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境中矢志不渝终成史学大家

——浅析赵俪生先生的求学治学历程及教育启示

赵立斌

一、家境败落、磨炼稚心

民国六年（1917年）农历四月廿五日，古镇景芝东庄子村的一个草房里诞生了一个男婴，已生育四个女儿的主人赵录斌高兴之余给儿子起名甡，字俪生，以字行。赵俪生先生的《篱槿堂自述》（文中括号内容均引自自述，注1）记载了自己的身世，家族经商:“这个家族是做豆油和白干酒生意的大商人地主。他们在胶州麻湾包有据说300只南船，将大篓大篓的豆油和白干酒运往海州，甚至扬州。这自然要致富。”曾祖父赵鹤立:“从恩安县知县调镇南州知州，再调回昭通府知府，然后告老回家。”祖父赵尔瑨:“他考山东乡试，中试举人，进京当了一名内阁中书，长年在午门楼上缮写上谕、诏诰等文件。”父亲赵录斌:“他中了秀才，补了廪生，……很早就沾染了鸦片烟嗜好，生活日渐疏懒，当中学堂教习要按钟点上下班，他办不到，所以连中学堂教习的职业也维持不下去，就日渐穷途潦倒了。”家庭住房:“昭通公的老宅，一挂砖瓦，前后有月台，左右有厢房。可是父亲非要卖掉不可，新盖了这么一处土房，麻雀将房顶抽成洞，涝雨天外面大下、里面小下，记得小时经常拿洗脸铜盆接雨水，以免淋湿了被褥。”青岛谋生:“我们娘儿个滚着爬着好容易找到在铁路局作事的堂兄的家，在人家只有一间租房的家里，人家三口睡床上，我们五口在床下打地铺。而且我们到青岛一两个月，我们的父亲竟不曾来看望我们一次。”

《景芝赵氏家谱》和《清代朱卷集成》也佐证了先生的记述，东庄子村赵氏家族经过数十代的酿酒生意结合多种经营，至1861年，先生的高曾祖父赵百朋家族，成为拥数万亩粮田富甲一方的大地主商人，在景芝镇东庄子村建造了当地规模最大的清代高房四合院式村落，村里还建有徐世昌总统提名的学校和全省村级藏书规模最大图书馆“模鬯阁”。1867年捻军一支首领任柱和剿捻的直隶总督刘铭传的军队就先后进驻村里，指挥所都设在了先生的高祖厅房里。这个家族传到他的八个堂父辈们的时候，就有五人出国留学，没有相当的经济支撑是做不到的。

单看先生的家境就是另一种情形了，他的父亲虽是禀生学儒，却染上了鸦片，吸食成瘾无法工作，卖了高房卖光地，导致一贫如洗，一家人生活日渐困苦，只能靠母亲养蚕摷丝艰难维持生计。穷在闹市无人问，先生记述了在本村的学习生活经历中，遇到了入村小上学分到了女子班，三年后没能继续留校去了镇上缴费便宜的公立学校，自己带饭去学校受到族叔同学欺凌，母亲只身带着四个孩子投奔青岛堂哥家临走没一个近邻族人来送行。给这个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故乡没有温暖情感的记忆，这种儿童时期的特殊家境和经历，对于先生的性格骨风养成是有较大影响的，正如高昭一先生所说的“生就他的社会时代氛围”。

二、小学五年、天赋异禀

清政府于1905年颁布新学制，废除科举制，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新式学校教育，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教育，其学制模式基本与现代相同。赵先生经历了这四个学段的学习过程，《篱瑾堂自述》记述了所在学校班级的概况，教师授课的情景，学生听课的氛围，课堂师生的互动，同学之间的关系，学习目标的确立，应考考试的心得，瘸腿弱课的追补，学校内外的聚会、学会团体的组建，刊物文章的组稿，英语书籍的翻译，学术论文的撰写等内容。本真自白，生动形象，说论结合，是一部窥探民国时期学校教育的“活样本”，无论从哪个层面来分析都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和研究价值。

