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刚同时，内循环改革突然大提速

随着中国的硬刚和特朗普的反复无常，全球贸易战又来到了熟悉的中美对决版。

4月9日，中国宣布反制措施，对所有美国商品再加50％关税，加征税率提高到84％。

4月10日凌晨，特朗普宣布将对华关税提高到125%，他同时暂停对其他国家对等关税90天。

虽说硬刚是一种策略，双方大概率还是要谈的，就此完全脱钩不现实，但这已足以敲响警钟：

2020年重磅抛出的内循环，该有动真格的配套改革大动作了。

2020年5月14日，高层会议首次提出，旨在通过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当时的特殊之处在于，突发的疫情导致部分供应链瘫痪以及整体外贸下滑。

从近几年宏观经济数据看，2020年消费对GDP增长贡献率达到一个高峰，为54.3％，成为经济稳定运行的压舱石。

要知道，2011-2019年，我国的消费对GDP增长贡献率平均为53.4%。

到了2024年，由于外贸的高光表现，消费对GDP贡献率降为44.5%。

也就是说，这几年，中国扩内需这步棋，体现在数据层面，反而还倒退了。

眼下，扩内需更是面临重重困难。

今时今日与2020年当时受疫情影响靠内需拉动经济的大环境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2020年，大部分普通人对未来发展依然充满信心，人口危机还没有显现，而且那时候无论地方政府还是普通老百姓都还没有这么高的杠杆。

但当下，无论是个人还是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可供腾挪的空间已经十分有限。

说了这么多背景，是想说，在美国发起史无前例的贸易战、对华关税突然提高到54%（在中国反制后提高到104%、后又被懂王单方面提高到125%）之下，所有专家学者的建议都是“中国14亿人口大市场是个绝对优势。”

但现实的问题是，由于社会保障、分配机制和产权改革等议题并没有跟上，14亿人口大市场并没有完全发挥出应有的潜力。

也因此，关税反而已不重要，当下最紧要的议题就是：

如何通过货币、财政等政策工具发力，先让国内大循环流畅地运转起来。

4月9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

张斌、李迅雷、沈建光等3位经济学家和万敏、郑津、彭志辉、王钻等4位来自不同领域的企业家先后发言。

这其中，3位专家基本都是研究如何扩内需、提振消费，4位企业家则分别是港口航线、企业出海、科技创新、跨境电商等领域的代表，都是当下避不开的热点。

根据通稿内容，接下来要实施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靠前发力推动既定政策尽快落地见效，根据形势需要及时推出新的增量政策，以有力有效的政策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同时再次强调：

要做大做强国内大循环，把扩大内需作为长期战略，加大力度稳就业促增收，在抓好消费品以旧换新的同时加快释放服务消费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以高质量供给引领需求、创造需求。

但这只是第一步。

在此基础上，进而通过一系列的社会保障、分配机制、产权制度等改革，让市场主体真正敢投资、让老百姓真正敢消费，让14亿人口大市场成为全球最具活力的大市场。

说到底，改革的目标还是让市场主体和老百姓对未来有预期、有信心。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例子，看看当前内循环的堵点在哪里？

假如今年10月，中国消费者想买一款跟IPhone17性能一样的手机，但由于各种突发状况，IPhone17没法在中国正常流通，这时候需要中国企业提供高质量的供给，显然这是最考验中国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和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

这也是中国此前一直发力的重点。

现在看，随着华为等在手机供应链领域的突破，加上DeepSeek、宇树科技等在全球科技圈掀起的浪潮，中国不仅基本实现了对卡脖子和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克，还走出了一条自身特色的前沿性、颠覆性技术研发之路。

也就是说：

中国新型举国体制下的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可以为内循环提供高质量供给。

再回到前面的例子，现在跟IPhone17性能一样的“手机”有了（高质量供给），但为何消费仍然不足呢？

很简单，老百姓手里没钱。

老百姓手里为何没钱呢？

其实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早就说了，消费不足的原因是“分配不均导致的消费不均”。

这种引起消费不足的因素在经济学理论中依然存在，即由于收入差距过大，导致的总体消费水平较低的现象，使得无法消费完所生产的产品，产品存在相对过剩。

这就涉及到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包括持续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和产权制度。

比如，通过一系列兜底改革来让老百姓敢于消费，让居民收入增长要有预期，对未来发展有信心，教育医疗等民生有保障。

当然还有更多涉及到优化税收结构与城乡二元结构等深层次的改革议题。

只有市场主体和老百姓对未来有预期、有信心，14亿人口的大市场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绝对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