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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边界的划定是国际关系中长期未决的问题，不仅受到现代国际法的影响，更深受历史遗留与民族认同的制约。

然而，一块明朝的信符和一块唐代碑刻，两块文物共同指向麦克马洪线，关于印度边界，历史文物给出了答案。

中国学者高志凯在电视辩论中，一句“我们也能沿恒河划线”的言论，引发印度的强烈反应，印度网民疾呼“西藏当属印度”，甚至部分中国学者也暗贬高志凯的“恒河线”过于随意。

如今真实的文物史料，同时指向恒河流域时，谁还敢说中国在这里没有的资格与此评说？

麦克马洪线与近现代边界争端

1914年，英属印度政府在没有获得中国政府承认的情况下，单方面勾画了麦克马洪线，使印度获得了藏南大片土地。

西姆拉会议及后续文本可以看出，英国殖民当局对边界的规定，完全服务于自身利益，忽视了当地民族与传统行政体系的实际分布。

麦克马洪

中国政府从未对这条分界线予以承认，认为其未经协商属于非法设定，现代印度却持续以此为基础，宣称对藏南等地拥有主权。

麦克马洪线成为中印边境多次冲突与谈判的核心问题。尤其自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双方民族国家构建加速，领土归属成为国家战略与舆论动员的重要议题。

古代治理与历史权属

实际上，麦克马洪线只是一百年前殖民体系的产物，在此前一千多年，喜马拉雅南北区域权属及互动，远比如今边界线更富变数。

唐朝时期，王玄策曾受命出使天竺，因天竺政权动荡，唐朝使团在西行途中受到袭击。王玄策通过和吐蕃、尼泊尔势力联合，组织兵力攻入恒河流域核心区，一举击败篡权领主。

这一历史行动常见于相关史籍和碑刻中，日喀则吉隆县出土的唐碑《大唐天竺使之铭》，也见证了这位非比寻常的外交官。

明代对南亚东北部的行政机制

明朝统一南方之后，逐步向西南边疆推进政权影响力，在原有土司、部族基础上，明中央设立三宣六慰等机构，对云南、缅甸至阿萨姆通道上各部实行间接治理。

明成祖多次派遣官员西行招抚，以信符、印章、冠带等形式，确立对地方权力的官方认可。底马撒宣慰司信符，就是这种政令文物中的代表。

底马撒信符，铜质鎏金，铭文清晰，除了中央“信符”二字外，明确标注受赐对象“底马撒宣慰司”，英国考古学家在印度阿萨姆傣族后裔家族中，发现的明代信符，直接证实了明朝，曾在此区域建立过行政关系。

相关西方学术通过对比民族迁徙、地理文献、族谱记载，将底马撒与布拉马普特拉河谷的迦车厘人、傣族迁徙族群一一对应。

历史文物的现实影响与未来边界设想

这些历史实物的存在，改变了以往“缺乏物证”的讨论局面，也推动了相关国际法学、历史地理学、民族学界对恒河界线的系统研究。

以恒河为界并非高志凯等专家虚构的理论设想，相反，这一主张可以被明唐政权历史统辖区域、考古实证物件、以及族群迁徙等真实历史共同支撑。

明清之际，随着清政府实行“改土归流”、英国殖民当局推行“分治”、各地族群流动受限，恒河线逐步淡出行政实际。但在民族、宗教、方言等结构上，该线依然是区域认同的自然分界。

多元历史叙事与今日政治现实

中印之间争议焦点区域，如藏南、阿鲁纳恰尔、阿萨姆，包括傣、孟、纳加等民族，都在历史上与中原、藏缅有密切互动史。

今日，全球范围内对历史边界的重新界定，越来越依赖多重证据链。实物证据所体现的治理权属变迁、族群流动、文化融合，为政治边界的法律认定、民族自决和多边谈判提供多元基础。

明代信符、唐代碑铭的发现，使得高志凯“恒河线”观点获得实物支撑，也使相关讨论回归至事实基础，推动中印边界问题的历史定位与现实抉择逐渐明朗。

信息来源于：观察者网 2025年6月7日 关于“高志凯：关于中印边界，是时候跟印度人讲清楚了”的报道

信息来源于：历史地理研究 2023年2期 关于“明代初期古剌诸土司地望问题新探”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