先生6岁入村小学习3年，年龄最小，考试第一，小有名气。跳级去了镇高小学习2年成绩优异。究其原因不外是内外两个方面。内因是天资聪颖，父母遗传。其祖父、外祖父均为当地的举人名仕，父亲幼年本村学馆学习拔尖，受到馆师欣赏并把女儿送嫁与他。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智力由三种能力组成：短期记忆力、推理能力和语言能力。法国心理学家比奈（Alfred Binet，1857年－1911年）和他的学生编制了世界上第一套智力量表，根据这套智力量表将一般人的平均智商定为100，测验结果一般在85到115之间。现在生物学认为智力是受基因控制的可以遗传的，据此分析先生的幼年智力水平属于高值智商。究其外因是受到了家庭文化的熏陶，先生的祖父遗下了一大堆日记，记载与端午桥(方)、王廉生(懿荣)、吴清卿(大澄)等收购青铜器、金石、字画的过程，除记价款外，还偶尔拓下铭文，有鸟形、人形以及两只兽眼，在赵俪生幼小头脑中留下对文物的浓厚兴趣。父亲酷爱填词，他也观摩抄写。起决定性影响作用的是其母亲，先生孩提时代深夜起来隔窗目睹了冰地的天井里，小脚母亲牵着借来的驴被驴带倒的模糊背影，母亲一声不吭爬起来牵驴套上水磨磨糊滩煎饼，昼夜操劳养活着四个孩子。亲历了自己受到俏皮同学们的欺凌后母亲前去族辈家说理过程，苦熬到自己高小毕业后的寒冬腊月，母亲毅然锁门带着四个孩子赴青岛投亲讨生活，决定让姐姐们工厂打工供自己上学，力排父亲意见继续供读高中考大学，这位大字不识几个的家庭妇女的所做所为，桩桩件件的举措堪比“孟母三迁”。

先生对五年小学学习过程的印象记忆是“按时上学，按时上下班，不迟到不早退，在卷子上多得圈圈少得叉叉而已。其余时间就是玩，玩，玩，一玩到底”。“小学阶段是一个人不能不经历的阶段，不能超越的阶段，是打造最初基础的阶段，但也是一个令人回忆不起什么关键性变化的阶段”。这是对6-11岁的儿童身心发育期的真实生动写照，具有普遍性。

三、中学六年、矢志追补

1928年11岁的赵先生随母亲来到青岛后，进入青岛铁路中学初中读书，其家庭景况是三个姐姐去了工厂打工，随后租住在西镇的贫民窟里，一年后长姐因营养不良积劳成疾患病去世，另两个姐姐在英商英美烟草公司做工，为了年终奖金，发高烧都不请假。父亲因吸食鸦片身体每况愈下由母亲照顾，在他初中刚刚毕业就去世了。在姐姐们工资的支撑下得以上了六年学。初中时段走读上学，生活最为贫苦，吃的是从轮船上卸下来的一桶一桶的剩饭剩菜剩汤，以一大枚铜板一碗的最便宜的价钱买回家加热消毒后食用。已经懂事的他坚持周六周末的一天半以及节假日休息时间，到海边礁石上去打拾海蛎子，将其收获在街上叫卖，所得几角钱用于贴补家用或者购买练习本。高中阶段住校学习，家境开始略有好转。清贫的生活使得自己更加刻苦勤奋。

作为铁中的第一届学生，他的六年（1928-1934）求学过程亲历了学校由弱到强的变化，学校初创靠租赁场地房屋作为校园教室，初任校长能力有限，疏于管理，教师也是东拼西凑胡乱请来的，教学水平参差不齐，教学质量难以保证。初三下学期铁路局主管部门聘请了著名办学专家，原曲阜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校长宋还吾担任校长，“他带来了一大批受五四影响、具有新思想的老师”。当时杨振声任青岛大学校长，也有一大批具有新思想的教授。这样相邻的“大学中学，串连兼课，新风气一下子就捅开了”。到高中阶段的铁路局重视教育，在四方区的修建了符合当时教育教学要求的新校舍。临初中毕业，由学校组织的乘坐火车到省会济南旅游，进入高一，由青岛市长沈鸿烈的邀请的乘坐“海琛”号军舰到崂山旅游，给少年时代的他留下了美好印记，这说明学校重视了学生的课外实践活动。

