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年，陈毅访问非洲，摩洛哥亲王喋喋不休，陈毅：我们有共同语言

1964年冬天，北京的风已经带着寒意，而几千公里之外的非洲大陆，却正迎来一轮政治上的热浪。殖民体系开始崩塌，一个个新兴国家走向独立，世界格局悄然发生变化。这一年，中国做出了一个颇具远见的决定：派出最高规格的代表团，亲自走进非洲，把“远方的朋友”变成“并肩的伙伴”。

当时的新中国，还很年轻。建国不过十五年，既要应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又要打破封锁、寻找出路。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周恩来、陈毅这两位共和国的重要领导人，一前一后踏上非洲大陆，展开了一次持续两个月的外交征程。这次出访，不只是礼节性的访问，而是一次深度接触、相互试探、彼此理解的过程，也是中国同非洲国家关系的一次关键起步。

有意思的是，这趟行程中，看似只是餐桌上的一段插曲——陈毅与摩洛哥一位年轻亲王的针锋相对，却非常生动地揭示了那个时代中国外交的底气与分寸。要理解那句“我们有共同语言”的分量，还得从这一年的国际形势和整段行程慢慢说起。

一、从肯尼亚到埃及：新中国第一次大步走进非洲

1964年12月9日，陈毅率先从昆明出发，乘机飞往非洲东部的内罗毕。当时的肯尼亚刚刚迎来独立一周年，独立气氛还很浓，街头的标语、广场上的旗帜，都在提醒人们：这个国家已不再是英帝国殖民地，而是一个真正的非洲国家。

12月10日上午，陈毅抵达内罗毕。当天，他就拜会了肯尼亚总理乔莫·肯雅塔。这位总理曾多次被殖民当局关押，如今成为新国家的象征人物。两人会面时气氛坦诚，不少细节在后来被回忆起：说到反对殖民统治，肯雅塔语速加快，陈毅则频频点头，话题很快就对上了路子。

两天之后，12月12日，肯尼亚乌呼鲁体育场旗声喧天。来自七十多个国家的代表齐聚一堂，参加庆祝肯尼亚独立的升旗仪式。陈毅站在观礼台上，看着新国旗在晨风中缓缓升起。对他来说，这升起的不只是肯尼亚的旗帜，也是新兴民族国家在世界舞台上集体抬头的一面旗。

肯尼亚行程结束后，12月14日清晨，陈毅乘专机离开内罗毕，飞赴开罗，与即将抵达的周恩会合。两人会合后，非洲多国之行才算真正进入“联合行动”阶段。这里有一个细节，颇能体现中国方面的态度：出访前，周恩来在代表团内部会议上反复强调，这趟访问“主要是交朋友、学东西，多听一听，多看一看”。语气平和，却带着明确的方向感——不是去指点别人，而是去平等往来。

第一站定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也就是当时的埃及。这并非偶然。埃及是最早同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国家之一，在反殖民、反霸权的问题上，与中国有着许多共同话题。1964年12月下旬，代表团在这里停留数日，与当地领导人进行了多轮会谈，涉及政治支持、经济合作，也包括亚非国家如何在国际事务中发声。

在埃及访问期间，双方气氛融洽。对方明确肯定中国在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上的立场，而中国方面则表示愿意在国家能力范围内提供帮助。不得不说，在当时那样的国际环境下，能有这样的政治互信，本身就不容易。

12月21日，代表团离开埃及，飞往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在1962年才独立，经历了长达八年的血腥独立战争。这个国家对中国的态度，带着一种发自内心的亲近。为了表达友好，阿尔及尔市内专门修建并命名了一条“北京大街”。街名看似只是一个符号，背后却是政治站队和情感认同。

周恩来、陈毅特意前往这条街参观，与阿尔及利亚领导人在街上合影。之后，当地旅游部门在一家有名饭店设宴招待中国代表团，并请陈毅题字。陈毅挥笔写下“中国阿尔及利亚友谊万岁”，这八个字简短，却准确传达出当时两国关系的定位——战友式的友谊，而不是单纯的贸易往来。

