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抗争：中国抵制日货运动的历史脉络与深刻启示

“林小姐的一双手在那堆衣服里抓捞了一会儿，就呆呆地站在床前出神。这许多衣服和杂用品越看越可爱，却又越看越像是东洋货呢！全都不能穿了吗？她爱这些东洋货，她又恨那些东洋人。”

茅盾在1932年创作的小说《林家铺子》中的这一场景，生动刻画了普通中国人在抵制日货运动中的复杂心态。这种民族情感与经济现实之间的交织，贯穿了中国近代以来抵制日货运动的整个历史脉络。

一、历史溯源，抵制运动的早期形态

近代中国的抵货运动最初是作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武器出现的。早在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广东人民因反对英国人入侵广州而掀起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抵制洋货运动——抵制英货运动。

抵货运动在旧中国特定历史背景下产生，当时帝国主义横行，而反动政府却屈辱忍让，无力抗争。人民大众只能通过拒买、拒卖和拒运各该国产品的方式，表达对侵略的反抗。

进入二十世纪，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紧，抵制外货作为一种群众性的爱国运动频繁出现。1905年，由于美国统治阶级歧视华工、虐待华侨，上海、广州、天津等城市爆发了大规模的抵制美货运动，拉开了20世纪中国抵制外货运动的序幕。

中国近代第一次抵制日货运动发生在1908年。直接导火索是日本轮船“二辰丸”号在澳门附近的中国领海进行军火走私活动，被广东水师查扣。

日本政府却反而指责中国“侵犯日本利益”，侮辱日本国旗，向清政府提出五项无理要求，包括放回船只、罚办中国军官、鸣炮道歉、赔偿损失等。软弱无能的清政府全盘接受了这些要求。

消息传到广州，民众无比激愤。1908年3月18日，几千群众聚集在两广总督衙门请愿。粤商自治会召集万人大会，决定将3月19日定为国耻纪念日，并发起抵制日货运动。

二、浪潮汹涌，五四运动前后的抵制日货风潮

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提出妄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中国人民愤怒异常。当年3月25日，上海各界通过抵制日货的决议。4月间，抵制运动在长江沿岸各埠开展，随即遍及全中国。

北洋军阀政府下令劝阻抵制运动，反而激起民众更大愤慨，使抵制日货在许多地区更加深入地进行。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开展的抵制日货运动，其规模、范围和持续时间都超过了以往。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特别是日本企图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引发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

在济南，五四运动的消息5月5日早晨传到后，各校立即响应，纷纷组织学生会，选出学生会长率领学生集中西门大街，分赴商埠、城郊，进行讲演，抵制日货，不坐日本人霸占的胶济路火车。

学生们的爱国行动得到社会各界支持。商家也踊跃参与，报馆不刊登日本人的广告、不代卖日本人的报纸，银行和钱庄不兑换日本人的货币。他们还成立“救国十人团”，采用滚雪球的方式将组织迅速扩展。

日本人对抵制行动恨之入骨。济南学生在胶济铁路火车站附近游行示威时，曾遭日本浪人袭击，4名学生被非法绑架到日本领事馆。在群众强烈抗议下，当局才被迫交涉释放学生。

抵货运动取得明显成效。据天津《益世报》转载日本《大阪每日新闻》消息，1919年5月的日本输华商品，较之平时减少30%。

日本学者佐野袈裟美在其著作中也承认，在五四运动持续的一年间，日本对华贸易受到很大损失，对华输入减少了40%以上。

三、全面抗战，经济抵抗与民族救亡

“九一八”事变后，抵制日货运动达到新的高潮。超过100个城市举行了万人聚会抗议活动。在上海、广州等地，抵制日货被严格实施，搬运和码头工人拒绝装卸日本货物。

《申报》当时报道称，“在上海买卖日本产品事实上已是不可能”。

天津商人宋则久的故事生动反映了当时民众的坚定态度。当有人发现他的商店卖的女大衣用了日本纽扣时，宋则久当夜查验所有女大衣，找到几件使用日本纽扣的后，立即开除主管，并公开登报向市民道歉。