在这个动荡的年代里，社会见闻同样经历不少。如1928年日本军队自海上登陆青岛，帐篷就扎在火车站前的广场里，占领胶济铁路线，借口北伐军进济南“保护侨民”制造了“五三惨案”，杀人放火之后，又回来乘军舰而去。日本人在甲午海战中俘获两艘我国军舰被改了装了换了名，游弋在青岛的海湾里。竟然邀学生们去参观，对于这种明目张胆的威慑，先生的心灵埋下了抗日的种子。1928年12月29日国民政府北伐后，五色旗换上青天白日旗，孙中山先生逝世时同学们臂带黑纱，手提花圈，口中唱着“我们总理，首创革命，革命血如花……”这样的歌曲。新政治文化气氛冲过来了弥漫着青岛，许多同学晚上不顾家人劝阻，去戏院观看田汉的《获虎之夜》剧目，“心扉被煽动得呼呼价响！”去书店里买来鲁迅的《呐喊》和《徬徨》的书，通读熟记，在下课的路途上像念台词一样边走边表演着赵太爷满脸溅沫、呵斥阿Q “你怎么配姓赵”。社会的变化时刻影响他们的成长。

少年时代的特点就是求知欲望和好奇心强，进入初三年级，在老师的指导帮助下，先生跟六名同学一起组织过一个少年文艺团体——“浪花”文艺社，人称谓“浪花七君子”。后来又出一副刊《浮世绘》，他和同学们在《胶济日报》上每周出半版文艺专版，有新诗、散文、杂文、短小说和短译文。通过学校组织的社团活动，提高了同学们的团队协作能力、组织管理能力、组稿审稿能力和个人写作能力，这是值得现代中学教育学校借鉴的。1931年冬，“浪花社”的丁原颐同学因共产党嫌疑被铁路局国民党部通缉，文艺社顾问国文老师孙绍梁突然找到我们，让即可去通知他使之逃脱了，解放后先生才知道两位都是共产党员。这段经历对身边的共产党有了初步感知。

现在来分析一下先生的学习了，初一初二因为师资原因课堂上没有学到多少东西，但是自己热心新文艺，终日读鲁迅的《呐喊》、《彷徨》，周作人的《雨天的书》、《自己的园地》、《泽泻集》以及《爱的教育》、《文章作法》等书，致使数学常不及格；经常做不正确答案被老师“站堂”。进入初三学习有了起色，初中毕业考试，名列第七，顺利升入高中。照说，考出这个成绩应该就很知足了，暑假期间父亲的去世门牌换上了他的名字，这位14岁的小家主意识到自己成了一家之主了，需要担当责任了，敏锐觉察到毕业考试数学只有45分，严重瘸腿！将是高中的学习障碍，更是三年后考大学的障碍，必须清除掉！好家伙，这个少年想到这里，突然跑到书店，利用自己的余钱一次买了十本很厚的练习簿和有关数学书籍，假期就开始了初中数学复习演算。进入高中后，上课集中精力听讲做好笔记，晚自习主动加大演算数学题量，“别人算30道题，我至少要90道题，算不完不睡觉。遇到难题，请教班上的数学尖子，再不然去找老师。这样坚持不到一年，立竿见影，我的数学分数上升到90以上，有时考100”。这种近似疯狂自发式的持续“追补”瘸腿弱科的方式方法，竟然是一位贫苦少年的创造发明！很值得当今的初高中偏科同学的学习借鉴。先生的这种“追补”发明，高中持续，大学持续，工作持续，持续终生。

进入高中阶段更是有了自己独到的想法和做法：“老师们说，我的《国文》学得可以，我的《英文》学得也可以，二者接合起来，不就是翻译吗？搞翻译，既可以考验一个人对外语作品理解的准确度、深度和精度，又可以锻炼一个人中文的表达能力；此外，借翻译，一个人还可以通晓若干异邦异国人们的心灵和才智。”其精辟见解可见一斑！为了使有关“翻译”的内容叙述得圆满，需要提前地涉及一些大学知识，就主动去附近大学图书馆借阅需要的许多英文报刊合订本，使得翻译素材的来源拓广了，对外文的理解和中文的表达能力提高了。用“冯夷”笔名，将译文投寄到《大公报》、《益世报》、《国闻周报》、《时事类编》报刊上去，发表后获得了稿酬，减轻了姐姐们的学费负担。

