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玉玮 冯天泽
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十五五”规划谋划之年,“十五五”规划将为我国未来五到十年的中长期发展指引方向。经济增速方面,GDP年均增速预计在4.0%-5.1%之间,需关注规划目标中是否设定具体目标值或定性表述;经济结构方面,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将显著提升,服务消费、新型消费等或是重点;科技创新方面,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注重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或将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作为关键指标。高质量发展方面,参考“亩均效益评价体系”制订完善指标体系,更加注重发展的全局性、系统性和长期性,更加注重绿色发展,新增碳排放双控作为约束指标。此外,国民收入分配和人口结构方面也将持续政策发力。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今年将开展“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十五五”时期(2026—2030年)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具有特殊历史地位。“十五五”时期,要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奠定坚实基础,再经过“十六五”时期(2031—2035年)的冲刺,到2035年,我国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关键时期的关键规划。谋划“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前瞻性把握国际形势发展变化对我国的影响,因势利导对经济布局进行调整优化。本文在梳理“十四五”规划期间的主要成就、尚未完成的任务的基础上,对“十五五”期间宏观总量相关的内容进行前瞻预判。一是经济增速方面,“十五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速或将在4.0%-5.1%之间,平均增速或可达到4.5%左右,这是符合一定经济发展规律的。需关注规划中是否确定明确的增速目标。二是经济结构方面,更加侧重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服务消费也将迎来跨越式发展。三是科技创新与产业建设方面,持续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或将“战略性新兴产业占GDP的比重”作为预期目标之一,推动科技创新走深走实。四是高质量发展方面,仍将是“十五五”规划期间需要坚持的内容,以“亩均效益评价体系”为抓手,推动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转变。五是国民收入分配方面,更加注重共同富裕,不断完善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机制建设。六是人口方面,着重解决老龄化、少子化问题,重视人口总量和结构变化对社会经济产生的影响。
一、背景
(一)“十四五”期间宏观经济领域的三项突出成就
1.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显著提升
“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发展取得里程碑式突破,经济总量连续跨越新台阶,增量超过30万亿元,相当于再造一个长三角经济体量,展现出世界大国的规模优势。中国依托全球最完整的产业体系(41个工业大类、666个小类),推动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等加速迈向中高端,高铁、国产大飞机、豪华邮轮等“大国重器”接连问世,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显著增强。与此同时,科技创新实现“海陆空天”全面突破:第三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建成运行,嫦娥六号完成世界首次月球背面采样,深海探测、北斗导航等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成果频出,标志着中国正从“跟跑者”向“并跑者”“领跑者”转变,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
2.民生保障与安全韧性构筑社会发展坚实根基
中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民生保障能力实现全方位提升。通过稳就业、促增收,五年累计新增城镇就业约5000万人,其中2024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256万人,居民收入增速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不断加强,居民养老金逐年提高,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越来越方便,社区服务更加丰富,环境质量显著改善。在安全领域,粮食安全根基更加稳固,粮食产量连续九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2024年首次超过1.4万亿斤,粮食亩产较2023年增长了5.1公斤,对总产量增长的贡献率超八成 ;能源安全保障能力持续增强,原油产量连续六年回升 ,国际能源署的报告指出,到2024年,中国在全球可再生能源新增产能中所占比例预计将达到40%以上,其中在太阳能和风电领域,中国将占据全球新增装机总量的95%以上。基础设施支撑能力全球领先,高铁总里程4.8万公里(占全球70%),高速公路19万公里稳居世界第一,算力总规模翻番,数据资源总量相当于1500多万个国家图书馆,为数字经济发展筑牢底座。
3.高水平开放与全球治理贡献彰显大国担当
