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南生这个人，提起他，很多人会想到中国改革开放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他是广东汕头人，生于1922年，从小在那个繁华的商埠长大，后来投身革命，扛过枪，打过仗，经历过无数生死考验。

1979年，他以广东省委书记的身份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汕头，却被眼前的景象震惊得说不出话来。曾经的小香港，如今破败得像个废弃的村子，他心里五味杂陈，甚至悲从中来，忍不住感慨：“当年豁着性命闹革命，换来却是这样。”

这次回乡的经历，直接点燃了他推动改革的决心，也促成了中国经济特区的诞生。

从革命者到改革者：吴南生的前半生

1922年他出生在汕头，那时候的汕头可不是一般的热闹。作为潮汕地区的核心城市，汕头靠着韩江、榕江、练江三江汇流入海的地理优势，早就成了商贸重镇。

清朝时，这里是对外贸易的港口，码头边商船来来往往，街上商贾云集，连舞厅的灯光都彻夜不熄，被人称为“小香港”。吴南生小时候，家里条件不算差，耳濡目染的都是这种繁华景象。

1936年，14岁的吴南生投身革命，第二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年头，年轻人闹革命可不是说着玩的，日本鬼子打进来，国破家亡，他跟着队伍扛枪上阵，参加抗日战争。

后来又打了解放战争，1944年还被派到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算是接受了系统的革命教育。抗战胜利后，他从延安去了东北，1949年随军南下，解放了广东。

之后，他在江西南昌当过副市长，又回到汕头，担任过市委副书记和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他没少吃苦，也没少流汗，为新中国成立立下了汗马功劳。

到了1979年，吴南生已经是广东省委的高级干部，时任省委书记。这一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开完，全国上下都在琢磨怎么搞经济建设，他被派回汕头传达会议精神。

按理说，回家乡应该是个高兴事儿，可他万万没想到，这趟回乡之旅会让他既震惊又心痛。

1979年的汕头：从繁华到破败

1979年1月，吴南生带着任务回到汕头。他一脚踏进城里，差点没认出来这是自己长大的地方。街道上，路坑坑洼洼，积满了脏水，行人走路都得小心翼翼，不然一脚下去就是一身泥。

路边的房子老得不成样子，墙皮掉得露出里面的砖头，窗户框锈得快散架，感觉一阵风就能吹倒。空气里一股臭味，尘土混着下水道的味道，熏得人喘不过气。公共设施更别提了，电灯三天两头不亮，电话基本不通，停电是家常便饭，晚上黑灯瞎火，连个路都看不清。

更糟的是城市卫生，垃圾堆得到处都是，自来水管老化得没法用，下水道堵得污水横流，有些地方甚至有人直接把粪便倒街上，臭得让人想吐。

吴南生住进招待所，房间里没电，只能点蜡烛，地上还有污水流过，墙角全是脏污。他一夜没睡好，满脑子都是小时候的汕头和现在的对比。

他记忆里的汕头，完全不是这副模样。早年间，汕头可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站。唐朝时，这儿就是商船的始发港，宋朝时，潮汕的瓷器从这里卖到印度、埃及、波斯甚至西班牙。

到了清朝，汕头开埠，成了对外贸易的大港口，码头上一片喧嚣，商铺林立，经济发达得不得了。解放前，汕头还是华侨出海的跳板，侨汇源源不断流进来，养活了一片繁荣。

可解放后，尤其是特殊时期那十年，汕头经济一落千丈，城市建设停滞，群众生活苦不堪言，昔日的荣光早就没了影儿。

吴南生看着这一切，心里不是滋味。他跟当地干部算了一笔账：汕头全市人口上百万，可经济产值低得可怜，工业几乎为零，农业也撑不起大局，群众连温饱都成问题。

他忍不住问自己，也问身边的人：“我们当年拼了命闹革命，就是为了让家乡变成这样？”这不是抱怨，是真真切切的失望和愤怒。

从悲愤到行动：改革的火种

吴南生不是光会感慨的人，他是个实干家。看到汕头的惨状，他心里憋着一股劲儿，觉得不能再这么下去了。

1979年那会儿，中国刚开始改革开放，经济濒临崩溃，广东作为沿海省份，离香港近，条件好，正好是试水的好地方。吴南生琢磨着，要救汕头，得打破计划经济的框框，学学外面的路子，用外资，用市场，把经济搞活。

他想起以前海外朋友说过的话：你们能不能搞个像台湾那样的出口加工区，或者像自由港那样的地方？如果敢干，肯定见效快。吴南生觉得这话有道理。

当时他感冒发烧，可还是撑着写了一封1300字的电报发给广东省委，讲了汕头的现状和他的想法。他建议在汕头划一块地，彻底放开政策，吸引外资，搞活经济，把群众的生活拉回正轨。

回到广州后，他在省委常委会上又把这事儿提了一遍。他说：“国家经济都快不行了，咱们广东得先走一步。在汕头划块地试试，用优惠政策把外资拉进来，把国外的好东西弄过来。”他还拍了胸脯：“要是出了问题，要杀头就杀我！”

经济特区的艰难起步

吴南生的建议不是空想，广东省委挺支持。1979年3月，省委把这个想法报给了中央。4月，中央在北京开工作会议，广东提出在深圳、珠海、汕头设经济特区，中央领导听了觉得可行，让广东先试试看。

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设立经济特区。吴南生被任命为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负责筹建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特区。

这活儿可不好干。国内很多人不理解，觉得搞特区是走资本主义路，意识形态上过不去。有些老同志直接反对，说这是在搞“殖民经济”。还有海外商人，怀疑中国政策不稳定，怕投了钱收不回来。

吴南生顶着压力，一步步往前推。在深圳，他牵头弄出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这是中国第一部关于经济特区的法规，算是给特区定了规矩。

他还推动了蛇口工业区的建设，蛇口后来成了“特区中的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在汕头，他盯着基础设施重建，修路、建厂，还拉了不少侨资回来，慢慢让汕头有了起色。

当然，干这事儿也不是没争议。有人说他搞特区是“卖国”，还有人说他拿了好处，搞腐败。吴南生没辩解太多，他心里清楚，改革哪有不挨骂的，只要结果好就行。他顶住这些非议，硬是把特区搞起来了。

从破败到新生：特区的成就

几年下来，特区真干出了名堂。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变成了高楼林立的城市，工厂一家接一家开起来，港口又热闹了。汕头也慢慢找回了当年的感觉，侨资带回了资金和技术，街上又有了人气。

1984年，邓公去深圳、珠海看了看，直夸特区是“改革开放的伟大创举”，这算是给吴南生和他的团队打了强心针。

经济特区的成功，不光救了汕头，也给全国开了个好头。后来，特区的经验被推广到沿海城市，再后来全国都动起来了，中国经济这才有了腾飞的基础。吴南生因为这事儿，被人称为改革开放的探路者之一。

吴南生干完特区的事儿后，慢慢退了下来。晚年他回了广州，2018年4月10日去世，享年97岁。他的故事，不光是汕头的故事，也是中国从穷到富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