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雅克研究了中国大半辈子,2009年就写了本《当中国统治世界》,那会儿中国GDP还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一,他却坚定认为:中国的影响力会远超西方想象。
不是因为军事实力多强,也不是因为经济规模多大,而是因为“它压根不是一个普通国家,是一个装在国家壳子里的文明”。
2009年金融危机正猛的时候,马丁・雅克的书在西方成了“禁书”般的存在。保守派骂他“替中国吹捧”,自由派说他“违背常识”。
毕竟那会儿美国还是说一不二的超级大国,谁能信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动摇西方主导的秩序?
但马丁・雅克不是信口开河。他18岁加入英国共产党,后来在《卫报》当副主编,却没变成“政治正确的传声筒”。
1993年第一次到中国,他突然想通了一个事:这里的人谈论“国家”时,眼里的光跟西方人不一样。
英国人说“我是英国人”,想的是女王和议会;中国人说“我是中国人”,想的是爷爷讲的三国故事,是春联上的毛笔字,是孔庙里的香火。
这个发现,后来成了他研究的核心。他发现,不光是他,还有两个西方顶尖学者也摸到了门道。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里早就说过:中国不是国家,是文明披着国家的外衣。这位哈佛教授研究了一辈子地缘政治,却在翻中国史书时愣住了。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文字时,欧洲人还在部落里打群架;等欧洲人终于搞出“民族国家”,中国已经用“中原正统”的逻辑换了十几个朝代,却始终没丢了文明的根。
基辛格更是把这话写进了《论中国》。他算过一笔账:从汉朝到清朝,中国在2000年里有1800年都是世界经济的“顶流”,GDP占比常年超过30%。
他表示:1840年到1949年那一百年,就像长江偶尔拐了个弯,终究要奔回大海。在他看来,中国人说的“复兴”,根本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崛起”,而是“把文明该有的样子找回来”。
万国来朝
去年有个热搜挺有意思:韩国学者说汉字是韩国的,底下中国网友晒出甲骨文照片——三千多年前刻在龟甲上的“雨”字,跟今天小学生写的几乎没差。这种文字的延续性,地球上找不出第二个。
马丁・雅克在复旦大学讲课时,总爱拿这个举例:古埃及象形文字成了博物馆里的符号,古巴比伦楔形文字早就没人认识,只有汉字从甲骨文活到微信表情包。这不是文字的胜利,是文明的韧性。
这种韧性,在改朝换代时最明显。元朝的蒙古骑兵把宋朝打趴下了,忽必烈却下令修《宋史》,还让儿子跟着儒生学“仁义礼智”;
清朝的满族八旗进了山海关,康熙皇帝亲自去曲阜祭孔,乾隆更是把《四库全书》编得比明朝还全。这些少数民族皇帝心里门儿清:想坐稳江山,就得认中华文明这个“正统”。
反观西方,罗马帝国当年横跨欧亚非,灭亡后连个像样的继承者都没有。现在的意大利人,跟当年的罗马人除了住一块,文化上早没关系了。
大英帝国巅峰时统治着全球四分之一的土地,可二战后说散就散,印度人学英语却信印度教,澳大利亚人唱着英国国歌却认美国当大哥。
马丁・雅克见过太多西方学者犯迷糊:他们总问“中国为什么不分裂”,就像问“长江为什么不逆流”。从秦始皇书同文、车同轨开始,“大一统”就不是政治选择,是文明基因。
想想看,中国有方言,有地域差异,但不管你是广东人还是东北人,写的都是方块字,读的都是“仁义礼智信”,这种骨子里的认同,哪是靠军队能维持的?
去年春节,有个外国博主拍了段视频:零下几度的夜晚,农民工在火车站裹着被子排队,就为了抢一张回家的票。底下有西方网友评论:至于吗?不就是个节日?