中国以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度融入全球体系,与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中欧班列的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0万列,这一壮举使得内陆地区从对外开放的边缘地带跃升为前沿阵地。制度型开放实现重大突破: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全面“清零”,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缩减至29条。根据最新数据,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年均增长14.4%,其中旅行服务表现尤为亮眼,成为服务贸易中增长最快的领域,2024年全年旅行服务进出口总额达到20511.5亿元,增长38.1%,跃居第一大服务贸易领域。在国际舞台上,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安全倡议、文明倡议凝聚广泛共识,连续8年保持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对外投资和吸引外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 。中国以行动诠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经济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二)从“十四五”中期评估来看有待加强的领域
1.科技创新领域存在基础研究薄弱与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
“十四五”期间,中国在基础研究投入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方面尚未完全达标。尽管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经费的比重目标设定为8%以上,但截至2022年,实际完成比例仅为6.57%,远低于既定目标。这一差距源于财政投入结构偏向短期应用研究,企业和社会资本参与动力不足,且科研评价体系过度追求“短平快”成果,对长周期、高风险的基础研究支持力度有限。同时,在芯片制造(尤其是10nm以下工艺)、高端工业软件、精密仪器等核心领域,中国仍面临着国际技术封锁的严峻挑战,暴露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不足、产学研用衔接机制不畅的问题。民营企业在部分领域虽已初露锋芒,然而其作为创新主体的潜力尚未被充分激发,全球竞争力尚显薄弱(例如,中国的独角兽企业数量仅为美国的一半),这直接制约了关键技术自主化进程的加速推进。
2. 绿色低碳转型面临能源结构惯性依赖与转型成本压力
单位GDP能耗与碳排放强度的降低目标推进步伐迟缓,截至2024年,距实现13.5%的总体降幅目标尚有约3%的差距亟待填补。这主要源于中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短期内难以扭转,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3年煤炭消费占比仍高达55.3%,清洁能源替代面临技术成本高、储能配套不足等瓶颈。地方政府在保障经济增长的同时,对高耗能项目的审批存在‘路径依赖’现象,导致部分行业盲目扩产,进一步加剧了减排工作的压力。
3. 民生保障与产业升级面临结构性矛盾
民生领域,每千人口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仅3.7个(目标4.5个),地方财政压力和社会资本参与不足导致托育设施缺口大。公共服务资源错配问题突出,城乡医疗教育资源分布不均,城市三甲医院超负荷运转。产业升级方面,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仅13%(目标17%),半导体、航空航天等关键领域的技术瓶颈依然突出。此外,居民收入分配失衡、住房教育支出挤压消费能力等问题制约内需释放。
(三)“十五五”规划的历史定位
自“十四五”以来,国内外的发展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带来了全面完成《纲要》目标任务的诸多挑战和困难。其中,特朗普2.0版本对全球政经格局的冲击,以及中美战略博弈的长期化、系统化将成为我国“十五五”期间最重要的外部变量与不确定因素;关键核心技术领域面临瓶颈,居民消费的长效促进机制尚不完善;一些重点领域改革尚未突破;污染物和碳排放总量依旧处于较高水平;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与资源配置不合理并存;若干重要领域的风险隐患依然较为显著等问题,依然亟须解决。
2025年是一个具有承上启下意味的重要节点。“十五五”规划将为我国未来发展指引方向。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十五五”规划将突出创新驱动、绿色低碳发展、智能化转型等方面。未来的发展中,产业将更加注重技术创新、环保可持续性和数字化转型,以适应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趋势。此外,规划还将加强区域协调发展,鼓励地方根据其资源、产业基础和特色优势进行合理定位,这将推动形成具有地方特色产业集群,实现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最终,这将引领我国产业迈向更高质量、更为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推动经济社会实现全面而持久的进步与发展。
二、宏观经济发展目标
(一)经济增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1978年到2011年间,中国经济年均增速达9.78%。此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开始连续换挡,从2009年的“保八”到2019年的“保六”,再到2020年后的“保五”,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逐步放缓。2021年至2024年的GDP增速分别为8.1%、3.0%、5.2%及5.0%。2025年特朗普上台后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及外需增长面临较大不确定性,2025年经济增速将主要受国内一系列增量政策的力度、效果和中美关系两方面影响。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展望研究团队”发布的《中国经济发展的“十五五”规划前瞻研究》,“十五五”规划时期预计保持4.75%的年均增长速度;邹晓梅、陈兆丰通过综合测算,预计“十五五” 时期, 我国潜在经济增速将在 4.0%-5.1%区间。
从经济发展阶段的内在规律及国际对比的经验来看,随着经济体量的不断扩大和人均收入水平的稳步提高,经济增速的放缓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以同为东亚国家的日韩为例,当日本人均GDP尚未达到1万美元时,其年均增长率稳定在7%左右;而一旦迈入1万至3万美元的中高收入区间,增长率便滑落至4.4%左右;超过3万美元后,增速更是显著放缓,降至1%以下。韩国亦呈现出类似特征,其在人均GDP低于1万美元阶段的年均增速接近10%,但在人均收入达到1万至2万美元时,年均增速回落至5.8%,进一步上升至2万至3万美元区间时,其增速也下降至3.3%左右。
