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尼泊尔，一个婆罗门运用毛主席思想，丛林游击战革命成功

2006年4月24日清晨，加德满都的环城大道上弥漫着湿冷的雾气，街角的茶摊刚升起灶火，远处却传来密集而急促的口号声。成千上万的示威者围向王宫正门，要求结束国王贾南德拉的专制尝试。一名老工人抬头看着王宫旗杆，突然感到那杆子已摇摇欲坠——他不知道，此刻躲在深山里的普拉昌达正通过暗线关注着城市局势，一场决定尼泊尔命运的合流正在逼近。

镜头往回推二十年。1986年，30岁的普拉昌达在奇特旺一所破旧教室里给学生讲完作物病虫害，就匆匆骑车赶赴另一场秘密会议。种姓制度下，他是婆罗门，却穿着打了补丁的卡其衫。村里的老人常说婆罗门命好，可普拉昌达盯着贫苦邻居的稻田时，只看到剥削的影子。那一年，尼共内部又一次因为“要不要同资产阶级政党合作”争得面红耳赤，普拉昌达索性拉起“火炬多数派”，把路子指向毛主席的人民战争。

半封建、半殖民，是他给尼泊尔贴出的标签。山地、河谷、不同语族与110多种方言，将三千万人口切成碎片。碎片里，婆罗门与刹帝利高高在上，贱民只能给人背行李。对底层而言，议会演说像喜马拉雅顶端的飘雪——看得见，摸不着。于是普拉昌达决定把革命的重心搬进罗尔帕县的密林，从那里写出自己的路线图。

1996年2月13日夜，山风吹得火把噼啪作响。不到一百二十名游击队员，只有两支老旧短枪。他举起地图，用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思路对照尼泊尔的地形，“同志们，枪杆子里出政权！”一句低声却掷地有声。对话很短，却点燃了在场青年的全部热情。

短短半年，罗尔帕县爆发五千起小规模袭击，警察哨所成了“武器补给站”。游击队借助缴获的步枪成立了“人民政府”，设法自炼炸药、开设学校、发行自己的临时货币，并在路口发放路条。外界讽刺那是“山大王的乌托邦”，可贫农们第一次有了说话的法庭，于是主动为队伍放哨、供粮。农民和学生的加入让人数迅速过万，到2000年已影响半个尼泊尔。

政府开始“围剿”。美方更是划拨两千万美元军援。高原密林里，M16和李·恩菲尔德对准自制的土枪；卫星定位却找不到指挥部，因为普拉昌达从不在同一处宿营两晚，每名领导人限定一部专线电话，只对接一名特定联系人。敌人抓不到影子，只能在山谷里反复搜索弹壳。

2001年，尼泊尔王储制造王宫血案，王室信誉坍塌。贾南德拉随后宣布解散议会，企图重回独裁。城市的愤怒与山里的火种这才真正汇流。七党联盟向丛林发出密信，请求共同反对王室。普拉昌达在密林召开会议，提出“枪杆子、选票、街头三结合”的普拉昌达道路。对外，他同意停火谈判；对内，游击区仍旧训练新兵，随时准备再度开战。

2006年4月，七党联盟与毛主义者的联合运动把加德满都推到沸点。政府试图戒严，却发现军警不敢随意开枪，因为部分士兵的家乡已在“人民政府”控制区。国王被迫让权。11月，双方正式签署全面和平协议。十年战争以约15000人伤亡收场，却也带来君主制的终结。

2008年4月制宪会议选举，尼共（毛主义）拿下第一大党席位。普拉昌达入主总理府，办公桌上摆着擦得亮堂的毛主席铜像，脖子系着一条早已泛白的红领巾——那是他在罗尔帕时期留下的唯一“私人财产”。透过窗户，他可以俯瞰整座山城，但新问题比群山还高。经济落后、派系林立、旧官僚体系盘根错节，执政的考卷比丛林斗争更难。两年后，他在军队改革问题上与其他政党僵持，仓促辞职。

此后十余年，尼共（毛主义）、尼共（联合马列）与多支左翼小党不断分合。毛主义者从掌舵人退到“关键少数”，尼泊尔政治陷入漫长的拉锯。有人讥笑普拉昌达“革命半途而废”，也有人坚持认为，没有那十年人民战争，尼泊尔仍在王室阴影下喘息。

有意思的是，尼泊尔军方学院的战术课依旧要研究毛泽东的游击战原则——山地国家别无选择。政府文件也保留土地改革与种姓平等条款，只是执行速度远低于预期。

普拉昌达在最近一次公开演讲中坦言，尼泊尔的改革像是跨悬崖的索桥，“走得慢，总比掉下去好”。句子并不振奋人心，可在距离首都三百公里的罗尔帕，依然能看到“人民政府”时期修筑的小学，土墙已经斑驳，黑板上却写着英语和尼泊尔语双语拼写。

试想一下，如果当年没有那支只有两条破枪的队伍，今天的罗尔帕或许仍是地图上的塌陷角落。婆罗门出身的普拉昌达，用毛主席的思想在喜马拉雅南麓复制了一场现代游击战，并让种姓制度的藩篱出现裂缝。这裂缝未必足以立即推倒旧墙，却足以让光线透进来。

尼泊尔的未来仍在变数之中。山风会继续吹过罗尔帕的森林，也会吹过加德满都的议会穹顶。毛主席诗里的“雄关漫道真如铁”被普拉昌达翻译成尼泊尔语，贴在自家书房的墙上；下一句“而今迈步从头越”，仍等着他和同僚们给出真正的注解。