总结三年的高中学习，课堂听讲专注认真，早晚自习真格追补。节假日博览群书和译文历练，师生间不耻下问和虚心请教，同学间交流切磋和取长补短，从第一名同学哪里学得了“小纸条记要法”用之终生，使得知识不断积蓄，“学底”逐渐丰厚，对科学、对人文、对社会、对人际、对世界，眼界都在开拓之中。毕业会考试成绩优异获奖学金和考取名牌大学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四、大学三年、博学多才

1934年7月青岛铁路高中两个毕业班的近八十个人毕业生，大部分由铁路局安排工作了，报名考大学的只有二十几个，他们或者成绩优秀可以考取公费大学，或者家庭富裕拿得起学费。考生们组成团体赴京赶考，其数学老师借了母校北师大的一间大教室作为宿舍，打地铺节省了旅馆费用。大教室里的考生分两派，一派是终日坐在地铺上拿着大学历届考试题目苦苦揣摩的“沉潜派”， 一派是到处玩耍游览名胜的“高明派”。先生当属后者了，理由是“把脑子用得疲倦了，临场抓瞎还不如叫脑子清朗清朗，临场好用”。他先考北大再考清华，“清华试卷，无论文理，一律横行，自左而右，纸是洋纸，用钢笔书写。北大试卷，理科与清华同，文科用毛边纸，竖格，用毛笔小楷书写”。先生两校考试成绩都很优异，同时被录取，“我考北大考得很成功，列榜第8名，这是全国考试，这个名次很不容易了”。因为家庭困难，就选择去了有公费的清华大学外文系报到。

先生一进清华园就被那巍巍峨峨的大礼堂、图书馆、体育馆和科学馆所震撼；被那古香古色的工字厅和古月堂所仰止。接着到财务科缴费、教务处注册、校医院查体。最后一项是到体育馆去接受从美国传播过来的，由高一级学生对新生进行的一场“洋训化”。先是“钻枪洞”，那是用军训用教育步枪穿插起的一条三角洞，步枪上装有刺刀，钻洞人必须蜿蜒着躲过刺刀尖，匍匐出洞。然后是“端木盘”，木盘无边缘，上置一圆木球，地板上用白油漆画着像《解析几何》里高次方程的曲线，叫你沿着曲线走，盘子里的球不能滑落，假如滑落了，就命你重来。这样的程序共有五、六个，最后一个程序是让你躺到草垫子上，由四人将你抬起上下用力颠簸后一甩，再命你起来到桌子跟前执行“盖章”合格验收，用紫色印章印你的额头上，或者腮帮上、脖子上。先生是被印在“后脖子梗上了”，让人惊恐的“洋训化”过程才算结束了。

先生报考外语系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青岛家中的二姐已经出嫁，三姐继续做工维持着母女俩的青岛租房生话，根本无力继续支持他上大学了。当时清华也只是部分公费而已，真正完成学业每年也要需要上百银元，他高中阶段的翻译绝话就派上用场了，必须靠稿费维持学业，于是就拚命译东西。毕树棠先生怜才，给他提供了从图书馆西文部优先借书的方便，他从《莫斯科新闻报》、《国际文学》、美国《新群众》以及《伦敦水星》、《读者文摘》等英文刊物上翻译了一些文章，投寄《大公报》、《益世报》、《时事类编》上发表，有时一篇长文可以拿到近百元大洋，足够半年的伙食钱。后来翻译的视野日渐扩大，从英美作品到苏、俄、日作品，从文艺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科学。还学习做“索引”，博得张申府老师对赵俪生的赞赏。芦沟桥事件爆发前后，用一个暑假的功夫，一口气译完一部20万字的苏联小说《孤独》，将译稿挂号寄沈雁冰先生，可见其翻译著述水平已经相当的高了。先生凭借自身挣钱上大学，时至今日也是相当罕见的，这种自力更生的优秀品质是值得我们和大学生们学习和弘扬的！

清华大学的师资力量是全国拔尖首屈一指的。先生到了外语系学习后，却感觉学不到东西，有的老师照本学科了。这主要与先生的入学的英语水平有关，在高中阶段他就去了青岛的大学图书馆了借了许多大学英语书籍刊物，通读吃透后就马上通宵翻译，多次在名报名刊发表译文赚稿酬上学。试想，现在的英语本科毕业生甚至研究生又有几个能够达到这样的翻译发表水平呢？客观的说，他英语的实际水平在入学前就达到本科甚至研究生的水准，老师讲课是针对本科一年级的，不是针对他的，感觉吃不饱没新意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当然一本讲义吃几年的极个别情况也是有的，这些教师但也不会长久在讲台上的。