中国方面,2018年标志着其人均GDP首次跨越1万美元大关,这一重要里程碑恰好与改革开放40周年相遇。此前40年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达到9.5%,与韩国在相同发展阶段的表现相当。根据IMF预测,到2029年中国人均GDP有望接近1.8万美元,2019年至2029年间的平均年增长率预计为4.3%,这一速度亦大致对应韩国在中等偏高收入阶段的增长水平。
“十四五”规划期间,由于正值新冠疫情,因此并未设置具体的经济增长目标。展望“十五五”规划,在当前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总基调下,需关注是否设定具体的、定量的经济增速目标。我们预计可能有两种情景:一种情景下,仍然以定量的具体目标作为锚定值,提振社会各界信心,设定诸如4.5%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属于“垫垫脚,够一够”的水平。另一种情景下,不设定具体目标值,而是以定性的方式进行描述,诸如“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的预期性指标,既能保持一定灵活性,又能凸显横向比较的战略自信。
(二)消费与投资的平衡协调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487895亿元,比上年增长3.5%。尽管12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7%,但1-12月累计增长3.5%,与工业增加值5.8%的增速相比,存在2.3个百分点的差距。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全国网上零售额达到155225亿元,比上年增长7.2%,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26.8%,显示出新型消费模式对总体消费增长的积极贡献。然而,从三大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来看,最终消费对增长的贡献从2023年三、四季度的高点80%左右,下降到现在的50%以下,呈现持续下行的态势。整体来看,消费放缓和走弱趋势持续,并呈现出以下四个结构性特征:1)商品消费与服务消费分化;2)消费结构分化,与房地产相关消费回落,升级类产品消费上行;3)消费呈现区域分化态势,特别是腰部城市消费增速较快,而珠三角城市群整体增速仅为0.71%,反映出消费区域分化的三大新趋势;4)消费降级现象仍然存在,终端消费的提振仍面临较大压力。
2024年,国内消费增长表现偏弱,内需动能有所减弱。根据最新数据,2024年1—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5.5%,而全年累计同比增长3.5%,低于工业增加值的5.8%,两者差距为2.3个百分点。最终消费的拉动效应也呈现边际递减趋势。数据显示,其对GDP的贡献率由2023年下半年的高点约80%,逐步回落至当前的50%以下,消费支撑作用出现回调。从结构层面看,消费放缓的现象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首先,商品消费与服务消费呈现出不同走势,实物类商品增长显得乏力,而旅游、餐饮等服务类消费则相对保持活跃;二是房地产相关消费持续走弱,而绿色、智能等升级类产品消费逆势增长;三是消费分布呈现明显的区域分化趋势,三线以下城市的下沉消费占比提升;四是部分消费群体的消费行为变得更加理性,这反映了收入预期与支出意愿之间仍存在的差异尚未得到有效缩小。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把“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列为2025年各项重点任务之首,并明确提出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充分体现了我国对这项工作的高度重视。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部署了8方面30项重点任务,其中明确提出要实施“发展入境消费”“稳步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提高内外贸一体化水平”等工作举措,为消费扩容提质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更多动力。
展望未来,为进一步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要持续加大政策支持,例如,继续加大‘两新’‘两重’政策的支持力度,并扩大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政策覆盖范围;二是拓展服务消费供给,创造新需求,培育新型消费业态,推动文化、旅游、养老、托育等领域供给质量提升,带动整体消费提升;三是促进短期消费刺激措施与中长期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协同作用,共同激发消费潜力。短期内将促消费与惠民生相结合,中长期来看,通过完善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体系,增强居民中长期消费信心;四是适度提升公共消费占比,释放政府在民生、公共设施等领域的支出潜力;五是通过多渠道途径增强消费能力,确保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保持同步。有效增加居民收入尤其是居民可支配收入,短期内对提振消费、扩大内需会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总体来看,消费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48.8万亿元,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4.5%。此外,2024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4.5%,拉动GDP增长2.2个百分点。面对当前消费趋势,政策的持续优化和机制完善,如市场监管总局推出的“优化消费环境三年行动”,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的“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收益”,将有助于稳定内需、促进经济转型、增强市场信心,从而构筑经济内生增长的新引擎。在“十五五”规划中若能够将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作为一个定量指标列入,将极大程度提升消费的重要意义与“指挥棒”效果,对社会主体形成强有力的激励约束作用。
(三)科技创新与产业建设