从这一段旅程看，中国走进非洲，并不是出于一时兴起，而是有明确路线和节奏：一方面是历史渊源较深、政治立场接近的国家，另一方面是刚刚独立、正在寻找国际伙伴的新政权。通过一国一国走访，联系一点点加深，为之后更大范围的合作打下基础。

二、摩洛哥王宫里的针锋相对与“共同语言”

1964年12月27日，中国代表团抵达摩洛哥首都拉巴特。相比阿尔及利亚那种“并肩作战”的情绪，摩洛哥的政治环境、历史传统稍显复杂，既与西方有长期接触，又在独立后保持一定程度的保守与谨慎。也正是在这里，发生了那场颇具意味的“餐桌交锋”。

当天，摩洛哥国王哈桑在王宫设盛大宴会欢迎中国代表团。按当地习俗，宴会采用地道的阿拉伯抓饭和传统菜肴，场面隆重。哈桑国王亲自陪同，几位重要大臣分坐两侧。气氛起初非常热络，礼节性寒暄之后，很快进入实质性交流。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年轻的声音插了进来。那是国王的弟弟，年约十九岁的亲王。这个年纪，说年轻气盛也不为过，他一上来就直接谈到中国的对外政策，语气甚至有些尖锐。他说，中国这样的国家，对外政策似乎太强硬，一个大国不应当这样行事。

这一番话一说出口，旁边陪同的几位摩洛哥部长立刻紧张起来，纷纷给亲王使眼色，生怕他触碰外交禁忌。按常规，正式宴会场合，尤其面对重要客人，王室成员很少如此直接批评对方政策。

现场气氛短暂凝滞了一下。按照一般人的反应，完全可以选择一笑带过，或以客套话岔开话题。但陈毅并没有回避。他看着这位年轻的亲王，反而表现出一种颇为欣赏的态度，耐心解释起中国的外交立场——强调中国反对的是殖民主义和霸权，不是针对某个普通国家，中国希望大国、小国一律平等，希望新兴国家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

有细节回忆这样描写当时的气氛：亲王言辞激烈，陈毅却语速不快，话说得很直，却不带火气。对话持续了一阵，从冷战格局谈到不结盟运动，从新兴国家在联合国的地位谈到中国与亚非国家的共通处。年轻的亲王时而反驳，时而点头，桌上其他人则基本保持沉默，静静听着。

宴会将近结束时，这位亲王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元帅阁下，我还年轻，而你很有名望，经验很多。我说的话要是有不对的地方，希望你不要见怪。”这句话带着礼貌，也透出几分真诚，显然，他意识到自己的直接可能有些冒犯。

陈毅听后笑了笑，回答很干脆：“你愿意跟我讨论问题，我总是高兴的。我很喜欢你坦率的讲话，我们之间还是有共同语言的。”这一句“共同语言”，不是简单的场面话。放在当时，意义颇耐人寻味。

所谓“共同语言”，并不是指立场完全一致，而是在关键问题上能从对方经历中找到共鸣：摩洛哥经历过殖民统治，中国经历过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摩洛哥在争取独立的过程中面临大国博弈，中国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也在复杂格局中寻找立足点。年轻的亲王虽然对中国政策有所不满，但他所在的国家，同样需要面对如何在大国之间保持自主的现实问题。

周恩来、陈毅访问摩洛哥期间，哈桑国王表现得非常热情，多次设宴款待，安排会谈，话题既包括双边关系，也涉及地区局势。有一次谈话间，哈桑提到摩洛哥名城丹吉尔的历史，说起这座城市在多国势力角逐之中的特殊地位。

陈毅听后很感兴趣，提到年轻时在法国留学，就听说过丹吉尔，一直想去看看，却始终没有机会。哈桑当场表示，可以安排专机送陈毅去参观。12月29日，陈毅乘坐国王的专机前往丹吉尔，算是了结了自己年轻时的一个心愿。