清华注重培养“通才”，当时一年级不分系。先生如鱼得水，他的《大一国文》教师是杨树达、《大一英文》教师是吴宓 、《哲学史》教师是冯友兰、《逻辑》教师是张申府，都是赫赫名流。还必修了《生物学》和《地质学》，旁听了史禄国的《人类学》和《古代人类学》。先生特别喜欢“真正讲出东西来的”闻一多老师。闻先生在所教的科目上拼命下功夫，做了许多蝇头细字的读书笔记，搞考据、搞训诂，有见解、有议论，“这些议论对我们学生来说，启发很大。于是，我们就一下子把闻先生爱上了，大家争着选修或者旁听他的课”。先是旁听了他的《诗经》、《楚辞》、《唐诗》课后，又选修了他的《中国古代神话》课，窥察学习他的讲课治学方法。1946年7 月闻一多先生惨遭特务杀害的噩耗相继传来，先生怀着无比激愤的心情，挑灯连夜赶写出《混着血丝的记忆——悼闻一多先生》，发表在当年上海《文艺复兴》刊物上，以示对暴行的抗议。先生晚年从事“先秦文化史”的治学研究，再次“受教”于闻先生的遗著，细细品读着老师的学术研法感觉实在是“太精湛了”，不仅感怀闻先生:“可惜死得太早，若是活个大寿数，他会写出惊动几个世纪的东西来。我既然受教于他，我就得立志，以期无愧于称做他的学生”。从这个老学生对逝去多年老师的肺腑言语中，对我们做老师的启示是教育教学研究永无止境永远在路上。

先生积极参加学术团体和进步活动。担任当时的清华文学会的主席，是《清华周刊》和《副刊》的编辑。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是清华方面学生负责人。在“一二•九”运动爆发以后，他参加全部运动的六次游行，身高超过一米八的赵俪生都在清华的游行队伍中掌旗。还参与过去南京的请愿。曾任教育部部长他的同学蒋南翔当时对他评价是：“我们看到你人很诚实，在与反动派的搏斗中表现英勇，这说明你革命热情很充沛。”由于活动多，一定程度上耽误了上课，有的任课老师课堂上见不到他，不理解也在清理之中了。先生顺应了当时的时代潮流，与“左联”和文学会的同学志士们一起，为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危机命运去呐喊。自己也进入了青年期旺盛写作的阶段，写了几篇创作小说，翻译了不少外国小说，特别是译了苏联中长篇小说《孤独》，明白了阶级分析法，为工作以后的史学研究做了铺垫。

五、三尺讲台，五绝教授

《篱瑾堂自述》介绍了先生比较复杂的工作单位和经历，大致三个阶段。1937年8月离校奔赴抗战第二战区，主要在山西夏县人民武装自卫队担任宣传工作，曾任教导员；1942年8月因病治愈应聘陕西的四处中学，从事八年的英语兼国文、历史的教学，兼职情报工作；1947年7月开始大学专职历史教学和学术研究的生涯，先后在河南大学任副教授1年，正定华北大学第四研究部历史研究员半年，济南市政府秘书处工作1年，中国科学院编译局担任院长学习小组组长半年，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教授半年，山东大学三级历史教授6年，兰州大学历史教授24年。1991年11 月先生74岁退休。兰州大学为他隆重地举行了“祝贺赵俪生教授从事学术60周年，从事教学54周年”纪念会，对先生所从事的教育和科研事业作出了充分的肯定。

一线教学54载，在我国的教育史也是不多见的，其授课水平如何呢？

他的兰大学生金雁说:“我们同学给他取过一个‘外号’叫:口才绝好、板书绝好、英语绝好、理论绝好、文献绝好的‘五绝教授’。每一黑板都是一件艺术品，有图有画有重点，专有名词、人名、地名、征引的文献、历史地理地形图，甚至有些人物肖像，讲到写到，常常是话音刚落粉笔头落地，几乎是同时完成，又快又好。我们看到这样的老师，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