4月30日,习近平主持召开部分省区市“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强调,“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实体经济为根基,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发展成就持续积累,新质生产力加快孕育。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4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国在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上升至第11位,成为10年来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同时,中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总量稳居全球第二,反映出国家对创新的持续重视和投入。根据最新统计数据,截至2024年8月,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达到57.3万家,其中未过期企业为45.7万家。这些企业不仅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而且成为推动产业升级的主力军。制造业保持全球领先地位,其中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迅速发展,新能源汽车、光伏组件等领域实现了全产业链竞争优势。同时,数字经济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生产制造、社会服务等场景,为产业结构优化和效率提升注入新动能。此外,双链协同(产业链+创新链)逐渐成为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抓手。一批国家实验室、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与产业龙头企业开展协同攻关,有效推动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科技成果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格局正加快形成。
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过程中,仍面临着诸多梗阻与挑战。一方面,基础研究仍显薄弱,科研资源分布相对分散,原始创新能力尚未形成系统性优势。2024年具体而言,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总投入的比例尚不足7%,相较于发达国家普遍超过10%的水平,我们仍存在一定的差距。另一方面,企业在技术攻关中的主导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多数企业尚未形成稳定的研发投入机制,一些重大关键核心技术项目企业参与度不足,科技成果转化率偏低,高校及科研机构专利产业化水平仍处在较低阶段,技术从实验室向市场转化的桥梁仍需进一步搭建和完善。产业层面,部分高端制造业在国际技术封锁的制约下,产业链自主可控的能力仍有待进一步加强和提升。同时,部分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推进缓慢,现代产业体系发展仍面临“中低端锁定”风险。此外,“十五五”时期建设现代化产业还面临着国际挑战。新一轮全球产业链重构趋势明显,受地缘政治、外部制裁等影响,中国企业面临高端回流与低端外迁的双重挑战,稳定和优化产业链供应链的任务依然艰巨。为了更好地发展新质生产力,在“十五五”规划中若能够新增“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作为约束指标,明确其在2030年达到不低于25%的水平,或将大幅提升我国科技创新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推动力,值得持续关注。
为此,“十五五”期间,我国应在若干关键领域集中发力:一是持续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聚焦“卡脖子”环节集中资源攻坚,力求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实现自主掌控与系统性的重大突破;二是夯实实体经济根基,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打造具备国际领先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集群;三是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在更大范围内引进全球创新资源,同时构建多元化、强韧性的供应链网络体系,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此外,要加快构建科技、产业与金融高效联动的良性机制,引导更多金融资源服务创新型企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人才是第一资源,必须建立健全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多层次人才体系,增强高端科技人才和产业技术工人队伍的供给能力。
此外,“十五五”规划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任务之一。当前,我国经济增长对资本和劳动投入的依赖仍较明显,尽管TFP贡献率有所提升,但根据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测度与比较,我国TFP水平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仍存在显著差距。例如,中国制造业TFP增长的特点和趋势显示,我国TFP与发达经济体始终存在显著差距,且2010年以来我国TFP长期处于低迷状态。根据OECD测算,近年来我国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30%,而同期美国、德国、日本等主要经济体的TFP贡献率普遍在50%以上 。未来一个时期,加快形成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主导的增长模式,是应对资源环境约束、突破潜在增速下行压力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应着力提升全要素生产力,在完善基础研究体系、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优化产业组织结构、提高要素配置效率等方面系统发力,特别是要通过数据要素流通、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制造加速新质生产力培育,以技术驱动带动制度创新和效率提升,进而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根本转变。
(四)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要义,是推动现代化建设的根本路径。不同于以往注重速度和规模的扩张模式,高质量发展更加注重结构优化、效率提升和内在动力的增强。其内涵涵盖经济、社会、生态、区域、开放、治理等多个维度,体现出全局性、系统性和长期性。
