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5月，孔祥熙在向蒋的紧急报告中写道："华北走私，每周损失达二百万元之巨。若再不制止，三个月后政府将无钱发饷。"

孔祥熙

1935年华北事变后，国民政府对日态度由妥协退让转向日趋强硬，最终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这一转变，当然有张学良西安事变的促成，但综合看，也不全是偶然的政治抉择，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就是日本步步紧逼的经济侵略，已经触及了蒋政权生存底线。当妥协意味着经济崩溃，抵抗反而有一线生机时，蒋不得不战。

一、走私狂潮：财政命脉大出血

"部长，天津海关本周又短收了六十万！"海关监督气喘吁吁地闯进孔祥熙的办公室。这样的场景，在1936年春天的财政部几乎每天都在上演。

日本浪人手持武器，在冀东海岸公然组织走私船队。一包包白糖、人造丝、煤油从停泊在海岸线的日本船只上卸下，通过日军的"特殊通道"源源不断运往内地。曾经繁忙的天津海关，如今门可罗雀——合法商人根本无法与零关税的走私货竞争。

国民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严重依赖关税。然而，从1935年起，一场由日本策动、规模空前的走私狂潮，让这条财政生命线几近断裂。

日军通过《塘沽协定》，强行阻止中国海关在长城一线和冀东沿海缉私。1936年，日本更策划伪冀东当局出台所谓“查验费”制度，规定日货只需缴纳相当于中国关税四分之一的费用，即可“合法”进入中国。

走私规模之大，触目惊心：从1935年8月到1936年4月，仅从冀东运往天津的主要走私货物就有人造丝：89,617包，白糖：479,296包，卷烟纸：6,171包。白糖单日上岸量最高达3万包，足以堆满整个码头；人造丝多到让天津的纺织厂主跪地痛哭："这生意还怎么做？"走私卷烟纸让正规纸厂纷纷倒闭。

后果是灾难性的：1936年5月，天津海关在三周内就因走私损失关税600余万元。照此推算，全国每年关税损失将高达1亿元，这几乎占了国民政府全年关税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孔祥熙曾哀叹：“漏税损失，甚至每周有二百万元之多。”

这对蒋政权是致命一击。关税收入通常占其税收预算的一半以上。日本走私导致的关税损失，甚至超过了“九一八”丢掉整个东北带来的税收缺口。

二、白银危机：金融根基被掏空

"总裁，今天又有三家钱庄倒闭了。"中国银行总裁张嘉璈每天都要面对这样的坏消息。

在上海外滩，日本浪人公然开设"兑换所"，用贬值的纸币以12:100的比例强购银元。装满白银的卡车在日军保护下，大摇大摆地驶向港口。老百姓围在关闭的钱庄前痛哭失声，整个金融体系摇摇欲坠。华北地方当局报告：“近有日人在榆设机关四处，专为收买关内现洋…日朝人结伙公开私运，显系有组织之行为。”

张嘉璈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 本国产银量极少的日本，在1935年却向国际市场抛售了8560万盎司白银，其来源不言自明。
• 华北每月流失白银400万元，相当于一个小省的年收入；
• 孔祥熙哀叹："我们的血正在被抽干。"

这场由日本推波助澜的白银危机，直接掏空了中国的金融基础，迫使蒋政府不得不实行“法币改革”，进行最后一搏。

三、工矿掠夺：经济命脉被掐断

在河北的煤矿区，日本技工在中国矿主的注视下，强行接管矿井。"这是大日本帝国的财产！"他们挥舞着所谓的"合作协议"，身后是全副武装的日本兵。

日本对华北的经济侵略是系统性的，旨在建立一个脱离南京政府的“日满华经济圈”。

触目惊心的产业沦陷：

矿业：至1936年底，日本在华北的矿业投资已达3484.6万美元，超过英国。在多数合资矿业中，日资占比高达70%以上，如山东的鲁大等五矿，日资占比72.6%。一位山东矿主在日记中写道："日本人用枪指着我的头，要我签下转让协议。二十年的家业，就这样没了。"