这一段看似轻松的插曲，藏着两层意味。其一，摩洛哥方面在礼遇规格上诚意十足，这说明在青年亲王那场“交锋”之后，双方并未出现不快，反而增进了理解。其二，中国领导人在外交活动中，并不只是机械地应对会议和文件，而是真实地关心对方国家的历史与文化，这对建立长久关系非常关键。

从摩洛哥回看那句“共同语言”，可以发现，中国在对非外交中一贯强调的，不是简单的利益交换，而是共同命运感。对于刚刚摆脱殖民统治的国家而言，这一点格外重要。

三、突尼斯、加纳等国：质疑、信任与生死考验

从摩洛哥启程后，中国代表团继续向西北与西部推进。1965年1月初，当飞机在北非上空穿云而行时，目的地之一突尼斯，事实上还没有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1965年1月9日，代表团抵达突尼斯。当初的安排，本只是技术性经停，给飞机加油。然而落地之后，情况出现了耐人寻味的变化。当地方面表现出极高热情，主动邀请中国代表团对突尼斯进行访问，短暂停留顺势升级为正式活动。

突尼斯总统专门设国宴款待。场面隆重之余，总统在宴会中却抛出了几个尖锐问题，直指中国的外交政策。语气不算咄咄逼人，却十分直接：既关切中国与大国的关系，也关注中国对亚非事务的态度。

坐在对面的是周恩来。面对质疑，他没有回避，没有急于给出套话，而是一条一条予以回应，阐明中国在重大问题上的原则：不干涉别国内政，支持民族独立，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会场内的气氛，从一开始的试探，慢慢转为认真思考。

从后来突尼斯方面的反应来看，总统对这番解释相当认可。很快，第二天，突尼斯宣布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样快速的决定，在外交史上并不多见，足以说明那场宴会交流的重要性。

中国代表团离开突尼斯时，当地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规模远超一般礼节。这一幕背后，有一条清晰的逻辑：面对疑虑，中国不靠高压，不靠讨好，而是用稳定而清晰的立场去争取信任。长期来看，这样的方式更牢靠。

告别北非，中国代表团转向西非。1月11日，代表团抵达加纳首都阿克拉。加纳总统恩克鲁玛是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政治上颇有理想主义色彩。但就在中国代表团访问前几天，他遭遇了一场刺杀。

那次刺杀发生在加纳国内一处公开活动中，恩克鲁玛受伤，他的卫士长当场丧命。事件之后，加纳国内局势骤然紧张，政治气氛明显收紧。考虑到总统安全，恩克鲁玛搬入海边的克里斯城堡居住。

这座克里斯城堡，建于17世纪，被丹麦商人用来贩卖奴隶。城堡地下的地牢，曾长期关押被贩卖的非洲人，等待被运往彼岸，成为完全失去自由的人。可以说，这座城堡本身就是殖民与奴隶贸易的冷酷见证。

在这种气氛中，中国代表团依然按原计划前往访问。但考虑到安全问题，周恩来、陈毅主动提出，无需恩克鲁玛亲自到机场迎送，更不必到宾馆进行礼节性拜访。飞机一落地，两人直接前往克里斯城堡拜会总统。

会见过程中，恩克鲁玛向来客讲述了这座城堡的由来和那段沉痛的历史。地下地牢狭窄阴暗，曾关押成百上千名奴隶。在地牢中喘不过气的人，后来成为跨洋奴隶贸易数字中的一串冷冰冰的数字。

站在这样的地方谈政治立场，情绪很难真正冷静。加纳遭遇刺杀事件后，国内外形势更趋复杂。恩克鲁玛一方面需要外界的政治支持，另一方面又必须谨慎选择伙伴。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代表团的到来，并没有给他增加额外负担，而是尽可能减少礼节压力，把重点放在实质交流上。