第一,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强化市场化改革力度,完善要素市场流通机制,并有效破除体制性障碍,是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推动经济社会质量变革的重要关键举措。构建更为高效的市场体系,确保价格机制能够精准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这是实现经济‘提质增效’目标的重要前提。
第二,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当前全球产业链正在重构,我国加快从产业链中低端迈向高端环节,通过强化科技赋能、延伸产业链条、提高智能制造水平,推动产业体系由“大而全”向“强而优”转型,是构筑未来竞争优势的关键。
第三,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区域协调发展可通过整合资源实现城市和区域间的优势互补,缩小区域、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有助于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推动新型城镇化,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节。
第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提升发展质量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路径。在全球价值链重构的背景下,坚持以开放合作为基本准则、推进多双边贸易合作、提升利用外资水平有利于促进国际大循环。
第五,科技创新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应加快推动关键核心技术自主突破,实现从“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的跨越。
第六,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以污染环境、过度消耗资源为代价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根据《加快构建碳排放双控制度体系工作方案》,在“十五五”期间,我国将不再把能耗双控作为约束指标,而是新增碳排放双控(包括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与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作为新的约束指标。这一时期,将实施以强度控制为主、总量控制为辅的碳排放双控制度,并建立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制度,以确保能够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未来,构建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应遵循全面性、客观性、可操作性和动态性原则,涵盖经济、社会、环境等多个方面,确保数据来源的可靠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并根据经济环境的变化进行调整和完善。在指标设计上,突出创新能力、绿色程度、开放水平、民生改善等关键维度,推动“以质取胜”的绩效导向;在考核方式上,探索差异化考评机制,根据地区发展阶段设定不同权重,动态调整指标优先级,增强导向性与适配性。
此外,“亩均效益评价体系”是近年来我国推动高质量发展、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制度创新。该体系以单位土地面积(“亩”)为基准,综合评估企业的产出效益、税收贡献、能耗水平、环境影响等关键指标,旨在引导资源向高效益、高质量的产业和企业集中。通过“亩均论英雄”的理念导向,地方政府能够更科学地进行产业布局和用地管理,淘汰低效、污染严重的企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土地、能源等要素向高效益领域集中,破解传统发展模式中“摊大饼”式扩张带来的资源浪费问题。在“十五五”期间,进一步完善“亩均效益评价体系”,将其与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战略深度融合,进而有效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五)国民收入分配
4月30日,习近平主持召开部分省区市“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强调,谋划“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不忘初心,把造福人民作为根本价值取向,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稳步地推动共同富裕进程。“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之一,近年来国家在缩小城乡、区域、收入分配差距方面已取得初步成效。在收入分配格局中,劳动报酬占比稳步回升,农村居民收入增速持续快于城镇居民;借助税收调节、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等再分配手段,低收入群体的获得感得到了显著增强,初步形成了以中等收入群体扩大为核心的结构性改善趋势。浙江作为共同富裕示范区,已开展多层次收入调节、公共服务均等化等试点经验。
此外,我国政府的再分配调节作用发挥仍然不足。以税收为例,通过各项税种占税收比例横向计算,当前我国间接税占总体税收比例已经超过60%,2021年更是达到79%。由于间接税的纳税义务人和实际税收负担人并不总是相同的,税负极易通过商品价格或者其他收费标准转嫁给他人,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利于维护社会公平。
展望“十五五”时期,推进共同富裕将在制度建设上持续发力。一方面,初次分配环节将更加强调“提低、扩中、调高”,提高劳动报酬和居民财产性收入比重;另一方面,再分配机制将更加优化,推进税收体制改革,提升直接税比重,并加强对高收入群体的调节,例如完善个人所得税、房产税等工具,同时提升社会保障支出效率,推动形成“扩中提低、合理调高”的分配格局。此外,第三次分配亦将发挥更大作用,引导企业和社会力量参与慈善与公益事业,形成有利于机会公平和成果共享的制度环境,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基础上的共同富裕。
(六)人口问题
