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一位老地下党从台湾带回百人名单，揭开了一个38年的谜团

1952年9月的一个夜里，厦门前线监听站捕捉到一段含糊的摩斯电码，值班员只听出几个名字，其中“刘光典”三个字格外醒目。彼时没人想到，这串电码要等整整三十六年才会真相大白。

监听记录被封存，相关卷宗在随后多年里辗转军委、公安部、中央档案馆，层层加盖“绝密”印章。随着时间推移，刘光典的名字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却始终被家属记在心头。刘家三个孩子一个比一个倔，尤其二儿子刘玉平，总嚷着“老爸不是叛徒”。可在档案里，刘光典就是“已变节”，结论冰冷无情。

要理解这份误判，得先说1949年那场匆忙的出发。那年春天，刘光典接到“去台湾开拓商路”的密电。暗语很简单——“茶叶两担”，意思是立即潜入，对接华北系统的最后一条情报线。他没带妻儿，甚至没把话说透，只留下一句“做点南货生意”，便乘船南下。

登录基隆港后，他依托药材买卖、茶叶转运的门面，把情报一批批寄回厦门。据后来的破案材料统计，一年内他至少发出十一次密件，全部用烘干茶样作遮掩。遗憾的是，第十二次没能成功。1950年春，蔡孝乾在嘉义落网。此人握有台湾地下党通讯网的多半线路。更糟的是，他扛不住审讯，只三天便写下长长一页名单，刘光典与百余同志赫然在列。

道破身份的后果立刻显现。台北保安司令部突击抓人，当夜就有数十名同志遇害。刘光典藏身山洞，坚持了四个多月，终因粮绝被捕。台湾方面对外放风：“忠勇之士，识破共谍，弃暗投明。”接着又刻意外流照片，营造“自首”假象。大陆情报链条被切断，再难核实内情，“叛徒”标签就此钉死。

1965年，刘玉平上中学，政审组把父亲卷宗拍在桌上，“自己看吧”。黑底白字的“叛变”让少年脑壳嗡嗡直响。可母亲王素莲却淡定：“你爸从没说过退路两个字，你信不信？”一句话把孩子从谷底拽起。从那年起，刘玉平逢人就打听，甚至托渔民带信到金门，一找就是二十多年。

1988年春，一位满脸皱纹、衣衫褴褛的老人踏进北京西城公安局门口。他叫杜纪民，曾用名“杜老五”，已在台湾潜伏半生。回到大陆，他把一张泛黄名单递给办案员，声音低到几乎听不见：“全给你们了，别让兄弟们白死。”名单上一百一十个名字，最下方正是“刘光典，代号青松”。

公安部当晚加班核对。很多线索早已尘封，但刘光典的记录却对上了：1950年5月被捕，9月牺牲，拒供。事实瞬间推翻旧结论。次月，解放军总政治部正式批复：刘光典为革命烈士，蔡孝乾系投敌叛徒。卷宗里那行“叛变”红字被划掉，换成“牺牲”。

消息传到大连旅顺的刘家小院，刘玉平已是花甲之人。邻居回忆，那天他只说了一句：“妈，爸回来了。”随后伏在门槛上，良久没抬头。身份洗清，他没申请任何补偿，只提出看一眼父亲的英雄证书。工作人员递过文件，他默默合上，轻声道谢。

不可否认，尘封三十八年的误会给一家人带来难以估量的心理创伤，也让一段宝贵的情报史长期模糊。更难得的是，名单背后的老同志们拼着最后一口气要把真相带回来。这股韧劲，与刘光典当年躲在山洞里硬挺一样，支撑着那条隐秘战线得以延续。

刘光典生前曾留下一句自勉：“做事不求留名，但求无愧。”字迹遒劲，写在一本破旧英文字典扉页。三十八年的风沙、误解、沉默，并没让这句话褪色。名单带回，大案平反，尘埃落定，人们终于明白，那串1952年深夜截获的电码为何如此执着地提及他的名字——因为信任从未中断，只是晚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