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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赫海

编辑|赫海

《——【·前言·】——》

吴石案在台湾政局中极具震撼力。他曾是蒋系体制中的高层，却被控“叛变”“通敌”处决。

与其同窗、同事、老交情深厚的陈诚，为何在这起案子中没有为吴石出面救援，却公然甚至保护其夫人和子女？在蒋介石政权的高压政治结构下，陈诚究竟在怕什么？

从战场到信仰的裂痕

吴石和陈诚，结识于军校，结义于战火，最终却站在了生与死的对立面。吴石早年就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以战术理论功底扎实、学习能力出众而在校内享有极高声望。其作业方案甚至被编印成教材。那时的陈诚，年纪尚轻，对这位“学霸学长”极为敬仰。

吴石从军之初曾任教职，也参与战役实际指挥。南昌战役时期，他以警卫连强行突入火线，将重病中的陈诚背出火场。此役过后，两人的交情由同门情谊升格为生死之交。日后在北伐与抗战岁月中，虽各掌不同体系，往来却未曾中断。

抗战期间，吴石主管军情系统，陈诚则在战区担任高阶指挥官。武汉会战时，吴石所掌握的前线情报，多次成为陈诚制定兵力部署和防线策略的关键参考。两人虽不处同一战场，却始终保有战术协同的默契。

抗战胜利后，吴石任职国防部参谋次长，被视为国民党军事情报系统中坚人物。彼时的陈诚已稳坐蒋介石核心班底，兼具军政大权。

两人此时的世界观已悄然分裂。吴石亲历前线与后方官僚体系的腐败，频繁在内部信件中流露出对体制的不满。在旧部与朋友的影响下，逐步靠拢共产党情报系统。

当时的国共谈判破裂、战事再起。吴石选择继续留在台湾，以高官身份为掩护，秘密为中共情报系统提供军事布防、部队调动等关键信息，成为中共在台工作的重要一环。

多年后，有资料披露，解放军攻占厦门、福州、海南时，吴石所传递的情报发挥了关键作用。

从1949年后陈诚的态度看，至少在吴石被捕前，二人尚有信函往来。即使政治立场已然分裂，这段交情并未完全断裂。

蒋介石的“红线”与沉默的陈诚

1950年初，台湾当局破获地下党情报系统，吴石成为被重点盯防的对象。

不久之后，其身份败露，被情报局长谷正文主导逮捕。此案在岛内震动极大。吴石职级高、资历深，且长期与蒋介石本人关系密切，此前多次参与高层军事会议，甚至曾单独进出蒋官邸。

审讯一开始，即被列为“重大通共要犯”。当局展开连坐式打击，迅速逮捕其亲属与牵连人士。其夫人王碧奎因与中共特工朱枫有接触，亦被捕入狱。初审阶段，军法系统有主张从轻处理之声，提出“重判但不必立即处死”的建议。然而此举直接触怒蒋介石，三位相关官员当即被撤职。

蒋介石明言，吴石之死，必须立威，“不杀不足以整军心”。台海初定，军方内部不稳，各派系倾轧，恰需一桩高层“叛乱”案来确立规矩。在这一氛围下，吴石案成为蒋介石刻意定调的政治标杆。

陈诚此时担任“行政院长”与“台湾防务最高统筹官”，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理论上对军法系统有强大干预力。但在整个案情过程中，陈诚未有公开发声，也未在军事系统施加干预。即便是老友生死关头，他依旧保持沉默。

台媒后续披露，陈诚并非毫无情绪反应。据回忆录记载，吴石遇害后，陈诚于日记中写下“念及旧谊，不禁欷歔”。然而仅此而已，他未曾越雷池一步。多位研究者将此解读为国民党高层在“情感”与“政治安全”之间的割裂表现。在陈诚看来，一旦为吴石开口，极可能被怀疑“包庇通共”，影响在蒋介石面前的信任基础。

吴石执行枪决之后，陈诚唯一的行动，是暗中照顾其家人。他在审阅案卷时，提出“体恤遗孀”，以“无确证、妇人无知”为由，将王碧奎原本九年的刑期逐步削减至七个月，最终成功使其于1950年秋季提前获释。

陈诚还安排了住所与生活费来源，并协调保密局停止对其长时间的跟踪监视。吴石去世后，两个年幼的孩子一度流落街头，不久即有人主动为其联系学校、安顿食宿。多年之后，吴石之子才从间接渠道得知，这些“照顾者”皆与陈诚密切相关。

陈诚在整个援助过程中，从未以个人身份露面，均通过副官、朋友或不具名人士出面。其子女入学、生活补助、出国手续，均以“陈明德”的身份处理，而“陈明德”正是陈诚长期使用的化名之一。