近年来,中国人口发展态势经历了显著变化,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自2022年起,我国人口总量已连续三年出现负增长。专家指出,这一现象标志着我国人口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人口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特别是在生育率下降、老龄化加剧的背景下。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末,全国常住人口降至14.08亿人,连续两年出现自然减少。当前人口形势正面临“三重压力”:生育率持续低迷、老龄化进程加快、婚育观念显著变化。
一是生育水平持续走低,少子化趋势愈发严峻。2023年我国总和生育率已降至约1.1的低位,甚至低于欧美日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尽管全面实施二孩、三孩政策,但生育意愿提升有限,出生人口已连续七年下滑。
二是老龄化速度加快,人口红利逐步衰减。我国已于2021年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3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占比已升至15.4%,总量约占全球老年人口的四分之一。伴随高龄化特征显现和健康养老需求激增,人口结构正在从“红利期”向“负担期”转变,劳动力供给、养老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能力面临多重挑战。
三是婚育观念转变显著,不婚化与家庭小型化趋势加快。从婚姻登记数据来看,2013年至2022年间,全国结婚登记对数几乎减半,从1347万对下降至683万对,结婚率由9.9‰降至4.8‰,创历史新低。年轻一代对待婚姻与家庭的态度正逐渐展现出理性与谨慎的趋势,“不婚、不育、晚育”逐渐成为一种常态性社会现象,传统家庭结构面临重塑。
整体来看,当前我国人口发展正处于从“数量问题”向“结构挑战”过渡的关键阶段。人口的长期缩减及结构的不均衡将对劳动力市场、社会保障体系、经济增长潜力乃至国家综合实力产生深远的影响,亟须从多维度着手,推动人口政策体系的系统性优化。
根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与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处联合发布的《中国人口中长期变动趋势预测(2021-2050)》,预计到“十五五”期末,即2030年,中国总人口将降至约13.8亿人,较2020年减少约4000万人 。其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超过2.8亿,占总人口的20%以上,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同时,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占比将进一步下降,人口结构的变化将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此外,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报告预测,从人口总量看,在悲观情景、基准情景、正常水平情景下,我国人口总量呈持续下降趋势,2025年分别下降至14.03亿人、14.06亿人和14.11亿人,2035年分别下降至13.38亿人、13.57亿人和13.86亿人,2050年分别下降至11.71亿人、12.12亿人和12.75亿人 。
人口总量和结构的变化将对多个行业产生显著影响:一是房地产,随着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下降和老龄化加剧,住房需求将减少,尤其在三四线城市和人口净流出地区,房地产市场可能面临供过于求的压力。根据BIS研究,老年抚养比每提高1%,房地产实际价格将降低0.6% 。二是医疗健康:老龄化社会将推动医疗服务需求增长,特别是慢性病管理、康复护理和养老服务等领域。这将促进医疗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健康产业的发展。此外教育行业也会受到影响,出生人口持续下降将导致学龄人口减少,影响教育资源的配置和学校布局。尤其是在农村和人口流出地区,学校可能面临生源不足的问题
当前,放开并鼓励生育是大势所趋。全社会高度关注生育问题,积极出台完善生育支持体系的政策,例如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现金补贴、购房补贴等政策;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并对企业实行生育税收优惠;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等。
(1)既有政策落地效果及后续增量政策出台进展不及预期,地方政府对于中央政策的理解不透彻、落实不到位。(2)经济增速放缓,宏观经济基本面下行,经济运行不确定性加剧。(3)近期房地产市场较为波动,市场情绪存在进一步转劣可能,国际资本市场风险传染也有可能诱发国内资本市场动荡。(4)土地出让收入大幅下降导致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急剧扩大,地方政府债务违约风险上升。(5)地缘政治对抗升级风险,俄乌冲突不断,国际局势仍处于紧张状态。
胡玉玮:首席政策分析师。经济学博士、牛津大学博士后、欧盟访问学者。曾担任中国证监会研究院国际金融部负责人、西班牙对外银行(BBVA)驻华代表(养老金与保险)、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经济学家。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顾问专家,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客座研究员。参与或主持多项国际、国家和部委重大经济金融领域研究课题。主要研究领域:宏观经济、国际金融、资本市场。
冯天泽:中信建投政策分析师,北京大学理学学士、金融学硕士,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硕士,曾任职于国家外汇管理局和中金公司,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宏观政策、金融监管、汇率及外汇储备等。
证券研究报告名称:《“十五五”规划前瞻系列报告(一):总量篇》
对外发布时间:2025年5月8日
报告发布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分析师:
胡玉玮 SAC编号:S1440522090003
冯天泽 SAC编号:S14405231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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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5-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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