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汉城遗址的断壁残垣间散落着两千年前的瓦当碎片，其中松柏纹和梧桐纹的雕刻清晰可见。

实际上，植物在汉代文学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汉代人对植物的崇拜早已超越了现代人的想象，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一种政治理想。

汉代长安城的长乐宫曾遍植松柏，这是因为松柏与长寿、祥瑞绑定。

而汉代谶纬思想盛行，汉武帝封禅泰山时还曾经在泰山种了一棵五大夫松，以松柏象征王朝永固，松柏成为王权的象征。

皇家苑囿中也有长松巨柏、杂以木兰，表面铺陈苑囿壮丽，实则暗含松柏挺立于天地，如帝王统御万方的隐喻。

这种象征在东汉达到顶峰，刘秀定都洛阳后在南宫前种植双柏，将松柏的形态与君臣关系直接关联。

而梧桐在汉代被称为灵树，在汉代演变为王权神授的符号，刘邦建立汉朝后，民间流传“梧桐生而凤凰至，高祖起而天下归”的童谣。

从此梧桐就象征着帝王诞生，更值得注意的是，梧桐落叶的特点也被赋予天命循环的含义，梧桐落而天下知秋。

汉代帝王常以梧桐落叶作为调整政策的祥瑞信号，汉元帝时期就因长安梧桐提前落叶，下诏减宫人、省苑囿。

不过对于民间来说，芙蓉是永恒的主角。

汉代人在诗词中也常以芙蓉的清雅对比现实的浑浊，暗合汉代文人在乱世中的精神坚守。

芙蓉也时常出现在铜镜纹饰中，与仙鹤、瑞云组合形成清莲瑞鹤纹，反映民间对高洁生活的向往。

更值得注意的是，芙蓉的性别化象征在汉代出现，以芙蓉的纤柔比喻女性之美，李白也曾写成“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名句。

除了芙蓉，洛阳牡丹在汉代开始崭露头角。

汉武帝时期，皇家园林开始引种牡丹，这种富丽堂皇的花卉很快成为盛世气象的体现，牡丹的价格象征财富，更隐喻王朝的繁荣。

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学说，这种理念也使汉代文学中的植物象征具有了形而上的意义，成为文人托物言志最重要的选择对象。

东汉末年，社会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在此背景下《古诗十九首》应运而生。

在这部作品中，文人以百草的飘摇不定与松柏的刚健坚韧作对比，含蓄地讥讽世态炎凉，植物被文人当作批判现实的一种隐喻手段。

民间对于植物的象征解读更具生活气息。

在湖北出土的汉代帛画里，芙蓉常与西王母一同出现，此象征着长生不老，河南汉墓的画像石上牡丹与辟邪相联系，这体现出百姓对平安富贵的质朴愿望。

汉代也因此形成多种多样的植物纹饰，而唐代长安的牡丹纹锦、宋代定窑的莲花纹瓷，直至明清的松竹梅岁寒三友图，都能追溯到汉代植物象征的源头。

在汉代人眼中，每一株植物都是天地精神的具象。

例如松柏是王权与气节的化身，梧桐是天命与孤独的隐喻，芙蓉是高洁与柔美的象征，牡丹是富贵与繁荣的符号，这些都是中国人“天人合一”哲学的早期体现。

我们至今还在用松柏之志、出水芙蓉、国色天香这些词语，这些穿越两千年的草木早已超越了时代局限，成为中华民族理解世界、表达自我的独特语言。

或许，这就是汉代，不仅留下了草木的荣枯，更是一个时代对理想政治、富足生活的追寻。

参考文献：

《三辅黄图》

《汉乐府民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