陈诚的选择，是一个深陷体制中的高层官员典型处境。他理解政治红线不能触碰，也无法挽回老友的命运，却又不忍见其家人受尽颠沛流离，只能在灰色地带中，以隐秘方式延续一丝个人情谊。

蒋介石亲定红线与司法压制

吴石案在台湾的展开，不是一个普通的刑事案件，而是一场政治与情报系统的震荡。蔡孝乾案是导火索。1950年初，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被国民党保密局逮捕。其供出与吴石、朱谌之的联系线索，成为撬开整个谍报网络的关键。

朱谌之在供词中交代和吴石的联络细节、通行证使用、情报交接等，成为定罪的重要依据。随后保密局展开外围：首先传讯吴石夫人王碧奎与副官聂曦，3月1日晚正式逮捕吴石、聂曦、朱谌之、陈宝仓等人。蒋介石在2月27日备忘中写道“令即逮捕”，足见其对案件的高度关注与指令层介入。

审判过程几近封闭。高等军法会在1950年5月30日作出判决，涉及吴石、朱谌之、聂曦、陈宝仓等六人死刑。6月10日在台北马场町刑场执行枪决。

这期间，审判官若有试图提出从轻、为被告说情的动议，即被蒋直接斥责甚至革除职务。蒋介石公开宣布，审判不可为罪犯说情。三位审判官因有此动议被革职。司法与蒋高层的红线制度已形成。

蒋当年考察吴石前途时，曾派人询问福建绥靖时期是否有厌战言论。吴石确曾对战争消耗发表过牢骚，但蒋认为他“技术型人才、无野心、无帮派”是可接受选择。吴石被调为参谋次长，也是蒋方中枢权衡之一。周至柔是陈诚系“土木系”成员，蒋意图用吴石在中间力量平衡陈诚势力。

这种微妙的政治平衡，在吴石案发后彻底粉碎。蒋介石日记里明确称案子“殊为寒心”，再无疑义地将其定为国家安全案。司法各种程序通令必须快速处置，不容拖延。吴石案甚至被蒋亲自监督。蒋在案发前后安排毛人凤向他汇报现场侦查情况。判决、逮捕时间节点，都在蒋高度掌控之下。

在审判前夕、审判中，三位审判官如蒋鼎文、韩德勤、刘咏尧若提出宽容、缓刑或不处死选项，均遭蒋斥责。当时蒋下令，若有人在审判中“为其说情”，就革其职务。由此可见，在蒋介石体制下，吴石案成为一座界碑：无论身份多高，若被定性为通共者，都不得获怜悯。

陈诚的隐秘救助与界限挣扎

蒋介石的红线高筑，司法体系被制度锁死。陈诚救吴石在本质上已无可能。但他没有放弃旧友情，在制度边缘尝试挽救吴家。

王碧奎案是重点。她因与朱谌之及吴石有接触被捕，最初被判处九年监禁。陈诚在审阅案卷时特别提出“体恤遗孀”“无明确证据”“妇人无知”等理由，促使她刑期多次减缓、变更。审判机关最终把刑期缩短，王碧奎在1950年9月获释。获释后她被安排住处，保留部分存款，并减弱保密机关对她的监控，使其得以维持生活。

在吴石的子女方面，救助尤为隐蔽但持续多年。吴石就义时女儿吴学成约 16 岁，儿子吴健成仅 7 岁，姐弟俩一度流落街头。稍后，有人替他们办理入学手续、提供学费、衣物、住宿。

多年以后，吴健成在回忆录中写道：“母亲出狱后有人悄悄送来生活用品”；他还曾收到写有“陈明德”名称的录取通知书。据公开报道，“陈明德”即为陈诚化名。由此看来，陈诚以隐名方式为吴家子女安排升学与资助。

在救助方式上，陈诚极少以真名出现。他主要透过副官或朋友出面操作，而自己保持低调、不公开认领。这种匿名或代号式操作，降低了其救助行为被定性为“为通共者说情”的风险。救助虽有代价，但政治曝光的成本远大于这些代价。

救助的界限很清醒：这些援助局限在家属照顾、生活支援、入学安排等外围事务，绝不触及审判程序本身、绝不干预死刑判决、绝不公开要求撤销判决。正是这一界限，使陈诚既能表达部分私人情义，又不至于越界。

陈诚此种做法并不是典型的“见死不救”，而是权力结构下的一种折中：他看清审判体系已经钉死，自己无法干预核心，只能在余地之内为故人家属留下些许温度。这种行为虽被后人争议，但在高度政治压制体制中，可能是他能做的最大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