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系配额与权力均势，国民党第三届中央委员中的地方实力派构成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新一届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产生于1929年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生中央执行委员36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24人，中央监察委员12人，候补委员8人，中央委员共计80人。其中军人背景者共计24人，占30%；地方派系军人背景者15人，占18.75%。同早期相比较，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军人比例成倍增加，且大多数为带有派系色彩的军人。当时除蒋介石的中央军外，主要的军队派系为冯玉祥的西北军系、阎锡山的晋绥系、李宗仁的新桂系以及张学良的东北军系。

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新桂系与南京中央矛盾日趋紧张，战争一触即发，新的中央委员会中新桂系将领无人当选。张学良的东北军系虽已改旗易帜，但在国民党的中央组织系统中尚无体现。故当选的地方派系军人主要是阎锡山的晋绥系和冯玉祥的西北军系，以及如陈济棠、陈铭枢等此时拥护南京中央的准嫡系与何成濬等其他杂牌军领袖。

地方实力派当选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含候补）基本情况

中央执行委员 冯玉祥，河北（祖籍安徽）人，西北军领袖。他坐拥二十余万精锐，实际控制豫陕甘及鲁西地区，以陇海铁路西段为战略轴线形成割据势力，为北伐后最具实力的军事强权。同年5月因反对蒋介石编遣政策，策动反蒋联盟，并自任总司令，但遭蒋分化瓦解，韩复榘、石友三临阵倒戈，致使战线崩溃。至10月豫西决战时，因后勤断绝、部众叛离惨败，被迫通电下野蛰居山西。冯虽公开失势，但仍可通过孙良诚、宋哲元等旧部维系势力。

中央执行委员 阎锡山，山西人，晋绥军领袖。他拥兵二十万精锐，控制晋冀绥察等地，构建“三省一晋”割据体系。政治上明面敷衍南京编遣政策，暗结冯玉祥、李宗仁组建反蒋联盟，以战略模糊保存实力。通过太原兵工厂实现军械自给，山西省银行垄断金融，形成独立军政体系，其“山西王国”模式为中原大战奠定军政基础。

中央执行委员 陈铭枢，广东人，粤军（陈铭枢派）头目。他于1929年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依托粤军第十一军旧部培植嫡系，主政时以“保境安民”巩固割据，通过省府掌控财税民政，并佛教纽带凝聚军官团。但受陈济棠军事挤压，实际控制权渐弱，被迫于次年交权。

中央执行委员 何成濬，湖北人，蒋介石核心幕僚。他自蒋桂战争后坐镇武汉兼掌湖北军政大权。借省府统摄长江中游财税命脉，构建中枢防务体系，更以纵横术策反冯阎部将，半年内整编二十万北方杂牌军，奠定中原大战决胜基础。

中央执行委员 赵戴文，山西人，阎锡山首席幕僚，身兼山西省主席与总参议要职，实质主导晋绥军政决策体系。

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张贞，福建人，闽军头目，方声涛旧部。他坐镇漳州，以"闽南王"身份周旋于宁粤之间，为中央牵制东南政局的关键力量。

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赵丕廉，山西人，晋绥系要员，执掌军政枢要。其以铁路权益质押引入外资扩充军备，借"保境安民"旗号统合晋商财力，构建起阎锡山逐鹿中原的军政-经济复合体系，成为晋系问鼎中央的战略支撑。

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鲁涤平，湖南人，湘军（谭延闿派）头目。他借势中央军支持执掌长沙财税命脉，以民团整编培植五万嫡系部队，借"湘人治湘"弥合谭派裂隙，并借蒋桂战争强化湘南防务布局，成为蒋介石制衡西南诸省的关键战略支点。

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鹿钟麟，河北人，西北军老五虎之一，冯玉祥重要助手。其扼守潼关掌控入陕通道，借冯玉祥离境整军之机强化陇海线防务布局，为维系西北军与中央博弈的战略纽带。

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黄实，云南人，滇军（朱培德派）将领。他脱离一线军职（原第三军参谋长），转型掌控江西财税调配权，直接影响对苏区“围剿”的经费支持。

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陈策，广东（今属海南）人，粤系海军首领。他依托黄埔海军学校背景与粤系人脉，通过支持南京政府巩固华南海疆控制权，凭借舰队实力和要塞防御体系，成为蒋介石制约两广势力的战略支点。

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陈济棠，广东（今属）人，粤军（陈济棠派）头目。他实际掌握粤军主力，通过控制税收、整编部队逐步架空李济深旧部，主导粤省防务体系。虽名义隶属中央，但已形成独立治军体系。

地方实力派当选第三届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含候补）基本情况

中央候补监察委员 商震，河北（原籍浙江）人，晋绥军头目，北洋军陆建章旧部。他实际控制河北南部及平津卫戍区，控制京汉铁路北段税源，为晋系问鼎中原的前沿力量。

中央候补监察委员 陈嘉佑，湖南人，湘军（谭延闿派）头目。他扼守湘粤要冲，掌握粤汉铁路耒宜段关税，通过整合民团、溃兵拥兵2.5万。作为谭系唯一跨省武装，他被南京政府倚为"湘粤互锁、牵制桂系"的战略枢纽。

中央候补监察委员 林云陔，广东人，他以广东省府主席兼财长身份全面掌控民政财税体系。其主导的财税改革裁撤厘卡、建立统一金库制度，使粤省年财政收入激增40%，为陈济棠"南天王"割据提供财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