他的山大学生赵淮青说“先生讲课的气势和激情，以及他雍容大度的风姿，确实是一门艺术，是难以企及的，应该总结出一本大书。”“除了历史系的课，还在“马列主义教研组”客串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马列主义史学名著选读和逻辑学。每一门课他都讲得引人入胜，上座率高到爆棚。没有座位的学生坐在窗台上，站在走廊上。”

他的同行历史学家王家范先生道：“解放前，中国高等学府历史课讲得最好的是钱穆，解放后，则首推赵俪生。”

他的领导，著名教育家江隆基，原北大校长时任任兰大校长曾亲自带领崔乃夫、丁桂林等副校长，连续听了先生两年的中国通史课，最后的给的评价是“听赵俪生上课是莫大的享受” 。

他的夫人高昭一先生说“每逢俪生上完三节课回家，即使隆冬季节，他的衬衣、衬裤都被汗水湿透了，可想而知到了一种什么程度”。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在家人的印象中，先生在讲课前都要闭门备课。每讲大课，“如临大敌”。在山大全国首次开讲《中国农民战争史》，校长要求半年开课，在保证正常上课的情况下，昼夜编写教材，浩繁的资料整理、摘录，历代农民战争地图的绘制，编辑历代农民战争年表，最重要的还是理论观点的提炼和建树。没有忘我的牺牲精神和强烈的工作激情，是无法完成任务的。先生虽然教课是富有经验的，但课前总是一丝不苟的再三备习，一定作到胸中有数。上课时他则以清晰的逻辑条理，用感情驱动着流畅风趣的语言，来诱导学生们对问题产生兴趣，直到深思。课一开出，就轰动了全校。

在兰大那个特殊年代里，校长顶着压力把他这个“右派”从农场劳动调回来，承担了基础课、专业课，从备课、到讲授、到辅导，全力以赴，忘我工作。每逢上课，教室里总是挤得满满的，学生们为了听课都预先去占座位，几乎所有的文科高年级大学生及新入校的文科研究生都来听课。这个接受“改造”先生，一心想着利用晚年不多的时间里，为国家多出一份力，多培养出几个专业学术人才。

先生高超的教学艺术源于五十多年的教育教学积累，1938年21岁就担任抗日培训班的老师，在备课的时候就特别注意把教材与学员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用通俗易懂方式来讲解，学员们听的明白，记得清楚，深受干部战士们的欢迎。八年中学的教学历练，工作量大，授课力强，成绩优异。三尺讲台终不悔，一代名师耀华夏。 先生的教材研究，备课方法，教学设计，课堂授课，板书版画，内容安排，层次逻辑，语言表达，课堂气氛，手势比喻，深入浅出，讲评结合，重点突出，难点突破，师生互动，授之以渔，观点启示，创造激发，作业课题，自习辅导，学情反馈，等等。有多个层面的教学方法和教学艺术需要我们做教师的去研究、去学习、去借鉴。

六、学术甲子，五朵有三

兰州大学认定先生从事学术研究60年是符合事实的，即从14岁初三成立“浪花文艺社”多次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开始算起，到74岁退休的时间段。有学者甚至认为，先生的研究一直到持续到91岁的生命终点，因为“脑子一直还好用”，从而完成了一位史学大家丰富多彩的学术人生。若从学术研究的内容上分析，学生阶段主要是文学和译文研究，中学教学阶段转向史学研究到终生，早年兼有马列唯物研究，暮年兼有哲学经济研究。主要学术成就是史学。

在1949年前后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新史学体系中，向达先生称当时的新史学为“五朵金花”，即史学界主要学术研究讨论五个课题:1.古史分期、2.农民战争、3.土地制度、4.民族关系与民族融合、5.资本主义萌芽。这五大问题先生对其中三朵“金花”都有很大贡献。对1.“古史分期”和社会性质讨论，是“魏晋封建论”一派的重要学者之一，其贡献在于对此说的理论基础，即马克思关于“古代东方”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思想所做的阐释和发挥。对2.农民战争史，学界公认为有筚路蓝缕之功，是这个领域的“拓荒者”。对3.土地制度史，建立了自己的研究体系。从中不难得出先生实属于贡献最大者之一，从而奠定了一代史学大家的历史地位。