这正是马丁・雅克说的“文明认知鸿沟”。西方人过圣诞节,一家人围壁炉拆礼物,强调“个人快乐”;中国人过年,千里迢迢往家赶,图的是“全家团圆”。
这背后,是两种社会的基本盘不一样——西方社会像搭积木,以个人为块;中国社会像编竹筐,以家庭为筋。
这种差异,渗透在方方面面。
教育上,西方老师常说“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鼓励“质疑权威”;中国老师更爱讲“孔融让梨”,教孩子“体谅别人”。
不是说哪种更好,只是根源不同:西方文化带点“原罪论”,觉得人要靠自己赎罪;中国文化信“性本善”,觉得人要在集体里修德行。
外交上,这种差别更明显。郑和下西洋时,带着瓷器、丝绸走了大半个地球,没占别人一寸土地,还帮沿途国家修码头;可一百年后,英国舰队开到中国,带着鸦片和枪炮,签了不平等条约就划走香港。
马丁・雅克在演讲里举过这个例子:同样是航海,一个是“交朋友”,一个是“抢地盘”,这不是策略问题,是文明骨子里的东西。
社会治理上,西方靠“法律条文”管事儿,讲究“法无禁止即可为”;中国靠“人情事理”补位,老人摔倒了总有人扶,邻居吵架了居委会大妈会来劝。
有西方人觉得这是“不规范”,但马丁・雅克看懂了:中国的稳定,不是靠警察多,是靠“熟人社会”的默契。
family(家庭)这个词,在中文里能延伸出“家族”、“家国”,这种纽带强度,西方人很难理解。
有个细节挺有意思:联合国大厅里,各国国旗按字母顺序排,中国国旗上的“五星”,其实藏着文明密码。
大星代表党,小星代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合起来是“万众一心”,这跟西方国旗上的“家族徽章”“十字符号”完全不是一个路数。
马丁・雅克说,这就是“文明型国家”的生存智慧。近代以来,世界被“民族国家”这套体系框住了,中国也得穿这身“西装”,但里面的“衬里”还是中华文明的底色。
怎么体现?看“复兴”这两个字。
唐朝安史之乱后,国家乱得像一锅粥,唐宪宗搞改革,让天下重回正轨,史书不叫“宪宗开国”,叫“元和中兴”——“中兴”就是“重新兴旺”,潜台词是“我们本来就该这么强”。
宋太祖赵匡胤统一中原,不说自己“开创大宋”,反倒说“我这水平,比汉唐还差远呢”。这种“认祖归宗”的思维,在西方历史里很少见。
欧洲人建了新国家,总爱说“我开创了新时代”,恨不得跟过去一刀两断。
再看经济发展。这些年中国搞“一带一路”,在非洲修铁路、建医院,西方媒体酸溜溜地说“这是新殖民主义”。
但去过非洲的人都知道,中国工人跟当地人一起吃木薯,教农民种水稻,临走还留下技术;当年欧洲殖民者在非洲,修铁路是为了运矿产,建医院只给白人用。
马丁・雅克很直接:中国搞合作,带的是种子和图纸;西方搞扩张,带的是枪炮和枷锁。这是文明基因决定的,改不了。
这些年,西方总有人喊“中国威胁论”。他们拿着西方历史当镜子,觉得“国强必霸”——英国强了搞殖民,美国强了搞冷战,中国强了肯定也一样。
但马丁・雅克却认为:中国历史上什么时候搞过殖民?汉朝最强时,张骞通西域带的是丝绸,不是刀枪;明朝郑和下西洋,船队比欧洲舰队强十倍,却没在沿途建一个城堡。
他查过数据,中国现在的海外投资,70%都用在基础设施上,而西方发达国家的海外投资,70%都在金融领域——一个想着“一起修路致富”,一个想着“钱生钱赚快钱”,格局根本不一样。
基辛格也有过类似的观点:中国的目标不是统治世界,是让世界承认它的文明价值。
想想看,中国推“人类命运共同体”,讲“和而不同”,其实就是把老祖宗的智慧拿出来分享——两千多年前,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今天中国说“合作共赢”,骨子里是一回事。
现在世界乱成一锅粥:俄乌冲突没完没了,欧洲能源危机,美国银行倒闭……西方那套“赢者通吃”的逻辑,越来越玩不转了。
而中国这边,一边搞新能源,一边帮发展中国家建电站;一边搞5G,一边教非洲孩子用智能手机。马丁・雅克认为,这不是‘崛起’,是文明在发光。
当一个延续五千年的文明,学会了现代国家的运作方式,它能释放的能量,远超任何人的想象。
去年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上,马丁・雅克表示:西方总觉得自己的现代化是“标准答案”,但中国证明,现代化可以有不同解法。
其实也是,西方靠工业革命、殖民扩张走到今天,把“个人主义”“自由竞争”当成普世真理;但中国靠“勤劳节俭”“众志成城”,也走出了自己的路。
非洲国家学西方多党制,有的越搞越乱;学中国搞“五年计划”,反而稳住了经济。这说明什么?文明没有高低,只有不同。
中华文明最厉害的本事,是能把外来的好东西变成自己的。佛教从印度传来,变成了禅宗,打坐念经里加了“顺其自然”;马克思主义从欧洲传来,变成了“实事求是”,革命理论里融了“经世致用”。
现在搞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中国也不是跟着西方跑,而是琢磨着“怎么用技术让老人看病更方便”“让农民种地更省力”——这种“以人为本”的思路,还是文明骨子里的东西。
拿破仑当年说“中国是沉睡的巨人”,现在巨人醒了,但没像西方担心的那样“挥拳头”,而是在教大家“怎么一起搭积木”。
马丁・雅克总结:中国不可怕,可怕的是西方总用“国家博弈”的眼光看它。当你意识到它是一个文明,就会明白:它不是来抢座位的,是来把桌子做大的。
这大概就是中国最特别的地方——它穿着“国家”的外衣,骨子里却藏着一个文明的格局。看懂了这一点,或许就能明白:为什么它能在五千年里跌跌撞撞却始终向前,为什么它的“崛起”总能让世界眼前一亮。
更新时间:2025-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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