这次访问加纳之后，中国代表团又陆续前往马里、几内亚、埃塞俄比亚、苏丹等国。所到之处，当地政府与民众大多以相当热情的方式迎接，有的组织群众集会，有的安排传统歌舞表演，也有的通过媒体大篇幅报道。

值得一提的是，代表团每到一国，都尽量深入了解当地情况，而不是只停留在会谈室里。对非洲国家而言，这种态度尤为重要。他们刚挣脱殖民束缚，对外界既有期待，也有戒心。能否建立起那种“不是来教训人，而是真心来往”的印象，对未来关系影响很大。

在这些访问过程中，不难发现一个共同点：无论对方是毫不掩饰地提出质疑，还是在政局不稳中小心接触，中国方面始终保持了一种稳健的节奏。既坚持原则，又不摆架子。这种做法，让许多非洲领导人感到相对踏实。

四、索马里收官：六小时报告与长远布局

1965年2月1日，中国代表团抵达此次非洲之行的最后一站——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两个月的奔波，行程跨越多个国家，节奏紧凑，任务繁重。能坚持到最后一站，体力与精力都要经受不小考验。

在索马里访问期间，陈毅特意抽时间前往中国驻当地使馆，看望长期驻守在非洲一线的工作人员。对这些身处海外、条件相对艰苦的外交人员而言，能在工作地见到国内来的主要领导，自然意义不同。

就在使馆里，陈毅做了一场长达六个小时的报告。他从这次访问的全过程说起，一国一国地梳理同各方接触的情况。既讲到对各国领导人的印象，也讲到当地民众的态度，更谈到了对非洲形势的新认识与思考。

据参与者回忆，这场报告并不是简单的旅行见闻，而是带有清晰逻辑的总结：哪些国家在加快摆脱殖民影响，哪些国家在处理内部矛盾，哪些国家在大国夹缝中寻找平衡；中国与他们可以在哪些领域合作，又在哪些问题上要格外谨慎。这些判断，后来在中国对非洲政策的制定中，都产生了重要作用。

不得不说，这种当场归纳、及时反馈的做法，很符合当时中国领导人在重大行动之后的工作习惯。不是等到回国再整理文件，而是在一线就开始提炼经验，让驻外人员尽快把握新的形势与方针。

2月4日，代表团从摩加迪沙启程回国，持续两个多月的非洲访问画上句号。从时间上看，这次访问跨越了1964年年底到1965年年初，行程之长、国家之多，在当时的中国外交史上并不多见。

这一趟走下来，中国与非洲各国之间的关系明显加深。到1965年，与中国建交的亚洲、非洲国家已经达到三十多个。这组数字的背后，是一场一场会谈，一次一次握手，也是一个个细节堆起来的信任。

回过头来看，无论是肯尼亚独立庆典的升旗时刻，还是阿尔及利亚“北京大街”的合影；无论是突尼斯宴会上的当面对质，还是摩洛哥王宫中那位年轻亲王的喋喋不休；再到加纳克里斯城堡里对奴隶历史的沉重追忆，以及索马里使馆六小时的深入报告，都在共同指向一个事实——在那个并不平静的年代，新中国通过一步步扎实的行动，让越来越多的亚非国家愿意把它当作可以信赖的朋友。

“我们有共同语言”这句话，说出口时是在拉巴特的王宫之中，听上去似乎只是几句客套。然而从更长的时间线来看，它恰好点出了中国与非洲国家交往的核心所在：共同的反殖经历，共同的独立诉求，共同摆脱被支配命运的愿望，让彼此之间的话，并不只是外交辞令，而是能够产生真实共鸣的交流。

后来，中国与亚非国家的关系不断发展壮大，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已经形成一张较为完整的友好网络。这张网络并不是一夜之间出现的，而是由这样的访问，一点点织就。许多细节可能被时间掩去，但那一代人付出的心力与耐心，却清晰地刻在历史进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