纺织业：到1937年初，天津的日资纱厂已有10家，而华资仅剩5家。在青岛，华资纺织企业几乎无立足之地。

铁路：日本通过贷款等方式渗透控制华北铁路网，至1936年底，对平汉、津浦等线的贷款已达8733.25万元，完全控制了交通命脉。

日本成立的“兴中公司”，在关东军支持下，资本在10个月内从1000万暴增至1亿元，像一只巨大的触手，伸向华北的每一个经济角落。

四、货币战争：金融主权遭侵犯

"委座，河北省银行开始自行发钞了！"1936年5月，这个消息让蒋勃然大怒。

1935年11月3日晚，蒋介石终于批准实施法币改革。然而第二天，日本驻华大使就公开宣称："绝不承认中国的币制改革！"公然表示阻挠。在华日资银行和厂商集体拒绝交出存银兑换法币。更严重的是，关东军和华北日军直接谋划在华北建立“自主”的货币体系，企图从金融上分裂中国。

1936年5月，在日本压力下，河北省银行在法币之外另行发钞。这意味着国民政府失去了对华北的金融控制权，其金融统制政策遭到重创。法币在华北发行额仅增长58%，而伪河北银行券暴增350%。

北平街头，出现了奇怪的一幕：商家要准备三种钞票——法币、河北券，还有日本军票。老百姓拿着不断贬值的纸币，欲哭无泪。

孔祥熙在给蒋介石的密报中警告："若放任不管，半年后华北将无我金融立足之地。"

五、税收截留：财政源泉被切断

"委员长，这是华北本月的税款清单......又短收了八百万元。"财政部官员的声音越来越低。

蒋沉默地看着报表。

日本策动华北“自治”后，直接威胁到国民政府在该地区的各项财政收入，华北税收从月入千万元骤降至不足百万。伪冀东当局自行接管了关税、盐税、田赋，并扣截铁路收入，冀察政务委员会也以各种借口拖延解款。

华北对南京政府而言，是一头至关重要的“现金牛”。国民政府每年从华北征得的税收约1.3亿元，扣除在华北的支出后，仍有高达5650万元的财政净收入。一旦失去华北，这笔巨款将荡然无存。

同时，华北的矿产资源、铁路收益，也都是国民政府无法舍弃的经济命脉。日本提出的“华北经济提携”方案，意图绕过南京，全面控制华北经济，这被国民政府内部一致视为“避名取实之手段”，决不可接受。

在一次高层会议上，蒋终于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我们现在是在为经济生存而战！"

忍无可忍，退无可退

蒋试图妥协，签订了《塘沽协定》，发布了“敦睦邦交令”。但他发现，每一次退让，换来的都是日本更加贪婪的经济掠夺。

当日本的走私击溃了它的关税，白银抢夺动摇了它的金融，经济渗透控制了它的实业，货币分裂威胁了它的主权，税收截断掐住了它的咽喉——蒋政权的统治基础已经岌岌可危。

1937年初的一个深夜，蒋在日记中写道："日本欲置我于死地，不仅在军事，更在经济。今海关被夺，银根被抽，税源被断，若再退让，三月之内政府必垮。"

数据显示，日本的经济侵略已使国民政府：

• 年损失关税1亿元；
• 流失白银价值数千万元；
• 丧失华北年净收入5650万元；
• 工矿损失难以估量。

继续妥协，意味着在经济上慢性自杀，政权将因财政崩溃而从内部瓦解。奋起抵抗，尚有一线生机。正是在这样的绝境下，经济上的无法忍受，再加上西安事变的强刺激，最终转化为了军事上的坚决抵抗。当蒋介石最终在庐山发表"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的抗战宣言时，他背后是已经被逼到绝境的国家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