札萨克图汗重新统一蒙古的企图也完全不能阻止这个趋势的发展。在这样的形势下，作为六大兀鲁思之一的土默特万户领主俺答汗，也只能以几乎完全独立的藩王身份自行其事，他没有可能超越历史给予他的条件去做他不可能做的事情。

事实上,察哈尔宗主汗不仅对于右翼蒙古无力控制，即使对于左翼各万户乃至察哈尔内部各鄂托克，也远不能施以有效的统治。历史既然注定蒙古社会必然要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因此我们似乎也不必苛求俺答汗一定去做“识大体，顾大局”的事情。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另一方面，我们又未尝不可将俺答汗的“霸权主义”看成一件好事。蒙古社会的分裂虽然无可避免，但并不否认以某一强部为中心，吸收一些其他部落而建立超过一个兀鲁思范围的较为紧密的联合体的可能性。俺答汗就是以土默特为中心，将整个右翼蒙古联合成为一个在政治、军事、经济上有着密切关系的大集团，从而造成了整个蒙古社会大分裂之中有着小统一的局面。

这种小统一的局面，有助于俺答汗能够做到仅依靠自己兀鲁思的力量做不到的事情。事实证明，右翼蒙古地区的发展，常常是与俺 答汗的“霸权”分不开的。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似乎还不应该简单地否定俺答汗的独立行为。

作者薄音湖：工作单位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

原文刊载于《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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