若追溯先生的史学研究的轨迹，起始于清华期间闻一多先生交给的一个研究课题《上古帝王感生传说的分析》，撰写第一篇史学考据论文 (未发表)。在中学八年先生利用教课之暇，进行史学的学习、追补和和探索。赵俪生试写了一篇《清初山、陕学者交游事迹考》，1946年在《大公报·文史周刊》上刊出，主编胡适很欣赏这篇文章，来信加以鼓励，他就成名了。这是标记着先生的踏入了史学界的第一篇史学学术论文，继之又写了《王山史年谱》和《张蒿庵年谱》(未发表)。30岁的先生凭此研究被推荐进入河南大学教授《明清思想史》，嵇文甫先生给予了很多鼓励指导。一年后进入正定的华北大学第四部(研究部)当研究员期间，其撰写的《北魏史》等史学论文获得了艾思奇、何干二位史学家在理论辨析上指点，懂得了拿“史”和“论”相结合不可偏废。1949年在济南工作之暇，又去向故交（注2）原山东图书馆馆长王献唐先生殷勤请教。在多次言谈中领会了的清朝乾、嘉之学的成果，而且单纯领会不成，还要自己一一复查，把某版本、某笺注、某字句、某器铭款识，一一亲自核实。这一阶段，赵俪生对郭老《两周金文辞大系》一书用功甚勤，以《积古斋》、《奇觚室》、《攈古录》、《愙斋》诸器铭款志的诠释为辅佐，一器一器核读下去，收益匪浅。同时也泛览了章太炎、刘申叔二家之作，受到启发极大。这年10月在《新建设》上发表《论中国新史学的建设问题》，在史学界首次提出“马列主义原理与中国具体史料的结合，是中国新史学建设的必由之路”。先生自云“在开封感到自己的“宋学”(理学)水平有所提高；在正定感到自己的马列理论水平有所提高；在感到自己的“汉学”(文献、考据)水平有所提高”。

从1953年起，先生与夫人高昭一联袂从事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次年就出版了新中国第一部研究农民战争史的专着。以后又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是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开拓者。从探索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中国历史上的表现入手，赵俪生对中国土地制度史进行了全面独到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论文，出版了《中国土地制度史》研究专着，自成一家。晚年专攻先秦文化，探讨中国文化的源头，在个案研究（如顾炎武研究）和理论认识方面都堪称典范，在史学界颇有影响。2002年出版《赵俪生文集》（六卷本），2006年荣获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历史学一等奖。

先生常说的一句话是“大题目越做越小，小题目越做越大。”他主张思辨与考据结合，以思辨带动考据；主张学者应有较为宽广的知识面，成为综合性、贯通性的学者。理论思维见长，论着选题先进，富于现实性，见解精辟独到，论述文采飞扬。这些研究方法、思路和观点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

七、逆境笃学，骨风永存

人们自问世那天起，脚下就有了一条曲折、漫长的路。在这条人生路上，先生的从小就在家庭贫困的逆境中度过的，从初中懂事开始到大学帮助家里减轻学费负担，就学会了逆境生存方法技巧，锻炼了克服困难的意志品格，造就了自强不息、刚直不阿的风骨。解放前后，因为工作中“路见不平一声吼”山东大汉的性格，使得遭遇两次变更单位的逆境。1959年因为之前著述立说的学术观点与主流观点有些差异，遭遇了长达20年漫长的逆境。

面对逆境，怎么面对，如何生存？从高昭一先生和家人回忆录中，可窥见先生逆境笃学的点滴情景。

1960年被下放山丹县师大农场劳动，在饥饿煎熬中让他放马，无论放马途中还是夜卧地铺，枕边和手中总是拎一本《国语》或《左传》，以此‘疗饥’。岂不知这读书的两得，一是疗饥，二是补充精神食粮。农场同事用“太史公，牛马走”来形容他。下工后，他依然是小油灯下自读自乐，作了大量读书笔记。引起了工农兵学员的好奇和敬重，越来越多的学员拥向他的铺位，向他求学请教，每有问者，必滔滔授之。