这一时期，国民党政府也针对性地大幅提高日本进口商品的税率，棉库绸的税率提高800%，毛织品提高200%。在这个政策的影响下，短短半年内，日本相关商品的在华销售就降低了一半或三分之二。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抵制日货”运动，对民族工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帮助。中国和日本的纺织工业竞争激烈，抵制日本粗布降低了其和上海、江浙等地纱厂的竞争压力。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是另一个成功案例。它利用抵制日货的时机大打国货牌，获利丰厚，一度与英美烟草公司相抗衡。

四、当代风波，全球化时代的抵制行动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日经济关系日益紧密，抵制日货运动呈现出新的特点。

2005年，由于日本“入常”及教科书事件，抵制日货风潮再起。2010年，中日撞船事件再次引发了抵制日货风潮。2012年，钓鱼岛事件引发了一波大规模的“爱用国货、抵制美货”运动。

与历史上相比，当代的抵制日货运动呈现出短暂性、周期性的特点。正如外交学院教授周永生所说：“一阵风式的抵制日货行为，会让外国人觉着中国人是一盘散沙，缺乏强有力的反制和持续性。”

2012年的抵制日货运动对日本品牌造成了实际影响。日系乘用车在华销量9月份环比下降29.49%、同比下降40.82%。索尼、松下、东芝、三洋等家电品牌在华市场份额也出现下跌。

然而，与历史上不同的是，全球化背景下的中日经济已经深度交织。日本品牌受挫对中国也产生了两方面影响：一方面为欧美和自主品牌提供了机遇；另一方面则对中日合资企业、员工就业和政府税收产生了负面影响。

五、经济影响，抵制行动的双刃剑

抵制日货运动对中日经贸关系产生了复杂而深远的影响。从短期看，这些运动确实对日本经济造成了冲击，但长期来看，两国经贸关系的决定性因素仍然是各自的比较优势。

1999年5月，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引发了国内大规模反美民族主义抵制运动，当月中国从美国进口贸易总额15.5亿美元，较4月和3月均下降近2亿美元。

2005年5月，日本申请加入安理会和篡改历史教科书事件引发中国境内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和抵制日货运动，当月中国对日本出口贸易总额63.3亿美元，分别较4月和3月下降11.4亿美元和15.7亿美元。

这些数据表明，抵制运动会在短期内对双边贸易产生明显影响。但长期来看，两国经贸往来的决定性因素仍是资源、技术、资本、劳动力等方面的比较优势，这些因素具有长期稳定性。

中日争端也会导致日本企业做出一些趋势性、不可逆的应对，比如转移重要资源来源地、加强进口能源替代技术开发以及对外投资由中国向东南亚其他国家转移等。这些变化对中国的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可能形成长期不利影响。

六、民族情感，抵制背后的心理机制

抵制日货不仅是一种经济行为，更是一种民族情感的表达。近年来，由于历史原因和经济因素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抵制日货游行和反对日货示威行动在中国社会中越来越普遍。

这些行动的直接目的是呼吁公众尽可能避免购买日本制造的商品，同时也希望引起政府和企业的重视。而其背后的主要原因，则是日本在历史上给中国带来的创伤和阴影，以及日本目前一些政治和经济上的举动被视为挑衅和侮辱。

抵制日货游行和反对日货示威行动有利有弊。一方面，它们让人们的声音得到了有效的传播和表达，引起人们对日本历史问题、国家尊严以及民族自豪感等议题的关注。

另一方面，在影响中日经贸关系的同时，它可能导致经济合作的损失和贸易壁垒的升高。此外，如果行动不当，还会引起意想不到的暴力事件和社会混乱。

与韩国相比，中国在抵制日货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周永生教授观察到：“质量差不多的商品，如果在韩国，即使国货贵，韩国人也要买国货，除非外国货便宜太多；而在中国，即使外国货贵不少，中国人也会选择外国货，这牵扯到面子和虚荣心。”

截至2012年，日本对东盟的投资已达1.5万亿日元，是2010年的2.4倍。著名的日本便利店“全家”表示将在今后1年内控制在中国开店数量，并力争5年内在印度尼西亚开设500家店铺。

日本百货零售商高岛屋则计划到2016年度的5年内，对东南亚投资350亿日元，达到其计划对华投资的2倍以上。这些迹象显示，中日政治紧张的影响正加速日本投资从中国向东南亚转移。

回头看历史，从1908年广东商人第一次有组织地抵制日货，到今天全球化背景下的消费者选择，抵制已不仅仅是经济抗争，更成为一面镜子，映照出中华民族在走向复兴道路上的自信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