这位耿直饱学贤良的学者，遭遇批斗的时候也得到了同学们理解和暗中帮助。“文革”伊始红卫兵小将们就以“兰大革命师生”名义把先生家的书橱、书架、画箱等全加上了封条作了护身符，使得书画完好保存。文革”期间，在批判斗争间歇，有人会悄悄地端来一杯水，有时甚至是一杯糖茶；同样五花大绑的绳子，他的却是虚绕着；几次最酷烈的武斗，在开打前总有人大声吼着，叫赵俪生这个老家伙滚蛋，驱逐出现场以避皮肉之苦。

1970年5月，53岁的先生遭遇学校军工宣队退职，并强行把户口迁往贵州女儿处。先生笃学的脾性又来了，决意追补《法语》。不觉两年时光，法语阅读力进步较大，先读《北京周报》法文版，再拿《北京周报》英文版对照，基本没有误差！

1972年9月，在家人的敦促和学生的指引下，父亲进京上访，接待站的人员甚为惊诧：一个有如此革命经历和如此学问的人，怎么会流落至此呢？因他的案例实属特殊，很快上报国务院，面呈周恩来总理。在周总理一揽子批文中，就有父亲必须复职的信函。于是，当年甘肃的最高领导冼恒汉在这个批件上加注了：“原单位、原职务、原工资……”等字样，才得以重返兰大。期间屡遭运动整，成了有名的“老运动员”，但也没把他那已成定局的脾性给改造过来。1978年先生恢复名誉。

逆境二十年，是先生四十岁到六十岁是人生的黄金期，是一个学人最有价值、最出成果的时间段，却因遭遇了历史上少有的几次“群众运动”而荒废了。在这千载难逢的境地中，对于一个史学家来说，加深了对人生的领悟、学术上的反思。锤炼了意志，磨砺了思想，积淀了学识，为六十岁以后的老年阶段产生的学术飞跃奠定了基础，学术思想进一步的深沉、稳健与长达九十一年的高寿。

人生最完美的结局，永远属于坚强者。固然逆境难脱，然意志克之，胸怀宽阔，笑对人生，风吹浪打，闲庭信步，经历风雨，方见彩虹，永远是人生的真谛。先生谈到自己经历时无感慨地说：“我一辈子的特点就是勤奋，是一个勤奋而又勤奋的人，因为我长期跟着共产党，所以一些老共产党对我都是很好的。”

“可杀方知是霸才，心高云汉舌风雷，可怜盛世存儒雅，好近班书酒一杯。”山东大学殷焕先教授赠给先生的这首诗，就是其一生的写照吧。

后语：2019年8月的暑假期间，笔者亲自去了一趟兰州大学族祖父赵俪生教授的宿舍故居拜访，受到了族姑作家赵絪姑的热情接待，当天就住在了姑家，老人已经73岁了，对我这位老家来的侄子，亲切倍至。一起拉起了家常，说道：“房子160平方，现在就自己居住着，你姑夫去世多年了，你表弟一家在四川工作，自己年纪大了，过些时日准备去四川与家人团聚，这里再好舍不得也要离开呀。在一个社区居住的还一位妹妹赵红，他们夫妇都是兰州大学的教授，也都70岁了，退休后你赵红姑照顾着身体欠佳的姑夫，明天我和她一起陪你去赵俪生故居去看看。”随后，说起了赵俪生教授夫妇的往事，语音优雅，娓娓道来，古今人文，受益匪浅。

笔者在赵俪生夫妇生前的卧室留影

第二天上午，赵絪姑邀请一位和我同龄的王教授开车拉着我们，一同来到了兰州大学，一起走进了的老专家楼的宿舍，沿途看到赵俪生路的标牌。进屋后看到厅房里摆放着赵俪生夫妇的照片的供位，老人去世后，我是第一位从老家来的族孙，立马下跪给族祖父母三叩首。

笔者同赵絪姑（中）和赵红姑在赵俪生故居合影

随后，两位姑给介绍说老人去世后，家人们都搬出去自己居住了，这里作为祭奠供奉和来拜访的场所了。随后介绍了房屋摆设的有关书画。王教授给我们姑侄拍了照片。

离开赵俪生故居时候，两位姑听说老家东庄子村要建立历史人文展室，就把一直跟随赵俪生五十余年的一对吃饭的景德镇碗和赵絪编著并签字的《孤灯下的记忆》书，一同捐赠，带回老家村展室的展柜中存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